卓希惠
（福州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先秦两汉至唐宋，古文创作在篇章布局、结构安排、行文节奏、修辞手段等多方面积累了非常宝贵的创作经验，如刘开所云：“故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
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1]卷4在宋代散文大家中，若论叙事水平与能力，当以欧阳修为最，其文结构剪裁有法，多得史传叙事之长。欧阳修自云：“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2]971自觉以司马迁《史记》作为创作范本。艾南英云：“传志一事，古之史体，龙门而后，惟韩、欧无愧立言。观其剪裁详略，用意深远，得《史》《汉》风神。”[3]卷5认为欧阳修深得《史记》《汉书》等史传文叙事结构技法之真髓，能做到合理剪裁、详略得当且蕴含丰富。的确，欧阳修非常重视散文结构与章法安排，目前学界甚少以欧阳修散文结构艺术作为独立的关照对象，或稍有论及，但尚欠具体、深入，学人往往在研究欧阳修散文主体艺术风格“六一风神”时，间接涉及欧阳修散文结构艺术的某些方面①如刘德清《欧阳修论稿》概括“六一风神”艺术风格特征时谈及欧阳修散文“纡余委备，顿挫抑扬”的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3-264页）；
韩国学者黄一权《欧阳修散文研究》一文阐述了“六一风神”在叙事技法上，有裁节有体、章法巧妙、结构严谨等特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9-167页）；
马茂军《宋代散文研究》认为欧阳修散文“六一风神”内涵的呈现，离不开议论与叙事的融化、剪裁，观点的含蓄表达，章法上的回顾照应，起伏波澜，叙事人物的宾主搭配等等（中华书局，2008年，第32-43页）。，这既为本选题的展开提供了研究基础与前提保障，也为本文之“新探”留下了一定的深入研究空间。笔者梳理欧阳修散文不同文体的创作，探其结构要义：或紧扣“主眼”，凸显主旨；
或虚实相生，手法多变；
或抑扬跌宕，迂徐曲折；
或层递照应，章法谨密。皆可成定法，为后人学习之典范。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作品文本的细读精析及文献的爬梳剔抉、参互考寻，以丰富的例证与阐述、细致的文献梳理与文本剖析，更为具体而充分地予以论证，以期对欧阳修散文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行文紧扣“主眼”，凸显文章主旨，既是古文家创作之要义，也是欧阳修散文结构艺术的首要特点，但欧阳修善于结合记叙、抒情、议论等不同表现手法的运用，使其文呈现独有的个性特点。在记体文写作中，欧阳修往往围绕关键字眼，组织篇章结构，寓议论于叙事之中，凸显主旨。如《岘山亭记》全篇涉及三个人物均围绕“垂名”来展开，如开篇即以“名”带出岘山因以得名的羊祜、杜预，写两人都汲汲于“名”分，后文又写到当今襄阳知府史中辉，在感慨嗟叹中，暗含对史中辉求名的批评之意。全文以“名”作主眼，写人物之求名与留名，章法有跌宕顿挫处，有从容疏放处，也有翻笔，有呼应，行文宕逸神隽、疏放妍妙。如朱宗洛所云：“通篇以‘名’字作骨，入手从岘山之有名，跌起叔子、元凯，随把两人功业轻轻安放，紧紧将后人思慕两人意，吊起‘名’字，此行文最紧凑处。”[4]卷下《丰乐亭记》则以“丰乐”为主眼，“铺张丰乐之意”[5]，也是议论与叙事相结合。文章以滁地曾遭五代干戈之乱衬显宋世政治承平、社会安定、百姓和乐的“丰乐”主旨。储欣云:“此‘丰乐’二字，直以五代干戈之滁，形今日百年无事之滁，是治不忘乱也。”[6]卷5此外，作于西京留守推官任上的《游大字院记》。全文不记大字院之来历、风景等，但以“游”为中心，记游时之情景，“通篇章法全在‘游’字，前后布置，层次井然，一丝不乱，一结尤去路悠然”[7]24。可见，在记体文中，欧阳修常将记叙与议论相结合，围绕对象的某一主要特点，或以“名”、“丰乐”，或以“游”等关键字眼为主旨，生发议论，发表看法，阐述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
欧阳修序文写作也常以“主眼”为线索，贯穿全文，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尤其擅长抒发盛衰聚散之情。如《释祕演诗集序》，先写自己游京师，结交胸怀大志却不为世用的奇士石曼卿，后因曼卿又结交遗落世事、隐于浮屠的奇人释祕演。全文以“奇”为“主眼”，求奇士、写奇人、高奇品、称奇行，此外写山水亦奇特，如此，文章风格自然就显得疏宕而有奇气了。储欣云：“‘奇’字作骨，又用‘盛’‘衰’二字生情。”[8]卷11朱宗洛亦云：“通篇总以‘奇’字作骨，而奇者必不合于中，故扬中寓抑，此欧阳修最善用意处。”[4]卷下在写奇、传奇之中，欧阳修历叙人物之盛衰变化，以此兴感：“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余亦将老矣”，“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2]611。过珙云：“通篇妙以宾主陪衬夹叙，而以‘盛’‘衰’二字为眼目，映带收束。”[9]卷8作者既赏其“奇”，又复见人物之“盛衰”，“奇”与“盛衰”相互交错、结合，不断深化着主旨。《集古录目序》中，欧阳修反复说明铭文、碑碣和法帖得之不易，叙己集古之艰辛过程以及集古之目的、意义与价值。文章以嗜古好古、欲穷力聚之为宗旨，阐发物好力则聚、不好不力则散的体悟与理解，“通篇以寻“好而有力”四字立一篇之议论……通篇只此四字立论”[10]卷3，“以‘聚’、‘散’两字为眼”[11]。可见欧阳修的赠序和题序都长于在叙述中融入感触，兴发对人、事、物盛衰聚散的感慨与嗟叹，“盛”“衰”“聚”“散”等便构成欧阳修序文中的关键字眼，这是多于情、深于情的欧阳修在散文创作中的自然情感流露。
碑铭墓表的写作则以关键字眼概括人物生平，以此为中心组织思路，在记叙之外，尚有描写、议论兼抒情。如《黄梦升墓志铭》记同年进士黄注人生之坎坷与不幸，文章以“意气”一词形容摹写对象，颇见人物风采，何焯云：“尤以文章‘意气自豪’，通篇以此四字为眼目。”[12]684《石曼卿墓表》哀悼挚友石延年，文章以“‘负奇’、‘难合’等句作骨”[13]卷62，既写其“奇”与“才”，又以“与时不合”为文章眼目，围绕曼卿之有才不遇展开。林纾云：“通篇以‘不合于时’四字为干，唯其不合，故世人不知其才之可用。”[14]348欧阳修为父作《泷冈阡表》时，距父欧阳观去世已六十年。文章开首即言“非敢缓也，盖有待也”，当谓等待自己功成名就、祖上有了封诰，方作此墓表以慰先人。阡表以“待”字为眼目，为父之待己、母之待己，又以己后之有为有成回应父母之“知”与“待”，林纾云：“通篇主意，注重即在一个‘待’字，佐以无数‘知’字。”[14]352唐文治亦云：“此文首段总冒以‘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一句，引起‘能养’、‘有后’二意。”[15]卷1总之，文章以“待”为主眼，带出父亲生平，记叙兼感慨，尽显亡父对儿子的深情。综上可见，欧阳修所作碑铭墓表，或紧扣对象特点，如黄梦升之“意气自豪”、石延年之“奇”与“不合于时”，或围绕某一独特视角如“待”与“知”，形象生动地传达出墓主的风貌神气，使人如亲眼所见，形象生动而传神，真可谓得司马迁史传人物之风神。
欧阳修从长期的写作实践当中，掌握了艺术的辩证法，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绝不平均用力，而是充分发挥虚实相生的妙用，以少胜多，以生化熟，变化无穷。如记体文的写作，欧阳修有时并未亲历其地，但作者或按图考言而得其景象，或纯凭想象，或故避熟俗，“从虚处生情”[16]卷2，独出机杼，意在创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避开实景描写，以客形主，以他物衬起中心景物，以虚生实。如《有美堂记》的写作即是如此。嘉祐二年(1057)，梅挚出任杭州知州，在山上建造了一座堂，取仁宗赐诗首句“有美”二字为名，梅挚对这座有美堂十分喜爱，离任后仍眷眷难以忘怀，乃派人至京城去请欧阳修作记，“其请至六七而不倦”，终于感动了欧阳修，为之作《有美堂记》。从欧阳修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所云“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来看，他并未到过有美堂，所以在具体写作中，有意避开对有美堂景物的正面描述，将对象放在五代以来历史兴废治乱的背景下，巧妙地采用层层衬托、层层比照的写法，衬托出杭州得天下之美，而有美堂又得杭州之美的主旨。文章书写灵活、笔法多变、纵横交错，横写用衬起之法以金陵衬出钱塘，凸显中心景物；
纵写以往昔之乱与废衬出今日之兴与盛。全篇避开实景描写，以虚景成文，以虚成实，既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遐思空间，又风姿摇曳，神韵满溢。
二是避开实事叙写，以议为叙，虚实相合。《释惟俨文集序》以感慨和议论代替叙事，不叙文集，只叙交游，又不叙交游实事，只发议论，为以虚运实之法，“皆是无中生有，凭空结撰出来”[10]卷3。《释祕演诗集序》则是叙事、感慨相结合，开篇不直接说作序，也不直接点出诗集作者，而是由友人曼卿之奇，引出祕演之奇，由曼卿之才与不遇，引出祕演之才与不遇。通篇写交游，却不实写其事，重点在抒发今昔盛衰之感，“一起先作一番虚写，企想必有其人；
第二段方作实写，先出一个石曼卿，却是陪引”[10]卷3，皆是以虚入实，融感慨、议论于叙述之中，使行文富于变化，令人回味。《思颍诗后序》中，第一段、第三段是实写思颍，第二段是虚写思颍，也是虚实相间，如此“两番实写间一番虚写，便令文字不板重”[10]卷3，而“风韵自在”[17]卷47。有些墓志碑铭略于事实叙述，多于兴感，这有时是一种策略，如林纾所云“凡铭志中事实不多，不能不驾空；
驾空须就当时全局发议，出以抚今追昔之语，读者方不能率然舍去”[14]355。欧阳修为张子野作墓志铭，极少涉及传主本人事迹，“用驾空，似空中有实”[14]359，即于今昔盛衰之间往复慨叹，回味无穷。此外，《祭尹师鲁文》也略于叙述师鲁事迹，而是以哀婉感愤的笔调，颂师鲁磊落之致，抒己悲怆之思，以感慨、议论代替叙事，亦为尚“虚”之典范：“叙事全用议论驾过，笔笔凌空”[18]785，“尤能善用虚字”[19]56。《石曼卿墓表》“从虚见实，惟永叔能之”[10]卷4。由上可见，或以感慨，或以议论，或以感慨、议论相融，替代叙述，从虚处生情，由虚处传神，令人遐思，又情韵悠长，确是欧阳修文章富于风神的一大特色。
三是抚今追昔，抒发盛衰兴废之感，运实于虚。同样写山水之景，欧阳修与柳宗元的写作角度是不同的，柳宗元往往“从实处写景”，而欧阳修则处处“从虚处生情”[20]516。这当中有由今之兴而忆昔之废者，如《真州东园记》。此为应人请求而作的园林记，与有美堂一样，欧阳修并未亲临其地，全凭间接材料写成。文章由东园今日之兴盛追溯往昔之荒凉，俯仰今昔之际，情思跌宕，笔法灵动。林云铭云：“不但写得已画，并写得未画，不但写得已言，并写得未言，即躬历亦不过此，此布局之巧也。”[21]二编卷7有由今治而思昔乱者，如《丰乐亭记》。文中既有简洁精炼的丰乐亭美景的正面实写：“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2]575，更有对五代至北宋滁地治乱兴废往事的追忆与议论，以及从中流露出浓重历史沧桑感，此为虚写。整篇文章“将实事于虚空中摩荡盘旋”[22]1623，有实有虚，以虚为主，虚处生情，甚得“风神”之美。再次，也有由今之兴而思未来之盛者，如《吉州学记》。作者由吉州今日学风之兴畅想未来定当更盛之场景，由今之实想未来之虚，也是运实于虚之法。此外，《秋声赋》不正面写“秋”与“声”，而于想象中形容摹拟：“一起先作一番虚写，第二段方作一番实写：一虚一实已写尽秋声”[10]卷4，“于空中想象形容，此实中带虚之法也”[4]卷下，更是一篇著名的以虚生实、虚实结合的典范文章。
由实入虚、以虚生实、虚实相生、完美结合，这一手法对于文章创作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它可以使构思与章法灵动变化，不板滞。如《思颍诗后序》。有实写，有虚写，不同角度的描写，使文章写法丰富多变，也更灵活巧妙。另外，墓表碑志及集序的写作，如果只有墓主事迹或文集情况的梳理与陈列，必然呆板枯燥，引不起读者阅读的兴趣，此时，或出以感慨，或以议论代替叙事，或感慨、议论、叙事三者相结合，如此，文章变得灵动活泼。其次，从虚处落笔，以虚生实，则是实际写作的需要。如《有美堂记》和《真州东园记》都是受人所托而作，欧阳修本人并未亲临其地，山水记文又是以摹状绘形为主要写法，以虚生实、虚实相生的写法是欧阳修避熟就生、扬长避短的创新之处，从中亦可见其巧妙的创作构思及杰出的创作才能。最后，运实于虚、虚处生情、虚处传神，使文章含蓄蕴藉，且空灵幽渺，情韵悠长。如《丰乐亭记》以史事低回唱叹、望古情深，故“流动婉秀，云委波属”[21]初编卷5，“褚墨之外，别有一种遥情远韵，令读者咏叹淫淡，油然不能自止”[23]，为人所称颂。
抑扬跌宕、回环曲折是欧阳修文章结构上十分突出的特点，它摆脱平铺直叙，使文章呈现出一种动荡之美，在时空中跌宕穿梭，充分体现出摇曳风姿。吕本中云：“文章迂徐委曲，说尽事理，惟欧阳修得之。”[24]600孙琮云：“欧阳修之文，大抵婉转委折，低昂尽致。”[10]卷1在记体文中，时常可见欧阳修行文曲折往复、回环层深之妙。《峡州至喜亭记》本为褒扬地方官员政绩的应制之文，其间却凸显荆江之险、行舟之难，也反衬地方官员为百姓造福的美德，回环曲折的结构平添文章波澜起伏之美，“此文字布置斡旋之法”[25]卷18。《有美堂记》以金陵、钱塘两地相比较，又经历史盛衰，复加议论层折，极迂徐袅娜，“多作曲折而无层累之迹”[5]，所以能笔妙古今。《樊侯庙灾记》“文不过三百，而十余转折，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17]卷21。文情起伏顿挫处，行文也随之回环婉转、曲韵悠扬。例如，《岘山亭记》是作者应襄阳知府史中辉之约所作，文章入题，不直接提及请写者史中辉，而从岘山因而得名的两个历史人物羊祐和杜预写起，重点写其求名，而名实难于不朽，暗喻今日史中辉欲求名之不可为，“抑扬唱叹”[26]卷1，“行文极宕逸之妙”[4]卷下。《丰乐亭记》写一亭而推及一地，又由目前安治之现状推及五代乱亡之历史，最后推导出今日天下安定、百姓和乐的原因，行文“由乱到治与由治回想到乱，一波三折”[22]1623，有“纡回百折”[27]卷32的章法之妙。可以说，纡徐抑扬、曲折顿宕的写作方法及行文特点，使写景叙事又复抒情的记体文，别有一种摇曳生神的风姿美。
在诗文集序和赠序中，欧阳修或因人发议、或由事论议，低昂顿折，跌宕伸缩，同样可见曲折回环之生花妙笔。《梅圣俞诗集序》借梅尧臣有才而不遇于时，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篇首以“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的反问句式开头，然后阐述“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文章至此，水到渠成地得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2]612的结论。之后方转入诗集序之主角梅尧臣，叙其不得志于时而长于诗，由此与上文“穷者而后工”的命题相应，事与理应，情融其中，“低昂顿折，一往情深”[28]400，“如曲终余韵，一唱三叹，不知其几回反复也”[10]卷3。《送徐无党南归序》意在劝勉徐生修身立行，开头先摆出儒家的“三不朽”观，接着驳去“立言”，继而再驳去“行事”，最后只剩“修身”，文章并不正面实说道理，而是援引“《诗》《书》《史记》所传”及颜回为例，又以感叹之语嗟怀士人片面追求立言以不朽的可悲，“通篇曲折最多”[11]。此外，《释祕演诗集序》“文境迂回曲至”[29]卷7“跌宕雄奇”[27]卷32，《读李翱文》“曲折感怆”[21]二编卷7，等等。
关于欧阳修碑志文抑扬顿挫的特点，钱基博说：“碑传之文，随事曲注，而工为提缀，跌宕昭彰。”[30]635如《江邻几墓志铭》，由墓主江邻几才华品德之赞引申到江邻几与苏子美的西京交好畅游，至子美贬死，交游零落，盛衰之际，不胜感伤。孙矿云：“只是悼亡意，作感慨调，抑扬顿挫，便有无限风致。”[10]卷1《祭尹师鲁文》以悲怆之思哀悼尹洙之亡，文章云师鲁“辩足以穷万物，而不能当一狱吏；
志可以狭四海，而无所措其一身”，“方其奔颠斥逐，困厄艰屯。举世皆冤，而语言未尝以自及”，极言尹洙人品学问志向之高远，而人生境遇却极其困顿，但尹洙豁达乐观，不为介怀。作者有感于师鲁之达观，希冀释己之哀怮，但终究无法释怀：“子能自达，予又何悲？惟其师友之益，平生之旧，情之难忘，言不可究。”[2]694行文曲折顿挫，几经转折，富于变化。《泷冈阡表》写父亲欲平反死囚冤狱，文中语凡数折：“求而有得”是一折，“不求而死有恨”又一折，“世常求其死”又一折。一段话语，竟凡三折，层层折进，如此逆折之笔但见父亲为吏之恪尽职守、宅心仁厚。《祭石曼卿文》“总在转换处、顿束处及开宕处见精神，故尺幅中有排宕百折之妙”[4]。
欧阳修史论文多学习、借鉴司马迁《史记》之抑扬动荡而别具风神，如陈衍所云：“欧阳修叙事……济以太史公传赞之抑扬动荡。”[22]1625关于著名的《新五代史·伶官传论》一文，沈德潜云：“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31]461刘大櫆云：“跌宕遒逸，风神绝似史迁。”[20]437皆道出此文宕逸摇曳的风神之美。不仅如此，其他史论文同样在抑扬顿折中寓无限风韵。如《新五代史·一行传叙》是分合抑扬，“详写五人，或合或分，或扬或抑”[10]卷3；
《新五代史·梁太祖论》是“议论得大体，而文殊圆转澹宕”[17]卷43。《新唐书·艺文志论》是“抑扬顿折，无限风神”[31]459。《新唐书·食货志论》是“论悉，文亦跌宕”[17]卷43。因此，在欧阳修笔下，记、序、碑表墓志、史论等文体，都呈现出抑扬顿挫的共同特点。所谓“跌宕多姿”[31]399，“扬纵伸缩”[32]，“文情复跌荡可喜”[33]955，“顿挫伸缩，无不自如”[14]64，“抑扬跌宕，绰有情致”[34]85等评语，难以胜数。
司马迁“善序事理”的才能也充分体现在章法的层递衔接和结构的谨严绵密上。对司马迁史传文结构艺术的学习，使欧阳修文章“承接变换，浑然无迹”[35]。在序、跋中，欧阳修频频使用递进层深之法，使文章连贯而浑成。《书梅圣俞稿后》就是一篇层层承接、步步递进的精工文字。文章前幅从音乐或可知或不可知过渡到惟善工能知之，从善工能知转接到世无善工，从世无善工推进到有善诗人，从有善诗人层接到梅圣俞，层次分明又井然。在赠序中，欧阳修也多采用层层转折递进的方式，引领读者深入其中。《送陈子履赴绛州翼城序》以作者见到陈子履的感受为线索，写到了六年之间的四次相见：“其始也，纯然气和而貌野。再见之，则道所学问，出其文辞，炜然有出于众人矣。又见之，则挟其艺以较于群士，而以其能胜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将试其为政于绛，而且力广其学……”[2]967作者每次见到陈子履，对方都有层递式的进步，进而引出议论，最后以感慨子履前后变化之大“有骇然者矣”作结。文章如垒塔，以陈子履的“进步”为线索，一级又进一级，紧扣主题，层层转折深入，充分地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关爱之情，也为后面议论打下坚实的基础。《释祕演诗集序》则从自己引出曼卿，从曼卿引出祕演，也是层层导引。
对写景叙事之文，欧阳修或层层累叠，或层层铺展，或层层应答，令读者有似移步换景，应接不暇。如《有美堂记》“看去却似无数重阶叠级”[13]卷60，“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17]卷20。《偃虹堤记》一篇可分作三段看，前段详记其作堤之缘由，中段赞美其作堤之利济，后段冀望其作堤久存而不坏，“层层应答”[13]卷60。《丰乐亭记》“抉引回环，一线穿定”[26]卷1，《李秀才东园亭记》“记东园，前幅极力抬出。如说地土僻陋，无物产，无人材，无园囿，皆是形出此亭”[10]卷3，也是层层托出，层层铺垫。墓表祭文在叙往事、抒哀情之时，也不是将事实与情感一览无余地直接叙写抒发，而是层层递进、层层相生、层层回应，使感情曲折含蓄、转折回旋。如《祭石曼卿文》就是层层递进地抒发情感的：“篇中三提曼卿。一叹其声名，卓然不朽；
一悲其坟墓，满目凄凉；
一叙己交情，伤感不置”[28]402，文情随层次结构逐渐加深。《泷冈阡表》在篇法上也是“逐层相生，逐层结应，篇法累累如贯珠”[9]卷8。此类文章结构上的层层递进与哀情悲思的逐步深化，互为表里，令人读之，感慨低回而不能自已。
《史记》《汉书》都以结构谨严绵密著称，司马迁《史记》是“曲尽周密”[36]461，班固《汉书》是“极其首尾节奏之密”[37]494；
《史记》以“风神”胜，《汉书》以“矩镬”胜，但都能做到规划布置，严谨完密，规矩法度贯穿其中。欧阳修文深受史传文章结构谨密特点的影响，也重视篇章内容的前后照应，使文章首尾圆合，结构绵密。归有光云：“凡文章前面散散铺叙，后宜总括大意，与前相应，方见收拾处。如柳子厚《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欧阳永叔《上范司谏书》皆缴应前意，可以为式。”[38]虽以《上范司谏书》为例，但实可视为欧阳修散文的总体结构特点之一。章法结构的巧妙安排，前后的呼应照管，也体现出欧阳修构思的细致与绵密。欧阳修辟佛崇儒，故为释作序文如《释惟俨文集序》《释秘演诗集序》，皆语不涉浮屠，既为释者作序又巧妙回避对方身份特点，而且文章主眼突出，线索分明，充分体现了作者构思的谨严与细密。林纾云：“门户既严，针线复密。”[14]66《送徐无党南归序》“步步照管，精神极其完足”[14]236。《夷陵县至喜堂记》“文字照应处得大体”[12]690，章法巧妙，浑融有体。《昼锦堂记》“崇议闳论，堪传不朽，而结构亦极精密”[39]56。《岘山亭记》构思严密，前后照应：“全在埋伏照应上，闲闲布置，忽双忽单，了无痕迹。末两句扫旧套作结，真化工大手笔。”[21]二编卷7《偃虹堤记》“逆来顺往之势，运用得精密变化，开后人布局无穷法门”[13]卷60。《与梅圣俞书》“因泉及山，因山及景，因景及作记作诗……思致周密”[7]24。不仅序记如此，碑志墓表的写作，也能宽严舒紧，严整有法，繁简有度，结构精密。《徂徕石先生墓志铭》提掇回顾，处处有情，“开合照应，尤极严密”[10]卷4。《尹师鲁墓志铭》仿《春秋》谨严之义例，褒贬善恶，“简而有法”，词约而法严，用意精深而严密。《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既写西京旧游之盛，又收摄通篇，与主旨“表改葬”相应，以见前后照管之周密。《泷冈阡表》叙细碎之事，却能熔铸成片，而不至散漫烦赘。《右班殿直赠右羽林军将军唐君墓表》“前后呼应，绵密无间”[19]32。欧阳修书信与议论文章观点鲜明，持论有力，起伏照应之处亦可见章法谨严绵密之妙。具体来看，《上范司谏书》前后收束照应，中间衔接自然，章法谨严完整：“前有总冒，后有总束，中有过脉，是其纪律森严处。”[4]卷下《通进司上皇帝书》“行文论事，纡徐详密”[13]卷57，因此“结构完密，自是经济大文”[10]卷1。《朋党论》前有道理阐述，后有史实例证，前后环抱，照应绵密，论证有力。余诚云：“起伏照应，尤见紧密。”[39]41《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观点鲜明，持论有力，“不特体裁严整，亦论事之极则也”[10]卷1。《本论（中）》为辟佛崇儒文章，贵在以理服人，持论得体，“文气极为完密”[10]卷3。此外，《论江淮官吏札子》是“处处谨严”[40]卷1，《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允书》是“前后关锁严密”[14]108，《答吴充秀才书》“情文周匝，极谋篇之胜”[10]卷1。《新五代史·宦者传论》论宦者之祸，层层剥入，节节搜剔，又有迥应起笔，所以“章法最为完密”[23]。以上均可见欧阳修散文章法前后照应、浑然一体之妙。
综上所述，欧阳修散文创作紧扣“主眼”、凸显主旨，配合着不同表现手法的运用，中心明确，主线清晰，结构形散而神不散。虚实相生，灵活多变的创作手法既符合作者实际创作的需要，也避免囿于单一正面的叙述与摹写，使行文富于变化，巧妙灵动而不板滞。抑扬跌宕，迂徐曲折，情思意绪随手法之高低顿挫而委婉丛深、余韵悠长。层递照应，章法谨密，文章前后呼应，布置规划，周全完备，愈显思理缜密、技法精熟、结构浑融之美。这既是作者有意识继承传统史传文叙事结构艺术的体现，同时也是欧阳修在北宋新时代背景下引领古文运动所作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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