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杰
近20年来，在中国地方史与边疆史研究当中，随着明清档案的整理与开放，以及民间文书的搜罗与发现，使得学者能够掌握更多元的材料，并做出更细致的分析。同时，借用人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理论，使得我们能从更为多元的视角来诠释中国地方史与边疆史，而接轨全球史的努力也使得中国地方史与边疆史研究推陈出新。例如，华南学派探讨充满多元传统的各种地方社会如何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美国的加州学派则透过近现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地区的发展，探讨中国与西方的发展如何走向大分流。本书《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可以视为以云南地区或中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反映了上述取向的一种尝试。
本书作者杨斌，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博士，曾长期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现任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全球史和海洋史。本书是在作者的英文博士论文《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十世纪)》的基础上改写而成，Bin Yang, : ( - ), Ph.D.dis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2004.于2004年获得古腾堡电子出版奖，并于200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电子书，纸本书则于隔年2009年出版。本文评论的是2021年由八旗文化出版的繁体中文版，译者为韩翔中。除了本书以外，杨斌还有另外一本新作《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Bin Yang, : , London: Routledge, 2019.
在结构上，本书除了台湾版序与结论以外，共分为七章，另外还有一篇新增的跋。在台湾版序中，作者解释了本书的缘起以及选取云南作为研究主题的原因。另外，他也试图回应近年来的汉化争议与美国新清史的观点。杨斌认为，清帝国不仅继承了明帝国治理中国西南地区的传统，而且彰显了清帝国即“中国”。一方面，清帝国具有内亚性；
另一方面，从其与东南亚毗邻国家的交往来看，清帝国某种程度上也是东南亚帝国(第24页)。作者在繁体中文版中也反思了该书英文版出版后所发现的几处问题：一是对云南在地角色的关注有待加强；
二是未能深入探讨对云南产生重要影响的佛教角色；
三是对于宏观的地理环境变迁着墨较少；
四是在材料上过于仰赖中文文献(主要是《云南史料丛刊》)，未能完全跳脱他自己所批评的中国中心论陷阱。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本书的研究问题是云南如何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作者的核心论点主张，云南虽然自秦汉以来大部分的时间皆在中原王朝的管辖之外，并且更加嵌入东南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但在宋元易代之际蒙古人征服大理国之后，便失去了自主性而逐渐地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并在现代中国成为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象征。本书的章节安排也基本遵循着这个演变的时序。例如，作者在首章导论中就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兼并云南，其原因就在于全球互动和中国因素(第34页)。而就地域而言，明代以前的云南类似于方国瑜所定义的“西南”，大致指的是云贵地区。换言之，云南的地域范围也经历了一段形成的过程。
第二章从公元前3世纪以前就存在的西南丝绸之路讲起。作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外，连接中国、中南半岛与印度的第三条东西交流路线，云南在这条对外交通路线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枢纽角色，而坝子则是云南经济和文化的关键所在。与中国的关系相较，云南的早期民族和文化与东南亚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且也是四川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文化中介。作者运用考古和文献材料，费心重建了西南丝路的几条可能路线。不过，作者也指出，这条路线虽然早在秦汉时代以前便已出现，但是这些贸易何时才成为常态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蒙古人征服大理国以后，将驿站制度引入云南地区，后来为明清两代所继承。玉米和番薯等新作物都在16世纪时沿着这条路线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第94页)，而马匹则是云南地区除了铜矿与锡矿以外的重要特产。
第三章的论述聚焦于自秦汉以来不同国家针对云南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主要来自北方，彰显了云南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在战国时代，楚国取得滇国的最初之目的是为了抗衡南向扩张的秦国。到了汉代，中国为了打通联络中亚的西南向道路，因此开始经营西南夷。进入三国时代，蜀汉则是为了巩固大后方而经营南中。到了隋代，南中与中国的交流有限。8世纪后，南诏国兴起，并且与吐蕃结盟以对付唐朝，最终成为唐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到了宋代，中国与南诏的后继国大理建立了朝贡关系。本书强调蒙古人征服大理的重要性。因为此举最终使云南地区得以成为后世中国的一部分，后来明朝对云南的征伐则巩固了这种中央控制的模式。
第四章详述了中华帝国在征服云南地区后，为了统合该地区与人民所做的努力，包括了汉代的边郡制、唐代的羁縻州县制，特别是元代的土司制。土司指的是地方土酋，由元廷授予品级与头衔，并且代表元廷在当地推行政务，主要是军事义务，而且必须定期向朝廷进贡以示臣服。因俗而治的制度化，让土司享有较大程度的自治权，例如原先的地方大族段氏。除此之外，还有云南王与梁王等贵族权威，加上云南行省的政府官员，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治理体系。到了明代，征服云南的将领沐英及其家族取代了原先的元朝贵族，成为云南当地的王侯。原先的望族段氏被翦除，但是，由地方头人担任土司的情况未曾改变，而明代将卫所和军户引入了云南，成为军事殖民云南的重要机制(第171页)。贵州省的设立奠立了今日西南地区的行政格局。到了清代，在吴三桂藩王政权被打败后，云南就不再有分封的王侯了。与此同时，朝廷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此举实源自明代)。从1723年起至1731年间，清廷大量撤废土司职位，加强了中央控制，但仍旧无法迅速清除土司在当地社会的权力和影响。
第五章介绍了大量汉人移民进入云南后对于当地原住民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影响，以及原住民文化对于汉人移民的影响。作者称前者为“华化”(Sinicization)，后者为“土著化”(indigenization)，并指出后者少有学者关注。元代云南原住民的习俗与中国南辕北辙，其中又以女性的角色最为突出，例如婚姻自由、出入无禁等。而早期移入云南的汉人包括军事殖民者、战俘和自发的移民三种。甚至有些云南的原住民也是汉人的后裔(第198页)。就华化而言，推行儒学教育是最主要的管道。到了17世纪初期，汉文化已经渗入云南的城镇和坝子地区，而其中接受程度最高的土著族群乃是白人，而华化程度最高的阶级则是土司菁英。在土著化方面，就经济而言，表现在大量移民从事矿业。此外，云南本地的贝币也持续在明朝沿用。云南的集市贸易活动多半在夜间进行，这一点与内地大相径庭。在文化上，汉人移民仿效大理土著佩戴毡笠，女子则会穿着僰人的服饰，并且还接受了云南土著的生食习俗和宗教仪典。在社会上，则反映语言学习和汉夷通婚方面。例如，滇字就是土著用语，而“夷娘汉老子”的情况也相当常见，甚至汉人还会使用当地的缅铃，以便为床第之欢助兴。到了晚明时期，“云南人”一词的出现也呈现了一个混杂的文化体系，并且被帝国籍贯制度所认可，成为帝国底下的地方认同的一部分。
第六章探讨云南经济如何从原先面向东南亚市场而在明清时代转向为中华帝国服务。明代的滇银与清代的滇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在印度洋地区的扩张以及奴隶贸易的急速增长，原先通行于东南亚和云南的贝币价格逐渐上涨，最终致使云南市场无法负担，贝币遂不再输入云南，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铜钱。滇铜的开发恰巧赶上了1715年日本幕府控制出口贸易，在洋铜输入中国的贸易呈现衰退之际，摇身一变成为清朝铸币主要的铜来源。作者主张，拜丰富的滇铜供应所赐，清代中国得以出现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货币市场(第299页)。
第七章关注1949年后的中国如何透过民族识别来延续先前中华帝国将云南融合为其一部分的事业。中国政府依据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开始识别境内的各个族群，目的是让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作者在这一章中详细介绍了民族识别工作的缘起、经过与争议，并且介绍了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作者主张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实际上并非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指导，而应该视其为中华帝国遗产的延续及发展(第324页)，并且以民族识别中出现的问题作为佐证。建构云南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如何形成的一部分过程。
结论除了总结前述各章的重要论述之外，还试图以云南的例子来探讨中华帝国晚期边疆扩张的动力，并且与当时俄罗斯帝国推进西伯利亚以及欧洲各帝国对美洲的殖民进行比较。作者认为，若将云南与新疆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汉人移民规模的大小以及能否成功建立地方认同等因素，是导致两地融入中国程度出现高低差距的重要原因。本书揭示了中国正是在前述的各种地方与全球因素影响下最终成为一个多族群共同体(第355页)。
在新增补的跋中，作者以本书的内容为例，与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著《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一书进行对话，针对书中提出的“汉族中国”以及“民族国家”概念进行批判。作者认为，《宅兹中国》一书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弄清楚“民族国家”和“民族”的定义，在此情况下，轻率地使用了这两个概念，导致了自相矛盾的结果。作者同时指出：多族群和多文化的糅合才是历史中国的本质，而云南的发展史正象征着多族群中国的形成过程。
本书的特点之一，在于作者试图以云南的例子来加入学界对清帝国性质的讨论，其对话的对象乃是美国新清史学派。作者指出，虽然新清史学派的学者强调清帝国的内亚性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他们忽略了清王朝同时也是一个东南亚帝国(第26页)，而清朝在云南的治理正能够彰显清朝的东南亚特性。这种对清帝国性质的讨论方式也反映在学界对清帝国之海洋性的相关讨论上。在这一点上，布琮任(Ronald C.Po)的研究可资参考对照。布琮任从清代海洋史的研究出发，提出了“海上新清史”(New Qing Maritime History)的口号，并与美国新清史的研究传统进行对话，强调清朝不仅仅是面向内亚的大陆帝国，同时也是关注着海洋动态的海上帝国。Ronald C.Po, : ,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7, n.11.布琮任的新作《海不扬波：清代中国与亚洲海洋》(新北：时报文化，2021年)也延续了相同的取向。该书探讨了清廷治理内海与外洋的制度史、为了修缮战船而开展伐木事业的环境史以及清代中国北方海域军事化的军事史，并谈到清人对海洋生物的博物学描写、鱼翅的消费史与海洋书写的文化史。这些研究都有助于我们认识清帝国性质的不同面向。
其次，近年来欧美中国史学界强调宋元明转折期(Song-Yuan-Ming Transition)，突出强调了由蒙古人所建立之元代的关键作用，本书同样也强调了云南正是在蒙古人征服后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第44页)。实际上，持类似观点的学者窦德士(John W.Dardess)稍早也提过，正是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建立了所谓“中国”本部的族群结构，并且将汉人的活动领域扩大到满洲南部、甘肃与云南等地。John W.Dardess, “Did the Mongols Matter? Territory, Power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China from the Northern Song to the Early Ming”, in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111-134.除此之外，元朝还有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创建了行省制。这在本书的论述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本书试图从云南省籍的建构作为地方认同来谈中国的形成过程。笔者认为这种做法确实也是相当具体可行的一种研究取向。不过，这种以省籍身份来定义中国人的做法(第16页)，毕竟要到元代行省制度出现以后才有可能。那么，在行省制度出现以前的中国地方认同(例如六朝时期的郡望)是否也有类似作用的问题，似乎在本书中并没有得到梳理，因此也未能阐明省籍身份的特色及其与过往的地方认同之间的差异。
另外，本书提到汉人移民在云南的土著化(indigenization)的现象(第192页)，例如语言学习和汉夷通婚，在笔者看来相当引人入胜。这让笔者想到，像书中提到的云南汉夷通婚存在“夷娘汉老子”情况(第225页)，其实也存在于清代台湾和蒙古。例如台湾俗谚所说的“有唐山公，无唐山妈”，而蒙古则是存在汉人与蒙古女子通婚以及其混血后代被称为“二类子”的情况。不过，比较可惜的是，此处的土著化仍旧是描述性的概念而非分析性的概念工具。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判断不同情况下土著化的高低之分。例如：书中提及的穿戴毡笠、又取夷名的汉人移民，与云南土著女子通婚的明代汉人士兵相较，其土著化的性质有何差异？何者的土著化程度较高？这些问题在书中均未及详加探讨。就笔者管见所及，也许在讨论这类议题时，可以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相关的分析架构，并且着眼于法律身份是否改变作为土著化的最终标准。
如果说，本书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深入探讨的话，其中之一也许会是云南纳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阻力。本书虽然主张云南成为中国一省后就被纳入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并形成了云南人的认同，但是，作者对元代以降云南纳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阻力似乎着墨不多，以至于可能会让读者误以为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发生而未受阻碍的。有关西南地区对于中原王朝势力进入的抵抗，可以参见茱荻·维恩斯坦(Jodi L.Weinstein)对贵州地区的仲家、汉人移民及清廷三方之间的关系史研究。Jodi L.Weinstein, : ,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维恩斯坦的研究指出，明清以来汉人移民大量流入贵州，对原本就资源匮乏的贵州土著形成了重大的生计压力。新来的移民占据了土著原有的稻田，导致土著只能移入山区，以种植玉米和大麦为生，并使得土著和移民之间关系变得紧张。加上清廷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新上任的流官并未能维持当地的稳定，最终，在地方宗教领袖的率领下，当地的仲家人起来反抗，导致了1797年贵州的“南笼起义”。
就云南而言，传统中国社会与制度在此处扩张可能遇到的阻力，笔者能够想到的一种可能性乃是瘴疠之气。正如贝杜维(David A.Bello)的研究所指出的，土司制度在云南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汉人容易受到瘴疠的侵袭而无法进入云南边地。为了维持边疆的控制，清廷不得不将权力下放给对瘴疠具有抵抗力的土著，透过跟土司合作来治理当地。清代的云南鸦片问题也与此相关，因为吸食鸦片被认为是预防瘴疠的方法。David A.Bello, “To Go Where No Han Could Go for Long: Malaria and the Qing Construction of Ethnic Administrative Space in Frontier Yunnan”, , Vol.31, No.3 (July 2005), pp.283-317.贝杜维主张对瘴疠的不同抵抗力正是云南土著得以获取相对自主权的一个重要原因。David A.Bello, , , : , , ’ ,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75-176.
其次，在云南人的身份出现后，本地人对这个身份的接受度和理解是否存在区域差异？如同本书所提到的，儒家思想在云南的传播存在着区域不均衡的情况(第238页)。既然儒家思想有这种情况，那么不难想象本地人对云南人身份的接受度和理解也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况。笔者好奇的是，明清时代云南本地的非汉族群又怎么看这个身份呢？他们有接受云南人的标签吗？我能想到的例子是滇西的回民，恰好回民在本书中的讨论也是比较薄弱的一环。根据龙戴维(David G.Atwill)的研究，云南的回民透过马帮贸易，也和其他云南土著一样与帝国界外(特别是东南亚)保持着商业与政治联系，保有着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值得一提的是，龙戴维注意到在1856年至1873年云南回民起义这个过程中，当投降清朝的马如龙在写信给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时，使用了“穆民”与“回民”两种称呼，其中穆民强调的是一个拥有共同宗教的团体，而回民则表示与他们和汉人一样是清朝属下的族群。但是，杜文秀在自己的回信中，却驳斥了马如龙的这种区别称呼，指责降清的马如龙破坏了穆民的团结。这个案例反映了回民内部的认同多样性。此外，在杜文秀的反清誓师宣言中，提到滇南一省由回、汉、夷三教杂处已有千百年，原无畛域之分，但是在清朝统治下遭受暴政虐待，因而起来反抗。这个例子也许暗示杜文秀虽然能接受云南人的身份，但是这个身份并不必然要与中原王朝连结在一起，而是存在独立的可能性。David G.Atwill, “Blinkered Visions: Islamic Identity, Hui Ethnicity, 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 1856-1873”, , Vol.62, No.4 (November 2003), pp.1079-1108.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本书的研究为起点，对于云南内部的不同区域、文化与身份的人群多元性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
至于本书的译文，亦需略赘数语。本书的译文流畅易读，说明译者所下的工夫之深。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排版与校对方面的疏忽，导致本书出现了些许错讹，例如：第11页，民族辨识(minzu identification)应作民族识别；
第23页，柯恩应作柯文；
第31页，董凤云应作董风云；
第126页，“南诏国力相当强盛激”，“激”字衍，应删去；
第141页，“其余地区一盖不准买卖马匹”中的“一盖”应作“一概”；
第155页，“诸葛亮征服南中的过程与和之后都爆发了血腥的战斗”，“和”字，应删去；
第204页，“落地深根”应作“落地生根”；
第261页，“製钱不行”应作“制钱不行”，而“禦史”应作“御史”；
第267页，“依次的兑换系统”(ordered system of ratios)也许译为“有秩序的兑换系统”更适当些；
第274页，central place一般译为中地。类似的问题还有第297页，地区中心系统(central-place system)一般译为中地体系；
第323页，Henry Schwarz译为亨利·施瓦茨，但在第330页则译为乌伟君，译名应统一；
第375页，“华夷之变”应作“华夷之辨”；
第377页，“笔者以为这是个□问题”句中脱漏一字“伪”。虽然本书在编校、排版方面存在前述的些许瑕疵，然而瑕不掩瑜，无损于全书架构与立论。
综合来说，本书既试图与过往的研究范式对话，又另辟蹊径；
既以云南地区为分析区域，但在时间上却又不限于早期近代，而是从长时段的角度，运用考古遗存与文献材料，说明自古以来云南如何透过南亚与东南亚的贸易网络而与全球史接轨，又如何透过与中国内陆的交流融合而最后成为今日中国的一部分。本书强调作为一种省籍身份的云南人被纳入中国人的范畴之内，是云南得以成为中国一部分的重要关键。虽然书中所提出的部分观点，还有可以商榷和深化讨论的空间，但是，笔者认为，作者所采用的分析架构确实是一种具体而可行的研究取径，可供后来的学者加以追随与应用。任何对于历史中国的形成、地方认同的出现、海洋史以及全球史有兴趣的读者，相信都能够从本书中获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