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瑛
(1.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经济管理系)
〔内容提要〕 在灭辽亡宋后，金朝实力不断壮大，成为与南宋长期对峙又与周边多数边疆民族发生宗藩关系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金初，中央行政管理体制实行具有贵族议事会性质的国论勃极烈制，而后，金朝统治者适时调整、改革中央行政管理体制，确立封建君主集权政治，助力金朝百年统治。对金代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研究，为我们了解金代不同政治制度的特点，以及少数民族封建化、汉化过程等内容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
10世纪中叶，女真族社会进入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建立起以完颜氏为首的生女真军事部落大联盟，形成了女真人最初的政治共同体。1115年，完颜阿骨打(金太祖)建国后，将女真军事大联盟制改革为金朝奴隶制国家的政治制度，且坚持“一如本朝旧制”，采用女真族原有的贵族议事会性质的勃极烈制维持其统治。随着太祖、太宗年间领土疆域不断扩展，以汉族、渤海族为主的多民族人口大量涌入与多重文明交汇，金统治者面临如何统治封建经济发达地区和如何统辖具有先进封建文化的民众等重要问题。加之原有的带有军事民主色彩的贵族议事会制对皇权的诸多限制，催生金朝统治者主动变革意识。金朝统治者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改革中央行政管理体制。天眷元年(1138年)，金熙宗颁行三省制，废止中央国论勃极烈制，确立封建君主集权政治，到海陵王时期创立一省制，金代封建君主集权政治不断完善和发展。总体上说，金朝中央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过程是将不同社会形态与民族制度，统一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之中的融合过程，也是金朝社会封建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亦是少数民族汉化过程，金朝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巩固了金代封建集权统治。
勃极烈是女真语，也作勃堇，是官员的意思。勃极烈制是金初期实行的带有浓厚贵族议事会性质的行政管理体制。“康宗即世，太祖袭位为都勃极烈。”①这说明，在女真建国之前的康宗乌雅束时期，“勃极烈”称号已存在，且“都勃极烈”作为完颜氏女真军事部落联盟最高统领的称谓。最初“都勃极烈”采用各部落公推的方式产生，随着完颜部落的发展强大，逐步转变为以完颜部落为核心的家族世袭制。
1115年，完颜阿骨打(金太祖)建国，女真军事部落联盟开始向国家转型，亟需建立一套适应女真国家转型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金太祖将勃极烈与国相(地位仅次于大联盟长)在名称上结合起来，在保留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创新，在运作形式上采用部落贵族议事会，这样就形成了女真奴隶制国家最高军政权力机关——国论勃极烈制。国论勃极烈处于都勃极烈之下，类似于宰辅角色的都勃极烈的大臣。收国元年(1115年)“七月戊辰，以弟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国相撒改为国论勃极烈，辞不失为阿买勃极烈，弟斜也为国论勃极烈……祭巳，以国论勃极烈撒改为国论忽鲁勃极烈，阿离合懑为国论乙室勃极烈……二年五月，以斡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②。可以看出，金朝自建国开始所采用的国论勃极烈制经历了10个月的组建完成。诸勃极烈通过贵族会议共同商议国政，决定国家大事，辅佐女真国主。通过推行这种集诸勃极烈之智慧商议国事的共治国政行政管理体制——每遇到重要事情就召开勃极烈会议商讨、部署、落实，这种体制的确立有利于金初国家的管理和对辽、宋征战的胜利，巩固了金朝奴隶制国家政权，促进了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与此同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诸勃极烈不仅有权力，而且有实力对上自皇帝的继承，下至对外征伐、对内治理等问题进行处理，甚至可以对皇帝的决策、行为提出批评并给予处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如太宗曾被勃极烈“请国主违约之罪，于是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毕，群臣扶上殿，谙班、粘罕以下谢罪”③。由此可见，皇权与皇帝尊严受到勃极烈成员的制约、侵犯。
适应女真奴隶制国家统治的国论勃极烈制，保留了明显的女真氏族部落贵族议事会痕迹，带有军事民主色彩。在金朝国家建立之初，这种通过家族世袭制管理方式，能够团结各部落成员，汇集最多数军事力量，对政权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以及对外征战起到了积极作用，统治者亦愿意为之。金初，太祖与诸臣会面，因诸臣“跪奏”，即起而泣，劝约“今日成功，皆储君协辅之力，吾虽处大位，未易改旧俗也”④。这表明，金廷采用原始民主制——共治国政的方式，维持其统治需要。但是，恩格斯在《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阐述：“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⑤显然，恩格斯所言与金廷推行的政策相左。随着国家的出现，金朝统治范围的扩大，前述“因跪奏而泣”“未易改旧俗”必将被抛弃，君臣之间的主次、上下、尊卑、贵贱之分将成为必然。再者，从国论勃极烈制与皇权关系方面也能看出，国论勃极烈制对皇权的诸多限制，必然导致贵族权力与皇权的矛盾日益突出。仅因太宗的“私用过度”便招致诸勃极烈“庭杖二十”的诸类事件，皇帝权威何在？另有辽、宋降官大量涌现，辽、宋文化与行政管理体制(如“君臣礼制”“等级观念”“三省六部制”)也对金朝统治的方式、方法造成深刻影响，金朝中央集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太宗为加强皇权统治，削弱勃极烈的权力，改革勃极烈制。如调整勃极烈职能与分工，从数量上减少勃极烈限制，将勃极烈定员为三人。后又仿前制，建立尚书省及其下属部门，加强皇权统治。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颁行官制”，废止“共治国政”行政管理体制——国论勃极烈制，标志着金朝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变革的最终完成。“历史不能倒退……只有改变落后的统治方式，才能适应封建生产方式的需要，缓和已激化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彻底废除勃极烈制度，实行中原的汉官制度，是金朝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⑥
金朝进驻中原后，如何统治一个由不同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就成为统治者面临的一个难题。在封建化趋势加剧的情形下，金朝统治者开始对中央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一方面调整原有的勃极烈制，削弱勃极烈的权力。至太宗末年、熙宗初年，勃极烈制逐渐被废止；
另一方面，着手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行三省制，后改为一省制，推动金朝进入封建社会全面发展时期。
太宗统治时期三省制雏形初显。一方面太祖攻辽地后，保留原辽旧制，太宗灭辽、宋政权后，亦承原辽、宋地区旧制不变，客观上形成了金廷统治下的辽、宋、女真等多种体制并存的局面，给统治带来诸多不便。另一方面，金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宗翰为首的宗派势力非常强大，“国事大小，决于宗翰”，如在储嗣确定上，太宗原本想让其长子继位，但宗翰与朝中宗幹商议“储嗣虚位颇久，合剌先帝嫡孙，当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入言于太宗，请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皆大臣，议不可夺，乃从之”⑦。可见，皇帝对储嗣的决定权也受到限制。原辽、宋为主的典章礼制也为金朝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由国论勃极烈制向三省制过度)提供了现实准备。
金灭北宋后，谙班勃极烈(完颜杲)与国论勃极烈(完颜宗幹)根据国家形式的变化“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天会四年，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⑧。金朝开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天会四年，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⑨即改革女真旧制与枢密院制，军权与政权相分离，建立三省制。天会十二年(1134年)正月，“甲子，初改定制度，诏中外”⑩。遗憾的是，没等到政策全面实行，太宗因病故去，但改革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天会十三年(1135年)正月，熙宗即位，仿唐、宋制度兼容女真特点，推进中央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再设计的步伐，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取代了女真奴隶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国论勃极烈制。
历史实践证明，任何一次改革都必然遭到既得利益群体或保守群体的反对与破坏，不可避免，极易造成内战或分裂。如何安置权位并举的诸勃极烈成为关键。金熙宗的具体做法是，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成为“尚书令、封宋国王。未几，拜太师”。国论左勃极烈宗幹“拜太傅”。“以国论右勃极烈都元帅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封晋国王……三月壬午，以太保宗翰、太师宗磐、太傅宗幹并领三省事。”这种富有宋朝初建期太祖“高官释兵权”意蕴的“职位转任”并军政权相分离，通过诸勃极烈转任三省事，有效地消除了潜在阻碍与威胁，使得三省制确立与巩固成为可能。熙宗新制“是在中央集权的原则下建立的封建官制，其核心是以系统的行政统辖机构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强有力的皇权统治，以取代具有浓厚女真族奴隶制色彩的地方分治体系，以武力转向文治”。至此，作为女真奴隶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国论勃极烈制被废止，金朝中央行政管理体制由原国论勃极烈制改为三省制，标志着金朝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变革最后完成。天眷元年(1138年)“天眷官制”颁行三省制，此时尚书省的权力较前期更大、更集中，中书、门下二省为虚职。熙宗通过“职位转任”清除威胁皇权的各种现实与潜在势力，有效取代女真奴隶制中央行政管理体制——国论勃极烈制，使得三省制在全国施行，各种机构逐步完善。
金中期，君主集权政治统治倾向日益加深，仿自唐、宋制的三省制也随之适时调整，并向一省制转变。海陵王即位后，开始“正隆官制”改革：“罢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别，以修其职。职定位，员常数，纪纲名，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与熙宗“天眷官制”颁行的三省制相比，海陵王实行的“正隆改制”革去虚设机构，保留了尚书省作为中央的最高政府机构，减少了通过“职位转任”残留的女真旧有体制痕迹，完善了封建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体制的职能，加强了封建君主集权政治统治。三省制改革为一省制，打破了实行数百年的三省制框架，“这既是‘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的中央集权模式，也是以后元、明、清以多少变化的形式继续加强的统治模式”。
海陵王以后，女真诸帝沿袭“正隆官制”所创立的一省制不变，“政事之臣者，宰相执政。和阴阳，遂万物。镇抚四夷，亲附百姓，与天子经纶于庙堂之上者也”。宰相成为皇权下的中央行政管理体制的唯一最高权力机构，这表明，金朝在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使得宰相执政拥有强大势力。世宗以后，诸帝采取多种方式削弱宰相的权力(如设置官职和机构等)，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始于“正隆官制”的一省制“不仅使金朝中、后期国家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将我国封建官僚制度推向一个新阶段……对元明清官制产生极重要的影响，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奠定了政治基础”。
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金朝历经119年。从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到1234年金哀宗完颜守绪亡国，前后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作为政治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改变旧的社会形态，推动新的社会形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表明统治阶级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组织自己的政权，实质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统治。金代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旨归即在于此。
第一，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们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时，采用军政合一的方式，机构比较简单。随着对辽、宋战争的胜利，先进地区经济、文化的流入，民族成分的多元化，社会分工逐渐明细，事务增多，机构增加，权责明晰。原有的带有军政合一性质的国论勃极烈制，以共治国政的方式进行统治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必然走向变革。这种由简及繁，由粗渐细的发展过程，反映了金代中央行政管理体制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金早期的国家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比较简单，实行与女真奴隶制相适应的中央国论勃极烈制。金朝疆域不断扩大，作为以女真族为统治民族，以汉族为多数民族，还包括契丹、渤海等诸多民族在内的北方王朝，内部存在不同社会制度差异、文化差异、经济发展方式差异。在诸多因素影响下，仅靠传统勃极烈制已经无法满足女真皇权统治。太宗、熙宗、海陵王等诸帝通过调整、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将贵族议事会性质的国论勃极烈制改革为三省制，后为一省制，金朝封建君主专制集权达到顶峰。到12世纪末，几乎所有宋曾设立过的中央官署都已有了金的摹本。它们的名称可能不同，但作用却是相同的。
第二，金代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中央集权与皇帝集权。集中体现金代奴隶主政治制度具有浓厚的女真族特色的国论勃极烈制已不适应国家统治需要，特别是基于国论勃极烈制之下的“跪奏而泣”“私用过度、廷杖二十”之事与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相悖。太宗时，开始调整勃极烈职能与分工，拆分勃极烈的军权、政权，将勃极烈定员由六人减员到之后的三人，削弱了勃极烈的权力，以减少勃极烈限制。与此同时，在避免激烈冲突的情况下，通过“职位转任”的方式，将勃极烈制向三省制过渡，过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旧的政治制度被废除，新的政治制度建立的过程。熙宗新制——“天眷官制”废止国论勃极烈制，金朝中央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由原国论勃极烈制改为三省制。源于对三省制的改良，海陵王“正隆官制”所创立的一省制的中央集权与皇帝权力更加集中，并通过设置官职和机构的方式，限制皇帝控制下的中央行政管理体制的唯一最高权力机构——宰相的权力，上述措施的意图均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帝集权的需要。
第三，金代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点还在于继承与融合。从金代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脉络，女真统治者主要依靠被征服地的原辽、宋时的官吏，选择唐、宋、辽朝制度，结合本朝实际，或因循或革新，逐步建立新的中央行政管理体制——三省制。如金朝继承宋三省制方面，就有在宰执设置上的一定变化，又增设平章政事一职，尚书省较前期权力更大，更集中，中书、门下二省形同虚设。一省制则是统一了辽、宋旧制，建立起一套适合金朝国情的封建行政管理体制。另外，金朝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其民族构成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从单一的女真族发展到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过程中，既是女真族汉化与封建化过程，也是其行政管理体制适应性调整过程。如大量汉族降官的出现，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典籍、政治制度，这些变化对原有的奴隶制度、文化、生产生活方式等带来巨大冲击。为了维护女真统治，必然需要破旧立新，将其统一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之中。
金朝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适应性调整过程。在女真奴隶制国家时期，主要以女真族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国论勃极烈制为主。金朝国家的发展过程，既是勃极烈制的职能逐渐减少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也是奴隶制度日渐衰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以汉为主体兼容其他民族的行政管理体制比重越来越大。但在三省制度下，女真族的军功贵族与宗室一直担任着中央和地方的要职，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同时，多数又承袭或受封爵位，兼具封建官吏和奴隶主的双重身份，地位上是优于外族的。“女真统治者对女真官员优遇政策则终金一代未尝改变。”可以看出，金朝的中央行政管理改革有着很大的困难和阻力，不仅要建立新的制度，改革旧的制度，还要兼顾女真传统制度的特点。金朝总体封建化完成后，中原封建行政管理体制占主导地位，兼容女真、契丹等行政管理体制于其中。金人刘祁论曰：“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即为“金朝女真统治者根据本国国情，‘因族而治’确立各种政治制度，并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及时改革、调整政治制度，使得金朝女真统治集团能据中原而统治百年。”
综上，金代行政管理体制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发展史中的一个典型，从初期的“一如本朝旧制”的国论勃极烈制，再经三省制到一省制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推动了国家封建化进程与少数民族汉化过程，一省制的建立使金朝中央封建集权统治达到顶峰。与此同时，金代中央行政管理体制作为封建阶级统治、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其后世王朝统治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也有影响。在日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汉人建立的明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的行政管理体制构建中得到全面承继与发展。可以说，金代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金代中央行政管理体制到王朝末期，官僚机构冗余，“至泰和七年，在仕官四万七千余，四季部拟授者千七百，监官到部者九千二百九十余，则三倍世宗之时矣”。另有，金宣宗南迁、中都失守后，军民对金朝的统治丧失信心，反金斗争日益高涨，对外战事不断，军纪败坏，战斗力下降，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据于中原统治百余年的女真统治集团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走向瓦解，这与金朝后期行政管理体制的黑暗、腐败不无关系。
注 释：
①②《金史》卷2《太祖纪》，中华书局1975年，下同，第22页；
第27页。
③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6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4页。
④ 《金史》卷70《撒改传》，第161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2页。
⑥ 武玉环：《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
⑦ 《金史》卷74《宗翰传》，第1699页。
⑧ 《金史》卷78《韩企先传》，第1777页。
⑩ 《金史》卷3《太宗纪》，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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