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洪伟
有学者指出：“对图书版本的优劣高下和价值大小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价，是版本鉴别的最终目的，是最重要的版本意识之一。正是这种版本需求，推动着版本学的产生和不断发展。所以版本评价在版本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而版本评价不仅对于版本学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它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版本选择最终是为知识/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学术研究服务的，良好的版本或者说善本无疑能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和优秀文化遗产的留存、传续、保护奠定扎实的物质、知识基础。因此，从版本学科、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等诸角度讲，版本评价与版本遴选都彰显出其重要的学科、学理、学术、文化价值，其工作的意义对于学界和社会可谓功莫大焉。本文所论涉的“西方文论”主要是指20世纪西方文论，“版本”是指由西方文论原语著作和其相应的译语著作所构成的版本谱系（在本文中主要是指中外版本谱系）中的文本。对于西方文论著作版本的科学、合理评价应该体现为一种综合评价，即包含内部和外部的评价；
而对于西方文论研究而言，其核心评价应该是（内部评价之中的）学术评价。
由于国内学界目前尚缺乏自觉的文论版本（谱系）意识，因此，更缺少有意识的、清晰的、具体的版本评价方法与遴选原则（建构），而在版本的使用中，也主要是基于一种无意识的、随意性较强的版本选用。面对文论著作在历史上和跨文化交流中生成的纷繁复杂版本，学界亟需构建科学的、系统的版本评价方法，以为消费者、读者和学者进行版本选择指明方向，为其开展文论阅读和研究奠定基础。
为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文论版本，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全面与重点兼顾、平衡的原则和方法：即一方面，要从多个维度综合考察版本的质量与价值，这样可以避免以偏概全；
另一方面，在比较、厘定版本的优劣和高下之时，又要聚焦重点方面予以集中考量，避免审而不决、评而不定。
具体而言，则是结合版本的实际，参照中国古代、现代和国外的版本评价标准，同时合理吸取后现代文本观念，解构版本评价中的作品/原著/作者本位和“唯我独尊”的地位，打破文本中心的视野局限与观念囿限，全面开放评价系统，提倡内部评价（注重版本内部因素）与外部评价（注重版本外围因素）相结合，使版本评价走向多元化、多样化，即建构多元、多方的评价体系。这就包括从作者/译者系统（作者/译者的声誉度、权威性等），出版者系统（出版社的知名度），作品系统（原著与译著的正副文本情况，译次、版次、印次、印数、价格、装帧、设计、年代等），读者/消费者/书评家/翻译批评家/研究者系统（接受/应用情况，评价情况，引用情况等），市场—社会系统（作品销路、市场反馈、图书获奖等），后现代观念系统（解构文本中心、权威和传统惯习），时间—历史和空间—地域系统（跨时空翻译、传播、传承情况），版本（谱系）系统（版本和译本形态情况，谱系内涵大小）等多角度考量版本。它们在版本的评价中所占权重不一，但又紧密相关，不可或缺。本部分主要探讨以版本本体为中心的版本评价一般方法，而从其他系统或层面对版本进行评估的方法，则在后面结合西方文论版本案例进行阐述。
版本评价，无疑其重心和中心还是应该在版本本身（或者从它出发、以它为旨归），它是消费者购买、读者阅读、学者研究的对象和根本。那么可以从哪些方面对文论版本进行评价呢？结合西方文论版本的实际，笔者认为，可以从学术、艺术、技术、文物价值等维度考察评议。
第一，学术层面。这是指版本的内涵层面，包含正文本和副文本，文字和图像等内容。这是一个版本或译本的最为核心的内在和圈层，是决定版本或译本质量高低与价值大小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和权重，同时也是接受者最为看重的部分。对于版本的学术内容的考察，主要应注意如下方面：
（1）内容是否完整？这既指版本/译本相对于先前版本/原著在正文本、文字内容上的完整性，也指版本/译本在副文本、图像内容上的完整性。其本质是指版本的一种互文性、对应性和忠实性。而后两者（即副文本、图像内容）往往是被删节的对象：由于受重视程度不够，或价值评判不高，它们或在文本保存和复制的行为中被删除、遮蔽，或在翻译和出版的过程中被删去、更替。而正文本和文字内容在翻译过程中也存在节译或漏译的现象。这诸种情况必然会导致残本或节本的出现。无疑，无论从版本学的版本完整性要求还是从学术研究的求真性诉求来看，残本或节本都是必需要尽量避免的，而全本或足本则是版本活动追求的目标与结果。
（2）内容是否准确？这既指各个版本本身所包含内容的真实性，也指版本谱系中原语版本之间、译语版本之间、原语和译语版本之间对应信息的忠实性和准确性。若一个版本错讹甚多，无疑是不能称得上好的版本的。这种错讹包括语言文字上的和内容信息上的，而后者又包括事实引用讹错和内容翻译讹错。原语版本的讹错主要集中于语言文字上，而译语版本讹错则主要出现在内容翻译上。由于在客观上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语言转换活动的困难性，翻译作为一种“改写”的艺术的学科属性，翻译实现绝对“忠实”“等值”“等效”“信达雅”目标的不可能性，以及主观上翻译主体语言水平、理论水平、翻译水平的限制与参差不齐，使得文论译本或多或少难以实现相对于原著的内容精准性。再加之理论翻译相对于一般文学翻译的较高难度性，汉译版本的讹错性和不准确性几率就大得多。这从当下一些文论翻译批评典型案例即可见出[2]。总体而言，外文原著版本往往校审精准，印制精细，差错率低，文字讹误较少，而中文译本往往较多，再加之翻译过程中或主观或客观原因造成的翻译失误，汉语译本的文字和内容准确性相对较低。而同一作者/译者的原语/译语版本之间随着版次的增加，由于修订的原因，其文字和内容的准确性往往在不断提升，从而趋于完善。而不同译者的译语版本之间的文字和内容准确性则需要结合原著具体分析。因此，版本（尤其是译本）的准确性是不同程度的，它可以无限逼近原著，但却永远难以等同原著。但无论如何，版本内容的准确性是版本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
（3）内容有无超越或创新？即一个版本相对于其他版本的相异之处：或版本内容质量（经过新的校订和修改）得到进一步提升（语言更精准、更通顺、更优美，文字讹错更少见，内容更完善），或新增有价值的新内容（如序跋，导读，注释，图像等），使版本在新时代或新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活力。其本质是指版本的创生性或创新性。这是新版本生成的重要原因或理由：若一个版本/译本不具有超越性或创新性，则其无生成的必要。由于这符合、顺应学术或知识创新的要求与趋势，因此可以作为衡量版本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
其实，在一个文论版本谱系之中，无论是原语版本之间、译语版本之间，还是原语与译语版本之间，都潜隐着一种文本竞争关系，其本质是文本生产者（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影响的焦虑”，正是这种心理机制促成了版本和译本的不断生成。原著作者在面对自己先前版本、译著作者在面对原著和自己先前译著和他人译著时都会产生一种创新的焦虑感，渴求在众多文本中脱颖而出，或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本能的心理防御，作者和译者不得不充分发挥其“创造性叛逆”精神，发挥其创作、创新、翻译主体性，通过修订、改写、增删正副文本等创作手段，以及误译、增译、省译、改译等翻译手段，开辟属于自己的创新空间和领地，以超越自己、超越他人，推出新的版本或译本。但是只有其中的强者或强者文本才能最终实现创新并超越自己、本著或他人、他著，而其中的弱者或弱者文本则因在创作、修改、翻译活动与结果中未能成功实施创造或创新，而未能超越自己、本著或他人、他著。所以，由此不难判断，在一个版本谱系之中，虽然著者、修订者、译者在学术创新理念的驱动之下，生产创新为旨归的版本，但并非所有版本都是成功实现（较大程度）创新的强者版本，而是还有诸多未实现创新或创新程度不大的弱者版本，而其版本价值与学术价值无疑是相对较低的。这在开展版本评价时需要特别注意区分和判别。
第二，艺术与技术层面。这是指版本的形式方面。一个版本可以具有多重身份和属性：从学术的角度看是作品，从艺术的角度看（有可能）是艺术品，从技术的层面看是产品，从市场的角度看是商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则是消费品。如果说作者或译者主要负责版本的学术内容的话，则版本的艺术和技术层面内容或事务则由设计者和出版者负责。在他们眼中，版本是艺术品、产品，但由于他们最终面对的人群是读者和消费者，因此版本（最终）也是商品和消费品。为吸引读者和消费者积极购买，他们必须基于“读者/消费者至上”“读者/消费者友好”的理念，从形式上尽量吸引、说服读者和消费者，即注重版本的艺术化/性和技术化/性。如果两个版本在学术的层面上相比不相上下的话，则在艺术和技术层面艺/技高一筹者为上。从艺术和技术的层面评价版本，主要是看其审美价值的高低大小和印刷制作的精良与否,等等。而这些又在书籍版本的开本、版式、纸张、用墨、字体、字号、字间距、行间距、（书体和封面）设计、装帧、色彩、图像的使用、经久耐用性、价格等方面具体体现出来。从文论书籍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的版本，即使内容完全相同，其上述诸方面都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重印本也如此），因此这可以成为版本比较和版本评价的重要指标因素。但是版本的审美评判和质量评价又是因人而异、言人人殊的，其相对性、差异性很大，因此，难以在上述方面设定具体量化标准，而只能作综合性的判断。从总的情况来看，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原语版本比译语版本的艺术性更强，技术更先进，因而也更值得国内书业界、装帧设计界、印刷界同行学习；
而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当代版本（尤其是国外版本）总体上比先前版本在审美、技术、环保等理念上更趋于开放、开明和前卫（倡导以读者、消费者为中心；
理论可以不是灰色的、严肃的，也可以是多姿多彩的、活泼的；
可以不仅仅是文字的表达与述说，也可以是语图互文的），艺术色彩更浓厚、更丰富多元，印刷工艺更先进、更环保、更绿色，产品设计更精美。
第三，文物价值层面。指文论书籍版本的历史价值。这主要是从作为物质的书籍角度而言的。其本质是指版本的古旧性（富有历史感）、稀缺/见性（不易获得性）、珍贵性（名人赋值）等属性。具体说来，是指因版本年代久远（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论著距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或不易获得（如某些外文原著版本或中国港台汉译本等），或是作者手稿，或经名人收藏（如留有名人题记、批注、赠言、寄语、签名、手迹、印章等）等原因而增添了版本的文物价值性。而具有这种价值的版本无疑是版本中的“珍品”。“文物价值”虽然主要是针对古代书籍版本而言的（此前主要是一个关于古籍版本的评价标准和概念），但从历史发展和长远的角度来看，随着西方文论历史的向前延伸，在历史的回望中其版本的文物性也会随之增强；
同时，不同于古代书籍版本的“稀缺/见性”主要是指在一种/一国文化之中而言，西方文论版本的“稀缺/见性”还包括跨语言文化、跨越地理空间的不可易得性或不可多得性。因此，西方文论版本也是有其文物价值独特性的。鉴于此，“文物价值”可以作为衡量和评判西方文论版本的一个指标和概念。
对西方文论著作版本进行评价，除了促进版本（学）自身的健康发展与建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是评出版本谱系中质量相对较好、价值相对较高的版本，亦即“善本”，为学术研究服务。何谓文论“善本”？笔者认为，总体来讲，“善本”是指一方面既一定程度忠实于原著（语言文字和内容等），但另一方面又有所创新和变化，体现了个人特色、时代特色和异域文化特色的版本。即它应该是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结合。因此，文论“善本”是一个动与静、变与不变、坚守与开放辩证统一的概念。再加之版本（谱系）的无限生成性、发展性和开放性，因此“善本”（的评定）只能是相对的、动态的：没有最好的“善本”，只有更好的“善本”。具体说来，文论版本本体范围内的“善本”是指版本谱系中内容相对完整准确且有所超越，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印制较为精良，文物价值较高的版本。
在作版本选择和进行西方文论研究时，既要优选/首选善本，同时又要具有开阔的版本史、版本谱系视阈和宽阔的文化—社会视野；
既要估量版本的学术价值，同时又要估察其艺术与技术价值，还可以顾及、看视其历史文物价值，当然核心还是学术价值。
如前所述，版本的选择除了可以从版本本身（即版本系统）——如版本的学术、艺术、技术、文物价值等层面（包含翻译层面），这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层面（对学术研究而言，尤其是学术层面）——出发进行评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版本之外的系统，如译者（身份）、读者（反馈）、市场（销量）、作品（版次和翻译方式）等角度予以评判。这些是判断版本（质量与价值）的外围因素。相比学术等内部因素，它们具有直观表面、易于操作、简便快捷等特点，同时又具有情况的复杂性、多面性甚至矛盾性：正因为如此，由之得出的评判结果也可能具有不统一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等特点。因此，它们可以作为（普通读者或需要快速）判断版本优劣高下的重要参考因素，但不能作为决定性因素；
而在实际的、专业的、可靠的版本评价中，必须将其与具体版本的内部因素的评价相结合，相互参照，综合评定，才能得出最后的、准确的、科学的结论。
（一）译者的身份
一般认为，学界知名学者或译者的译本往往比较可靠或更好，或者说是“权威译本”或“善本”，但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例如，方维规根据其对学界的观察和阅读经历不无揶揄地指出，学界的一些优秀理论译作往往不是知名的译者翻译的，反而是出自一些“无名小卒”、普通译者：“……新近的中国书市上很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优秀译作，它们出自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译者，而不是那些以多取胜的名牌复印机。”[3]这里的“名牌复印机”即是指知名译者，“他们已经很有名气，甚至成了谈论某些西方理论的‘一方诸侯’”。[4]其嘲讽和不满之意溢于言表。又如，从具体的翻译实例来看，“权威”译本或学界推崇的译本也不一定尽善尽美或绝对可靠，也存在不如非“权威”译本之处。以伊格尔顿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的译本为例，虽然该著在中国已有多个汉译本，但学界一般认为伍晓明的译本为权威译本；
而若仔细对比，也可以发现伍晓明译本也并非毫无瑕疵，其他人的译本也并非一无是处。下面我们撷取两段原文及相应的译文作为对比。
原文1:If one wanted to put a date on the beginnings of the transformation which has overtaken literary theory in this century，one could do worse than settle on 1917，the year in which the young Russian Formalisist Viktor Shklovsky published his pioneering essay‘Art as Device’.[5]
伍晓明译文：想为20世纪中发生于文学理论的变化的各个开端确定一个日期的人，可以比决定其为1917年做得更糟。就在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发表了他那篇开拓性的论文《作为手段的艺术》（Art as Device）。[6]
王逢振译文：如果人们想为本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最好是定在1917年。这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托·什科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拓荒性论文《艺术即方法》（Art as Device）。[7]
原 文2：Methodologically speaking,literary criticism is a non-subject.If literary theory is a kind of‘metacriticism’,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criticism,then it follows that it too is a non-subject.[8]
伍晓明译文：从方法论上说，文学批评是一个“非学科”（non-subject）。而如果说文学理论是一种“元批评”（metacrticism），即对于批评的批评反思的话，那么结论就必然是，文学理论也是一个非学科。[9]
王逢振译文：从方法论上来说，文学批评不是一门学科。如果文学理论是一种“总批评”（metacriticism），是一种对批评的批评反映，那么它同样也不是一门学科。[10]
从上述译文来看，无论伍译还是王译，内容上都体现出了对于原文的忠实，即完整、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
但在译语文字的表述上，伍译主要采用了异化策略，译文比较生硬、欧化，读起来不够通顺、自然，尤其是对原文1的翻译“想为本世纪中发生于文学理论的变化的各个开端确定一个日期的人可以比决定其为1917年做得更糟”，和对原文2的翻译“文学批评是一个‘非学科’”，读后令人费解。而相比之下，王译则采用归化翻译策略，译文比较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语言流畅，明白易解，可读性强。
在英语教学中适当增加文学课，对学生来说是一笔财富，适当了解外国文学对英语语言的学习有促进作用。学生通过学习外国文学可以了解一些知识背景，社会背景，语言背景，进而了解外国的文化。
当然，笔者在这里并非全盘否定伍译本和大多数权威译本，它们从整体上讲还是值得信赖的。但是，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仅仅依据译者的身份来判断译本的质量不一定可靠。
（二）读者的反馈意见
例如，针对采访者黄新炎对于郑克鲁先生翻译波伏娃《第二性》一书的调查结果：“我在当当网上看到，《第二性》第一部目前有9924人评论，第二部有8223人评论，可见该书影响之大”[11]，郑克鲁先生认为网络读者的评价很重要：“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译本（《第二性》）的评论，体现了读者的意见。读者都说好的译本，应该差不到哪里去”[12]，“民意说哪个译本好，就差不到哪里去”[13]。的确，译本作为一种读者和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和消费品，其质量要经得起用户的检验，要赢得消费者的良好口碑。因此，译本质量的高低是可以参考网络用户评论的，有时还可以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但必须注意的是，当前在网络商品销售上也存在着不良的风气，即商家为促进商品的销售，提升销量，会雇用职业刷单者或网络水军，充当吹鼓手，发布虚假好评；
同时用户之间也存在着跟风评论的情况。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评价也不一定完全可靠。
（三）市场的销售状况
书籍既是一种知识、思想产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物质商品，在我们一般的认知之中，如若它在市场上受欢迎程度高、销售状况佳，则其质量和价值应该不会低。对理论著作和译本而言也是如此。“《第二性》是一本学术书，没有想到的是出版之后销路非常好。我在北京听北师大一位研究生说，一开始以为《第二性》（译本）不好读，打开之后发现，行文非常流畅。理论书写得这么可读，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该书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泛。”[14]
但是，在许钧先生看来，作品的市场销量好不一定就代表翻译质量高。“现在有很多经典作品不断在重新翻译，一本书有几十个版本，质量也参差不齐……其实那些市场上卖得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翻译版本，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那么“什么是好的翻译？在许钧看来，好的翻译有个简单原则就是经得起读”，“好的作品是经得起读的，它的语言有艺术性，前后有一种文气能够贯通，语言有节奏感。行家还要看译文是否经得起与原作对应，经得起与原文的比较，无论是精神风貌，还是语言特质，要忠实于原著”[15]。因此，从市场的销售数量也不能完全、准确地判定译本的质量，而根据上述两位学者和译者的观点来看，译本的可读性和读者的阅读体验也是十分重要的评判条件。
（四）作/译品的版次
一般而言，版次（或印次）与译次是一致的或同步的，即有了新译文，必然会推出新版本，而新版本一般对应着新译文。而且从理论/道理上讲，往往新版本比旧版本要好，因为前者会基于后者而作出修订和完善。但是，从理论译本和版本的实际情况来看，重译本、再版本或后来的译本（版本）不一定比先前的译本/版本要好。
例如，重译本不一定就好。郑克鲁先生指出：“经典作品需要重译，因为以前的不少译本还不够好，即使是重译本，也有译者不负责任的。不少读者只看原作者是谁，买书时分不清哪是好译本，哪是差译本。”[16]
再版本不一定就好。例如，王逢振先生翻译伊格尔顿的《20世纪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一书先后出版了2个汉译版本，但其再版本却非重译本，虽然“更换了出版社，重新设计了装帧，甚至书名也改了，但是内容仍然是原来的，鉴于原作已经做了修订，译本也应该与时俱进，特别是译本再版时原著第2版已经出版10年了。读者买了新出版的译本，读到的却是旧版的原著，读者很可能有被误导的嫌疑，这样的再版不应该被推崇。”[17]的确，如果原著已经出版了新版本，且在内容上已经有了较大更新，作为新出译本，应该反映这种变化，否则不能满足学术阅读和研究“求新”的诉求。因此，通过对比汉译本与英文底本的对应情况（即译者是否选择了最新或最好的版本进行翻译），亦可判断译本的优劣；
若底本选择不当，一般而言，其再版本评价也不会太高。
（五）译作的翻译方式
即直译还是转译。学界或译界一般认为直译比转译要好，因为前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字和内容误读、扭曲、变形、损耗、讹误要少。例如黄新炎指出，“有网友在当当网上留言，盛赞《第二性》：‘同其他由英文版本翻译过来的译本不同，这个版本是从法文版直接翻译过来的，也是法国版权方唯一授权版本，内容方面没有删减，翻译更生动有趣、更忠实于原著内容。’”[18]这就暗含着读者大众对于直译方式的认同。而促使和激发郑克鲁先生重译/直译该著的重要原因则是先前转译本的问题严重：“上世纪80年代我看到湖南文艺出版社节译的《第二性》，感觉译文质量太差，当时我手头没有原文，无法核对，也就无法引用。”[19]由此可以看出学界和读者对于直译本和转译本有着不同的价值评判与认知。
但是，在实际的翻译中，有学者指出，直译本也不一定就好。“（奥尔巴赫的）《摹仿论》（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在2002年已经有了据德文原著翻译的中译本（见吴麟绶等译《摹仿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引者注）。如果对中英两个译本进行简单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发人深省的差异。首先，《摹仿论》的批评特色在于以原语言著作作为分析蓝本。英译本全部保留了原语言引文，并随后附上了英文翻译。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中译本将上述所有引文全部变成了中译文。须知，原著引文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一，随意删除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它的完整性。其次，英译本有著名学者萨义德撰写的长篇导读，而中译本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此外，国内只有一篇书评对此书有较为深入的论述。第三，中译本的出版时间比英译本要晚半个多世纪，而且与英译本相比，它在中文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几近于无。[20]其实，奥尔巴赫与他的同胞、文学文体学研究之父斯皮策代表了西方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当下学界，西方各种新学旧学理论不断被无节制地引入，而《摹仿论》却乏人关注。同样重要的学术资源，我们为何厚此薄彼？但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的《摹仿论》英译本能弥补一点缺憾。”[21]
综上，在该例中，大陆直译本不佳的原因在于删除了原著特色内容和重要副文本，破坏了其完整性，且没有英译本的影响大；
而且甚至可以说，台湾张平男根据查斯特（Willard R.Trask）的英译本将该著转译的汉译本（《模拟：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台北市：幼狮文化，1980年）也比大陆版影响更大。
因此，关于直译本与转译本的优劣高下问题，的确不能一概而论，而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六）其它外部因素
除了上述主要的外部因素之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原著/译著版本的版次、印次、印数的多少、是否获奖（如美国国家图书奖、鲁迅文学翻译奖、傅雷翻译出版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各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是否成为学术研究对象并获肯定、是否出版社约稿、译者的中文功底、出版社的级别与声誉、图书馆藏机构的级别、馆藏的版本等初步判断著作的质量与价值。
因此，文论版本/译本的遴选具有标准和操作的复杂性，既涉及到内部和外部等多个因素，而且每一个评判标准都可能具有不确定性（如上述5个外部因素），评价具有很大的矛盾性和张力性，评判者在遴选时必须注意标准的内外结合，宏观与具体结合，一般与特殊结合，主要与次要结合，深入版本/译本作具体对比和细致分析，通过综合比较，以最核心的学术指标为主，对版本/译本做出主导性判断。切忌泛泛而论，或仅仅依据一个指标而得出版本/译本优劣高下的结论。而且根据版本评校的实践来看，很少有版本/译本是完美无缺、完胜其他版本/译本的，因此，所谓文论善本只能是相对而言的，而非绝对的，是一般而言或在主要方面略胜一筹的版本/译本。善本也需要参照、汲取其他版本/译本的优点和长处进行进一步完善并发展。
总的来说，结合西方文论研究实践，并借鉴其它文学研究领域的成果[22]，笔者认为，在西方文论研究中，我们应该遵循“准”“新”“善”“全”“深”的版本原则。其具体内容为：
首先，必须遵循版本精确所指的原则（即“准”），同时还必须兼顾参照最新版本原则（即“新”）。对于译本，还必须遵循优选善本（即“善”）、参照众本（即“全”）的原则。
在当前的西方文论研究中，由于研究者的版本意识淡薄，常常出现版本错指和乱指的现象，前者即指标注并不存在的著作版本，后者即指标注的版本虽然存在，但实际上是另一个版本（或其他版本）的信息。同时，还有一种普遍现象，即版本任选，但结论统指，也就是说，研究者在研究时往往选取西方文论著作众多版本中的一版（往往是第一版）展开研究，但却因或主观（缺乏清醒自觉的版本意识，未进行系统的版本变迁、谱系梳理）或客观（由于信息、资料引进渠道不畅通，版权问题的延宕，导致外文西方文论原著获取、引进、翻译不及时[23]）的原因，而忽略了其他版本的存在或与其它版本之间的差异，从而将根据其中一版得出的结论指向或强加于其它版本。因此，在进行西方文论研究时，我们必须要明确、精准地指出所论著作的版本信息，根据该版本所得出的结论也应该指向和仅限于该版本，而不能不加考察、不加区分地跨版本、串版本下结论。
与此同时，我们在以版本谱系中的其中一个版本作为研究对象时，还必须参考谱系中的最新版本，以保证研究证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可靠性、正确性。因为好的学术著作应该是“新”的、“真”的：所谓“新”，不仅指学术著作的创新性（这一点对于西方文论经典名著而言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还指能及时反映作者的新思想、新观点；
而所谓“真”，则是指该著应该能真实、准确地反映著者在这些思想、观点上的变化。由于西方文论家在著述时受意识形态等非学术因素干扰相对较小、较少，因而其著作以及其修订本一般都能真实地反映作者成熟的意志，即其新思想、新观点。相对于新版本，旧版本由于无法及时地反映出著者理论思想的最新变化，因而一般说来它比新版本价值低。因此，在研究一部具有版本谱系的西方文论著作时，为保证研究结论的新颖性和前沿性，我们应该首选该著的最新版本，以及时跟进和把握作者理论、思想、观点的最新发展动态（这样才符合学术研究求“新”的特点）；
而在研究最新版本之前的其他版本时，也应该把这些版本置放于该著的版本谱系之中，以从历史、全面、联系、动态的角度来研究它们，避免因以静态、停滞、片面、孤立、狭隘的观点来审视时得出错误的结论而不自知[24]。
对于译本，由于在实际的版本考察中，我们发现既无十全十美的译本，亦无一无是处的译本，因此建议在选用译本时，应该在考察全部译本的基础之上，以谱系中的善本为底本，同时参考其它译本，通过取长补短的方式，吸取、综合优秀译文，从而获得最佳的版本效果。关于汉译善本的“真”“新”“美”问题。其“真”不仅仅是指真实、全面、准确地传达原著内容，同时还指忠实地表达其风格；
其“新”既指在内容上及时反映了作者理论思想观点的新变化，又指在语言、文字、副文本等方面有新改进和新提升。另外，汉译善本不应该仅仅具有“真”“新”的特性，还应该具有“美”的特点，亦即从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来看，译本应该译文地道、流畅、优美，深受读者喜爱、欢迎，否则译语佶屈聱牙、晦涩难解、逻辑不畅，仅有内容上的“真”、“新”的译本也算不上真正的善本（“善本”之本意即为“好的版/译本”，这也包括语言上的“美”）。
其次，无论是在西方文论史的书写中还是在西方文论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对每一部（经典）文论著作所生成的本土和异域版本谱系或图谱心中有数，对这些中外版本演变所形成的“小历史”“微观史”“小世界”应了如指掌，有深入细致的认知（即使我们不一定要对其谱系和历史进行书写与展示），此即所谓“全”和“深”。亦即文论史的写作者、叙述者和文论研究者应该“放眼全谱”“胸纳众本”，而不能仅关注或论说某单一版本。简言之，学术主体应该对著作的版本谱系作“全景观”“整体观”，对作者的文论思想和观点的嬗变历程应有“全局感”和“纵深感”。同时，鉴于当前学界对于西方文论版本谱系缺乏有意识的研究的现状，笔者也呼吁学者们对其展开专门、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以为相应的文论史写作和文论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这并非夸大其词或繁冗多余，而是由西方文论版本（谱系）在历史上、事实上的丰富性、复杂性和价值意义重要性决定的。因为西方文论著作的版本谱系往往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经过多种流变模式而生成的，如基于相同/不同文化语境、不同翻译路径、不同传播媒介、不同模仿方式的流变/传播模式等。多种流变模式导致西方文论著作版本（变文、异文）大量产生，使各版本之间在正、副文本层面存在着复杂、多元的差异，并折射出其与不同时代、地域、社会、文化、文艺学术思潮、读者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展示出正、副文本中核心术语、关键词、理论意涵的历史文化变迁。这些最终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西方文论文本的研究。
另外，版本在时间上的流变和在空间上的异变，一定程度导致了文论著作的经典化和世界化。一方面，版本在时间维度上的嬗变，持续推动文论著作的经典化；
另一方面，版本在空间维度上的跨地域、跨空间、跨语言、跨文化、跨国别异变与传播（如多个国际—外语语种版本和多个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版本），促成世界文学理论的生成。细察文论著作的版本史可以看出，世界文学理论的形成几乎总是与多版本（含译本）如影随形、相伴而生的，或者说后者增强了理论的世界性。而最终，版本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流变，共同导致世界文学理论经典的生成。这无疑是版本流变在客观上所生成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再者，文论著作及其所承载的理论进入了文论史（即大历史、宏观史、宏大叙事模式的初版本史）序列，同时该著的中外版本谱系自身又形成了一个小历史（即一个小的书籍史和理论嬗变的微观史），文论大历史或主流/干史因小历史的枝繁叶茂而显得生机勃勃。这是此前的学界很少意识到或察觉到的（或者说小历史被大历史遮蔽了）。因此要改变粗疏、宏观、简单的西方文论史观和史（诗）学思维，要充分认识到其作为“枝叶”的小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价值与意义性。[25]
而若仔细探查和深入考古，文论著作版本所构成的既开放又封闭的小历史系谱则折射出内容丰富多彩、形态摇曳多姿的多种亚历史/子历史，如该著的书籍史，修订史，翻译史，传播史，阅读史，阐释史，批评史，接受史，审美史，思想史，观念史，经典化历史，理论演变史，时代和社会变迁史，等等。而这一部部经典文论著作所生成的微观历史，又会对长期以来粗线条的、呈宏大叙事的西方文论（主流）历史书写构成有效补充，使其更显具体、丰富、充实、生动，更有宽度、深度和厚度，其可读性、亲和力更强。因而其价值不可小觑。而文论著作自身独特的话语声音和个性化身份也由此得以浮出宏观历史的地表而得到凸显，并在接受者心目之中形成清晰、生动的理论印象和诗学面孔，而不致被长期湮没而失语。而若再进一步细究，可以看出，在每一部著作的系列版本所构成的小历史中，其中每一个版本自身又形成了一个独自的、独特的文化场域、封闭体系和生态系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有机体（虽然在主体上它是与其他版本血脉相连、精气相通，归属同一个家族谱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
还有，从版本小史可以近距离地感知和感受历史的温度、深度、厚度、精细度和速度以及理论的生命力，文论家的生活触感与生命体验；
同时，从版本小史亦可以以小见大，洞幽烛微，可以从一个个版本一窥更为宏大和更为广阔的社会景观、历史风貌、时代画卷和风起云涌、众声喧哗的20世纪理论及其变迁、际遇、关系和命运。
总而言之，我们在研究一部西方文论著作时，不应该只关注其中一个版本，而应该胸怀多个版本，以文论“善本”为基准，全面透视和扫描整个版本谱系；
把单个的版本研究放在整个版本谱系的背景下进行，这样研究者心中就既有整体，同时又能在全面、发展、互文、关联的语境中聚焦、研究个案。最后其研究就不会出现以偏概全、停滞不前，或落后于版本及作者思想的发展，甚至得出错误结论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