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丹丹
关于清代宗室子弟的学校教育与科举，学界的相关研究从八旗官学制度或科举制度的角度进行探讨，已有学者注意二者之间的联系。有学者强调宗学以“国语骑射”为主要教育内容，目的是维护“满洲旧俗”，强化“满洲认同”。更有学者提出宗学的衰敝以及宗室科举的复兴表明宗室子弟中“满洲认同”的衰落和“知识政治精英”社会认同的兴起。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宗室子弟的学校教育、科举与“满洲认同”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尚没有从清代政治文化构建的视角来考察清代宗室子弟的学校教育与科举。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政治文化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是稳定的政治倾向和心理。任何政治共同体都需要稳定的政治价值观念以及信仰、情感来为政治系统和政治运行提供稳定的文化保障，以维护政治秩序。
清朝统治者具有“满州权力中心意识”的政治倾向和心理，“努尔哈赤在满洲政权的形成过程中，注入了强调本民族特质的满洲中心观点，并藉以塑造出‘我群’（wegroup）意识。”这种“满洲权力中心意识”是以保持满洲民族特色、维护满洲民族武力优势以及提高满洲民族政治地位为特征的。换言之，清王朝是一种“部族政权”，即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由满洲全体部族来支持政权，“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
满洲民族所创建的清王朝，作为“中国王朝”的继统，其施政措施需要与儒家政治文化思维相耦合。崇儒重道以振兴学术、提倡教化以追求文治是儒家政治文化思维的重要特征。推行考试选才的科举制度、以士人佐理国政是儒家政治文化思维的实现路径。在儒家政治文化体系中，“中国王朝”是一种“士人政权”，士人阶层“既不是皇帝的私人势力，也不是一个固定集团”，相当部分的政府权力掌握在士人阶层手中，而“学而优则仕”则是士人阶层公开的、开放的上升渠道。
从政治文化角度来观察，清王朝处于一种“吊诡”的状态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维持具有“满洲权力中心意识”的“部族政权”是清政权赖以立足的基石。清王朝是否具有“正统性”，其话语权却是由“士人政权”的儒家政治文化思维所主导的。对于清王朝而言，在协调满、汉两种相异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具有自身特点的稳定的政治文化结构，是其维持统治所必须回答的历史命题。
清代的宗学与宗室科举的变化沿革恰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是如何在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之间进行调适的。清代的宗室被界定为努尔哈赤之父爱新觉罗·塔克世的直系后裔子孙。宗室“系拖天潢”，是满洲人群中政治经济特权最多，社会地位相对固定的特殊人群，但在宗室人群中没有封爵任职的“闲散宗室”占很大数额。清朝统治者在满、汉二元政治文化的调适中为宗室子弟选择了一条从学校到科举的“晋身”之路，表现出清朝统治调和“满洲权力中心意识”以及“儒家政治文化思维”的尝试。将儒家政治文化思维中士人阶层“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与“满洲权力中心意识”的中政治特权相结合，清朝统治者设计出其独有的宗室子弟学校教育与科举体系。
清代宗学始设于顺治十年（1653），是培养宗室子弟的教育场所，由专门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直接管理。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帝令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读书”，暂时性地废止了宗学。雍正二年（1724）复设宗学，以教习“宗室子弟愿入学者”。至此，宗学成为宗室子弟的常设教育机构。光绪二十八年（1902），翰林院侍读宝熙奏请将宗学等官学“改并入中、小学堂，均归管学大臣办理，从之”。至此清代的专设宗学教育完全废止。
宗学维护满洲文化特质与教习儒家汉文经义的双重使命表现在其教习内容上。宗学初设时，“每学选满洲生员一人为师，教习清书。……学生兼习骑射，汉书听自延师教习”。顺治十一年（1654）六月，顺治帝谕令宗人府：“今思（宗室子弟）既习满书，即可将翻译各项汉书观玩，著永停其习汉字诸书，专习满书”。雍正二年（1724）复立宗学时，“分别教习（宗室子弟）清、汉书。读书之暇，演习骑射。”乾隆三年（1738）规定宗学月考，“以满、汉京堂各一人总稽学课，月试经义、翻译及射艺”。乾隆二十一年（1759），“裁汉教习九人，改翻译教习。增骑射教习”。嘉庆二十五年（1820）二月，“新增满、汉教习、弓箭教习各一名”。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清朝宗学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清文”“骑射”和“汉书”。在清朝统治者的认知中，“清文”“骑射”和“汉书”在政治文化中的功用和地位不同。
“清文”是“满洲”民族意识和民族共同体的标识及精神纽带。“骑射”是“满洲”战斗力的保证以及尚武精神的体现。“清文”和“骑射”，是清朝统治者视为“满洲根本”的“国语骑射”，更是宗室子弟所必须掌握的“本务”。故清朝历代的宗学教育中都注重“清文”和“骑射”。这是因为宗学教育中的“国语骑射”具有维护满洲文化特质的使命。
清入关后，面对着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极其悬殊的满汉人口比例，清朝统治者认识到维持“满洲文化特质”是政权赖以立足、民族赖以维系的基础。乾隆帝屡屡强调“马步射、清语为满洲根本”，“朕思马步射、清语，乃我满洲分内应学之事”。后“增宗室十岁以上者小考之例，于十月中钦派皇子、军机大臣等，考试满语、弓马”，进一步提高宗学中“国语骑射”的重要地位。至嘉庆时期，清朝统治者仍然强调“国语骑射，乃我满洲要务”，认为宗室子弟应当时时努力学习“国语骑射”，即便是同时学习汉文和清文，亦“当以清文为要”。
“国语骑射”始终是清代宗学的主要学习内容，宗学教学内容的选择具有维持满洲民族认同以及保持满洲民族武力优势为导向。宗学作为维持满洲文化特质的场所，体现了满洲权力中心意识。
值得探究的是，对于是否在宗学内教习“汉书”，清朝统治者表现出了犹疑，宗学内的“汉书”学习“时废时兴”。早在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宗人府各衙门商议设宗学时，就曾有“每学用学行兼优满、汉官各一员为之师范”的建议，以期宗室子弟兼习“清书”“汉书”，成为“兼通满汉”的统治人才。但正式设立宗学之时，对于汉书则“听自延师教习”，表明了对于宗室子弟习汉书既不鼓励也不禁止的官方态度。顺治十一年（1654）六月，顺治帝明谕宗人府“停其（宗室子弟）习汉字诸书，专习满书”，以防“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康熙年间，宗学教育暂止，曾令宗室子弟“于本府讲读经史诸书”。“经史诸书”的内核正是“儒家政治文化”。雍正二年（1724）重新整顿宗学后，宗学学生可以在“清书”“汉书”中选择性地进行学习，此时正式将“汉书”的“经义”“文法”设为宗学的教学内容。同时加强了“汉书”教习的师资力量，“每学生十人，设汉书教习一人，礼部考取举、贡充之”。雍正十一年（1733）规定“两学各以翰林官二人董率课程，分日讲授经义、文法。”乾隆三年（1738），宗学的学习内容尚有“经义、翻译及射艺”。乾隆二十一年（1756），“裁汉教习九人，改翻译教习”，即宗学的学习内容中再次取消了“汉书经义”的内容。嘉庆二十五年（1820）重新恢复了乾隆朝裁撤的汉教习，从此“汉书”作为宗学的教育内容成为定制。
清朝统治者表示在宗学中否定“汉书”的学习，是因“诚恐学习汉文，流于汉人浮靡之习”。早期的清朝统治者存在这样的认知和疑虑——以满洲文化特质为内核的“国语骑射”与代表儒家政治文化的汉文经义是矛盾的，“汉文”“汉俗”有消解满洲文化特质、瓦解满洲民族认同的危险。
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其统治的核心集团必然要掌握有利于维护统治稳定的儒家政治文化思维。所以在某些时候清朝统治者又不得不允许宗学教习“汉书”。最强调“国语骑射”的乾隆帝也曾“以汉文教习宗室子弟”并希望能出现“文理明通”的宗室子弟。只是在对宗室子弟学习汉文经义的成果失望之后，才表示“嗣后宗室子弟，或有不能学习汉文者。应听其专精武艺……储为国家有用之器也”。乾隆四年（1937），稽查宗学咯尔吉善奏请“定以规条，令学者于文字翻译之外，或明一经，或讲《纲鉴》”，期望宗室子弟系统学习汉文经义后能“赞襄治化”“以凝庶绩”，使“国家益收得人之效矣”。满洲宗室学臣将以儒家政治文化思维为内核的“汉文经义”视为可以用于“庶务实绩”的“治术”。这也正是清朝统治者所希望达到的调和“满洲本位”和“儒家政治文化”的理想状态，即在保证“满洲权力中心”的基础上，将儒家政治文化作为统治的工具和手段。
从宗学中教习“汉书”的时兴时废中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清代的宗学教育一直都有“汉文经义”的影子。清朝统治者一旦发现儒家政治文化挤压“满洲本位”的存在空间时，即以政治手段加以干涉，但又无法完全摒弃儒家政治文化。清代政治文化的“构建”并没有像清朝统治者设想的那样以“满洲权力中心意识”作为主导，“儒家政治文化思维”作为补充。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满洲权力中心意识”纳入了“儒家政治文化思维”的规范流程之中。这一点可以从清代宗室科举的发展中寻出端倪。
科举选才制度是儒家政治文化思维的重要内容。清代的宗室科举，经历了康雍乾时期的试探以及嘉庆之后的规范化两个阶段。
“宗室科举”始于康熙年间。康雍乾时期共举行过三次，“应试间以举行，不为常例”。这是清朝统治者对于将儒家政治文化思维中士人阶层“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与“满洲权力中心意识”的政治特权相结合的初步试探。
顺治年间曾允许八旗子弟参加科举，后因恐宗室子弟参加科举后“升用”容易反“以披甲为畏途”而停止。康熙六年（1667）“复八旗乡、会考试之例”，此时八旗子弟参加科举的流程及内容与汉人相同。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特旨鼓励宗室子弟参加科举，“令八旗宗室子弟“与满洲诸生一体应试，编号取中”。康熙此谕旨目的在于鼓励宗室子弟“力学属文，奋志科目”，使“学业成就者，不沮抑于仕进，凡属宗支，人人得以自效”。康熙三十八年（1699），宗室子弟参加乡试，并没有与“满洲诸生一体应试”，而是单独“分试一次”。此次宗室科举在举行乡试之后，并没有举行会试。第二年，康熙帝停止了宗室科举。停止宗室科举的表面原因是“宗室朕素加恩，何患无官”，宗科举并不是宗室子弟进入仕途的首要途径。实际原因可能是宗室子弟科举成绩不佳：史料中没有找到此次宗室科举的中式名单。
雍正时期，宗室“生齿日繁”。雍正帝在承认“宗室等并无升迁之路”的情况下，仍拒绝宗室子弟参加科举。对此的解释是宗室子弟参加科举需“与民人等一例控检”，有失身份体统；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此时宗室子弟对于“儒家汉文经义”学习水平不足以应对当时的科举流程。雍正二年（1724）重整宗学：规定宗室子弟只有三年学习期满，才可按等第分别补缺授官；
同时将“汉书经义”正式列为宗学的学习内容。宗学成为后宗室科举人才的储才之所。
重开宗学、教习汉文经义为乾隆年间恢复宗室科举提供了条件。乾隆六年（1741）谕旨称“（宗学）官学生归汉文班者，迩年以来颇知奋勉”，乾隆帝命在来年的八、九月间于其中“择其可以应考者……试以经文一篇、论一道，其中文理明顺者，酌量拔作监生……讲求明经、治学之事”。宗学的官学生仅需试以经文一篇、论一道就可以拔为监生，这在科举途上可谓优待。此时宗室子弟科举尚没有正规、严格的乡、会试流程，而是于宗学中“合试左右翼学生”后“拔取佳卷，准作进士”。乾隆八年（1743），按此流程“考取宗室玉鼎柱、达麟图、福喜俱准作进士”。之后乾隆十三年戊辰科，取中宗室良诚及平泰二人为进士。乾隆年间的宗室科举只是在宗学内部通过选拔考试就可以“准作进士”，与其说是“考试选才”，还不如说是清朝统治者对于宗室的“恩遇”更为恰当。
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帝明旨废除宗室科举：“将宗室等乡会试及选庶吉士之例，永行停止。”表面上宗室科举停止的原因是遵循康熙、雍正时期“宗室子弟不应乡会试”的旧制。实际上的原因是通过这种“宗室科举”所选拔的进士并不能让乾隆帝满意。乾隆七年（1742）于宗学生中选拔监生时称“以汉文教习宗室子弟，迄今已经数年”，却“昨经考试并无佳卷”。乾隆帝认为在这些试卷中“朕非过求文字出色，其实在明通者，实难其选”，就是勉强取中的二、三人，也不过是差强人意“文理稍顺”而已。
康雍乾时期，清朝统治者试图让具有政治特权的宗室子弟走“学而优则仕”道路的试探并不成功。对于宗室子弟而言，在不乏进身之阶且对儒家汉文经义不娴熟的情况下，宗室科举缺少吸引力。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既需要在宗室科举中体现宗室子弟的特权地位，又害怕宗室子弟“专攻文艺，沾染汉人习气转至弓马生疏”。更为尴尬的是，一方面宗室子弟儒家汉文经义尚未娴熟到能应对常规的科举考试流程的程度，另一方面此时由宗室科举选拔出的人员不符合常规的科举流程，难以被儒家政治文化思维所接受。上述问题在嘉庆间才开始得到解决。
嘉庆时期“天潢支派繁衍”，“广其登进之路”迫在眉睫。嘉庆帝认为以骑射为代表的“满洲旧制”与考试汉文经义的科举之间并没有矛盾，“自停止考试以后骑射亦未能精熟”，“且应试之前例应阅射马步箭方准入场，于骑射原不致偏废”。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下诏重开宗室科举，规定宗室子弟参加乡试前需先试“骑射”与“文理”合格后，再由宗人府报送顺天府乡试。
从嘉庆时期开始，宗室科举开始具有常规科举的流程。嘉庆四年（1799）谕令中称“旧制宗室均不由乡举径赴会试未免过优”，规定自嘉庆六年的“辛酉科”开始“宗室应考者”“与生监一体乡试应定中额”。嘉庆十九年（1814）增加了覆试流程，明令“著自本科为始，宗室会试中式者传集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覆试”。至此，宗室科举具完整的乡试、会试、覆试流程。
宗室科举归入正常的科举管理体系。首先，规定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嘉庆五年（1800）时，宗室科举的考试地点改在贡院“以昭慎重”。考试时间定为“会试由礼部于三月初八日，乡试由顺天府尹于八月初八日”，成为定制。其次，宗室科举考试的点名、散卷以及阅卷规范化。宗室科举在进入考场之前需要要由宗人府派出章京在“在专门识认”并“至龙门外由御史点名”后，才发放试卷进入考号。宗室科举“乡试（试卷）由顺天府，会试试卷则由礼部备卷钤印”，交监试御史后“按坐号散给”，“交卷后按例弥封交内簾阅看”。不过，宗室科举的乡会试的考卷“毋用誊录”。再次，按科举流程明确了回避制度。嘉庆九年（1804）规定“祖孙父子及同胞叔侄兄弟”以及“切近姻亲”都在宗室科举的回避范围之内。从嘉庆年间开始通过宗室科举选拔出的宗室子弟基本符合常规正式的科举流程，从程序上可以被儒家政治文化思维所接受。宗室的政治特权地位则通过宗室科举考试内容的简单化以及录取额的优待得以体现：“宗室乡会试取中用一文一诗”，远比常规科举考试内容要容易。“每九名取中一名”也远高于常规科举录取比例。嘉庆朝的宗室科举制度，为道光朝所延续。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奏准将宗室子弟的科举考试并入八旗科举，一体同题考试，同时录取额也归入八旗科举的录取额内，取消了宗室科举考试的优待和特权。从此直至同治、光绪两朝，所取中的宗室进士并非依靠宗室特权，而是自身对儒家汉文经义的娴熟掌握，宗室功名的取得符合“儒家政治文化思维”中考试选才的要求和认知。
清代宗学教育具有维护满洲文化特质与教习儒家汉文经义的双重使命，这是“满洲权力中心意识”与“儒家政治文化思维”的具体体现。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在满汉政治文化二元性的调适中推行“满洲本位”是其理想状态。所以其不断强调可以保证满洲民族文化发展延续的“国语骑射”。然而清朝统治者视为“满洲根本”的“清文”“清书”，更多地停留在“满洲民族语言”的层面，自身缺少深邃的政治文化内容。代表儒家政治文化的“汉文经义”却可以给清王朝的政治运行提供稳定的文化保障。在清代政治文化的构建中出现了一个悖论：无论清朝统治者如何重视作为“满洲根本”的“国语骑射”，其衰落都无法避免；
无论清朝统治者如何防备“汉文经义”，“汉俗侵染”的趋势皆愈发严重。在宗室子弟中强调“国语骑射”的学习，对“汉书经义”学习的时兴时废，都是清代政治文化构建的一个剪影。
在满、汉二元政治文化的调适中清朝统治者试图让以宗室为代表的“满洲军功贵族集团”通过“学而优则仕”的科举路径来获得儒家政治文化思维的认同。康雍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放弃宗室科举的原因并非是宗室子弟“不乏仕进之途”或者是恐其沾染汉人习气、忘却满洲根本，而是宗室子弟对于“儒家汉文经义”的生疏以及儒家政治文化思维对这种疏陋科举流程的不认可。到了嘉庆年间，清朝统治者否定了前代“满洲根本”与“儒家汉文经义”对立的观点。实质是在调和满、汉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放弃了“满洲本位”的进一步扩张。此时，宗学中以汉文经义教习宗室子弟已成定制而宗室科举在流程上开始规范化，宗室科举纳入整个科举制度的流程之中，宗室子弟取得科名就具有在“儒家政治文化思维”中“进仕”程序上的正确性。
从清代宗室子弟的学校教育与科举中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对于儒家政治文化思维的态度变化，从顺治时代的犹疑到康雍乾时期的徘徊试探发展到嘉庆时期的接受。时间越向后，满、汉二元政治文化中“儒家政治文化思维”的认可度就越高，而“满洲本位”的特质就越衰退。清代的政治文化具有满汉二元化特征——既符合历代“中国王朝”“儒家政治文化思维”的传统，又具有部分满洲政治文化的个性。矛盾在于，在政治上占主动地位的“满洲”，于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而这种弱势地位尚不可以依靠政治力量逆转。清代政治文化构建的过程就是“满洲权力中心意识”被逐渐纳入“儒家政治文化思维”规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