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环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0)
张伯驹(1898—1982)，谱名家骐，字伯驹，号丛碧，别号好好先生、游春主人等，当代著名文化大家，擅长诗词、书画、戏曲，尤工于词。《丛碧词》是张伯驹先生编印最早的一部词集，也是修订时间最长、版本最多的词集。从1936年以“丛碧词”之名在《青鹤》杂志上连载到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第四版刊印，几经增删，历时20多年，可见张伯驹对这部词集的重视。由于张伯驹先生自编的《丛碧词》的所有版本在生前都并未公开出版，且印量有限，因此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丛碧词》的成书及版本流变的具体情形所知甚少，相关论述大多含混不清甚至以讹传讹，对张伯驹诗词研究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导。本文即以相关文献为基础对张伯驹《丛碧词》的成书及版本流变做较为细致的梳理与考证，希望能探流溯源，为张伯驹研究及《张伯驹全集》的编撰提供真实可信的文献资料。
张伯驹在《无名词》自序中说：“自三十岁学为词，至庚寅后二十几年，有集《丛碧词》。”庚寅年为1950年，这里所说的并非《丛碧词》最早的版本。从现存四个版本中的序言来看，序言写作时间最早的是方地山(署名“大方”)于丙子年(1936)所写的，文中说：“丙子三月，伯驹过天津，以所为《丛碧词》示余。”“丙子三月”这一说法应当指的是1936年农历三月，按公历应是3月下旬或4月(三月初一为公历3月23日)，由此可知张伯驹在这时已经有部分甚至全部《丛碧词》书稿，而且有准备印行之意。
这一版本为红色大字仿宋体铅印本，序言只有方地山序，共收录词作72首。邓云乡在《张伯驹氏原刊〈丛碧词〉书后》中曾提到夏仁虎、郭则沄二人作序的仿宋大字刻本《丛碧词》，认为是“原刊本”，这一说法在学界影响很广，以至于夏、郭序本常被误认为是最早的版本，但是夏、郭二人的序言均作于“戊寅年”，即1938年，晚于方地山序，且从内容上看，夏、郭序本是在方地山序本基础上加以增删完成的，而且夏、郭序本中的这些改动又在后来的《丛碧词》版本中得以延续，因此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最早的版本应是1936年方地山作序的版本，夏、郭序本则在其后。
张伯驹自称“自三十岁学为词”，《丛碧词》中的首篇《八声甘州·三十自寿》是目前所知他作的第一首词，因当时大多以虚岁计算年龄，故一般倾向于认为这首词作于1927年2月23日(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张伯驹与“丛碧”结缘也在同一年。这一年，张伯驹收藏了康熙的“丛碧山房”横幅，并因此改其居住的似园为“丛碧山房”，并改号为“丛碧”。从1927年开始填词到《丛碧词》初版，用了大约十年时间。这期间，有两次文学活动与《丛碧词》的成书关系最为密切。
第一次文学活动是1930年张伯驹与袁克文、方地山、郭则沄在《北洋画报》上发表互相唱和的词集《蛇尾集》。
《北洋画报》由冯武越、谭北林创办，吴秋尘主编。1926年7月创刊，围绕这一报纸，在京津两地形成了一个名士文人沙龙，成员有袁克文、张伯驹、樊增祥、方地山、吕碧城、章士钊等。《蛇尾集》是袁克文、张伯驹、方地山、郭则沄4人在《北洋画报》上互相唱和的词集，共17集，从1930年1月7日第420期开始连载，至1930年3月18日第447期止。其中词作，几乎都是由袁克文(署名“寒云”)率先发起，其他人随后与之唱和而成。
张伯驹在《蛇尾集》中发表了两首词：《踏莎行·寒云醉宿粉房琉璃街霭兰堂，以车送之，即和原均》[《蛇尾集》(十四)，1930年2月25日第438期]和《薄倖·和寒云次元均》[《蛇尾集》(十六)，1930年3月13日第445期]。这两首词都是与好友袁克文(寒云)的唱和之作。袁克文的原作分别为《踏莎行·宿粉房琉璃街霭兰堂》[《蛇尾集》(八)，1930年2月11日第432期]和《薄倖》[《蛇尾集》(十)，1930年2月15日第434期]，署名均为“寒云”。除张伯驹外，郭则沄(署名“蛰云”)也分别写有和作：《踏莎行·和寒云均廿五夕作》[《蛇尾集》(九)，1930年2月13日第433期]、《薄倖·和寒云次元均》[《蛇尾集》(十一)，1930年2月18日第435期]。可见，张伯驹这两首词的创作都是源于词友之间的唱和，袁克文在其中显然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张伯驹的这两首词后来又发表在《青鹤》杂志1936年3月1日第4卷第8期的《丛碧词》(一)中(题目分别改为《踏莎行·送寒云宿霭兰室》《薄倖·和寒云韵》)，并被收入初版《丛碧词》。其中《薄倖·和寒云韵》因为《丛碧词》第三版(小字铅印本)未收录，而包括两种《张伯驹词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和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和《张伯驹集》在内的通行本中的《丛碧词》都是以第三版为底本的，因此鲜有人知。这两首词是目前所知张伯驹发表最早的词作，也是《丛碧词》中除《八声甘州·三十自寿》之外创作时间最早的词，值得重视。
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一〇二)中写道：“诗钟分咏作招魂，一痛车茵忍更论。洹上词余蛇尾集，褒城家住马头村。”诗后注云：“昔与寒云，每在天津国民饭店为词集唱和，名‘蛇尾集’，盖取虎头蛇尾之意。词登《北洋画报》。后与沽上词人寇梦碧、陈机峰、张牧石作诗钟分咏，有‘寒云、奇双会’一题,余一联云：‘洹上词余蛇尾集，褒城家住马头村。’下句乃《奇双会》戏词也。寒云亦曾演《奇双会》中之巡按李泰。沽上词人多谈及寒云事,每有余痛。”由此可知《蛇尾集》的创作缘由及背景。《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作成于1978年，时隔40多年，张伯驹仍记忆犹新，可见这一时期的词友唱和是他的词创作生涯中值得珍视的一段。
第二次文学活动是1936年3月至1937年8月张伯驹在《青鹤》上连载《丛碧词》，《丛碧词》首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青鹤》是陈灨一在上海创办的一种旧派文人刊物，半月刊，刊名出自《拾遗记》“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鸣之禽名青鹤”，办刊宗旨为“思于国学稍存一线生机”，1932年11月15日创刊，出至1937年8月1日5卷18期因抗战全面爆发而终止，共刊出114期。张伯驹的《丛碧词》在《青鹤》“近人词钞”一栏中连载，起于1936年3月1日《青鹤》第4卷第8期，止于1937年8月1日第5卷18期，“丛碧词”后标有序号的有11次[从(一)到(十一)]，最后两次无序号(分别发表于1937年7月1日5卷16期和1937年8月1日第5卷第18期)，共发表有44首词，均署名“伯驹”。另外，1936年9月1日第4卷第20期上还发表有《浣溪沙》“隔院笙歌隔寺钟”，虽然未标注“丛碧词”之名，但也收入初版《丛碧词》中，也可视为“《青鹤》版”《丛碧词》之一。这45首词中，除《贺新郎·贺赣一兄新婚》一首外，均收入初版《丛碧词》。
张伯驹之所以会在《青鹤》上集中发表《丛碧词》，应该与他1936年的经历有关。这一年，他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署名“票逑”的《记平票张伯驹之二佳作》中提到张伯驹“这次奉公南来，因为庆贺二十五年元旦，在古拔公寓，进行彩排”。署名“东台”的《张伯驹巨金养配角》(《戏世界》1936年5月24日)、署名“寒梅”的《谈平票张伯驹》(《戏世界》1936年10月13日)等文章中也都提到张伯驹1936年曾在上海留住。在这期间，张伯驹与《青鹤》杂志的主编陈灨一时相往来。陈灨一曾入袁世凯幕，负责文案，也曾任张学良秘书，与张伯驹的好友袁寒云、郭则沄等都有交情，因此，即使二人之前并无交往，也很容易辗转相识。陈灨一在《青鹤第五年》中记载有他们曾就《青鹤》的出版事宜共同谋划：“刘君少岩，张君伯驹，皆当世有道之君子也。弥喜《青鹤》。以爱余故，尤愿《青鹤》之长存。尝谋诸余，谓《青鹤》之名方盛，傥中道而废，匪独读者失望，子之辛劳怀抱，一日弃之，不免可惜。当量力以助其永远不坠。余惟感之德之。”由此可知张伯驹在《青鹤》杂志上发表《丛碧词》，直至其终刊，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因为这一杂志的宗旨与张伯驹的文化、文学观念相契合，同属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因而特意以发表《丛碧词》来倾力助推《青鹤》的发展。
究竟是张伯驹先在《青鹤》上发表《丛碧词》之后再结集印行，还是在开始连载《丛碧词》之前已经基本成稿，在发表期间修订完毕并印行，已很难知晓。从发表在《青鹤》上的词来看，有些词明显是旧稿，但在发表时有的也做了修改，如将《蛇尾集》中的《踏莎行·寒云醉宿粉房琉璃街霭兰堂，以车送之，即和原均》的副题改为“送寒云宿霭兰室”等，收入初版时则与《青鹤》相一致。唯一能确定作于当时的《贺新郎·贺赣一兄新婚》却并未收入初版《丛碧词》，“赣一”即陈灨一，陈灨一与郑椒若结婚日期是1936年11月5日，这首词发表于1936年12月1日5卷2期，被列为“丛碧词(九)”，因此有可能这时初版《丛碧词》已经结集完毕甚至已经刊印，所以来不及收入。二版收入而初版未收的词中，能确知写作时间最早的是《八声甘州·四十自寿》，应作于1937年3月4日(正月二十二日)张伯驹虚岁40岁生日，由此推算，初版《丛碧词》的刊印时间当在1936年3月下旬之后，1937年3月张伯驹40岁生日之前。当然也不排除连载结束后再结集成书的可能性。这段时间，是张伯驹整理、修订(也可能有撰写)《丛碧词》，首次公之于众并刊印的重要时期，是《丛碧词》成书最为关键的时期。
张伯驹之所以决定印行《丛碧词》，除了如上述所说，与为了支持陈灨一办刊而在《青鹤》上连载《丛碧词》直接相关外，也有可能与他准备为已经去世的好友袁克文印行《洹上词》有关。《洹上词·寒云词序》中说：“丙子春，北归与方地山访寒云故庐，索其词稿，谋附之梓。”张伯驹给方地山看自己的《丛碧词》的时间与“丙子三月”他和方地山一道去袁克文家索取《洹上词》极有可能是在同一次，即或不是，在时间上也相隔不远。由此推测，张伯驹决定印行《丛碧词》，也许是在筹备刊印好友袁克文的《洹上词》时触发的。
关于《丛碧词》的版本，目前学界有多种说法，张恩岭在《张伯驹词传》中依据邓云乡的说法，认为夏仁虎、郭则沄作序的仿宋大字刻本为《丛碧词》最早的版本，“到了1951年，有了铅印本，再到1954年，《丛碧词》才最后定型”。谢燕在《张伯驹词研究》中说：“《丛碧词》现有民国二十七年本、1951年铅印本、1985年中华书局《张伯驹词集》所收的部分三个版本。三个版本均为张伯驹手定。”田园的《张伯驹词艺术研究》认为《丛碧词》有5种版本：“《丛碧词》现在已经发现的有民国二十七年刻本(包括红、蓝印本，收录作品截至1938年)，民国油印本(所收词作截至1939年，印刷时间当与此相近)，1951年铅印本(收录作品截至1950年)，1960年油印本(收录作品截至1960年)，1985年中华书局《张伯驹词集》所收录部分五个版本，这五个版本所收录词作都由张伯驹亲自选定，其中时间上又以中华书局本为最后。”而据笔者查证，上述这些观点有的是版本信息有错漏，有的显然是没有见过原版而人云亦云，尤其是对初版的认定，大多将二版误认为是初版，也许是因为二版为木刻本，初版是铅印本，一版习惯将刻本认定为最早的版本。倒是坊间人士由于见过实物故而所述基本符合事实。北京匡时2019春季拍卖会上曾拍卖过四种《丛碧词》，在介绍时说：“张伯驹自撰自印《丛碧词》止四种版本，均为张伯驹赠送友人的难得之物，今有幸集齐，殊为不易，其中两种为张伯驹签赠本：1.民国间张伯驹自刻本，张伯驹签赠‘伯杰仁兄正拍，弟伯驹谨赠’；
2.民国二十七年张伯驹铅活字红印本；
3.1950年张伯驹铅印本；
4.1960年张伯驹油印本，张伯驹签赠‘蛰(误写为“艺”，笔者按)存词宗正拍，弟伯驹赠’。”这是最接近真实的描述，但表述混淆不清，比如张伯驹签赠伯杰的是初版铅活字大字红印本，而不是刻本，对刊印时间的认定也不够准确。据笔者多方搜寻、探求，目前所发现的张伯驹先生生前自定的《丛碧词》共有4种版本，至少6种印本。初版为仿宋大字铅活字红印本，二版为仿宋大字木刻本，有红、蓝、黑三种印本，三版为小字线装铅印本，四版为油印线装本，前两种为民国时期刊印，后两种为建国后刊印。张伯驹去世后，后人以第三版为底本收入《张伯驹词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后来的《张伯驹词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和《张伯驹集》所据底本与之相同。由于这三部书中的《丛碧词》本于第三版，而且并非张伯驹先生生前出版，因此不再赘述，只将张伯驹先生生前自定四种版本的流变考述如下：
(一)初版《丛碧词》
初版《丛碧词》为仿宋大字铅活字红印本，宣纸印刷，线装本，筒子页，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共28张55面，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目前坊间最常见的是张伯驹赠伯杰的影印本。扉页有“伯杰仁兄正拍，弟伯驹谨赠”的字样。卷首有方地山(署名“大方”)于1936年(丙子年)所作的序言。无跋。
方地山(1873—1936)，原名方尔谦，字地山，号大方，江苏省江都(今扬州市)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书法家、楹联家，有“联圣”之称。作序缘由见前述。方地山与张伯驹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张伯驹在青年时代曾与袁寒云兄弟跟从方地山读书，后来又经常一起诗酒唱和。在这篇序言中，方地山这样称赞张伯驹的词作：“其小令学南唐二主，大调仿东坡、稼轩，中调胎息清真，口号如寒云而功候过之。”
初版共收录72首词。首章为《八声甘州·三十自寿》，最后一首为《扫花游·题〈冻云招隐图〉，和莺巢居士，依清真韵》。与《青鹤》版《丛碧词》相比，初版《丛碧词》多了27首，其中新增28首，删1首《贺新郎·贺赣一兄新婚》。从内容看，主要是与词友的唱和之作，以及外出游历的作品。
(二)二版《丛碧词》
二版《丛碧词》为仿宋大字木刻本，有红、蓝、黑三种印本。仿宋字精刻，上品棉连纸印。天地开阔，刻印精美。黑口、双鱼尾、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共52张103面。分为上卷、下卷和续卷三部分，其中上卷共25张50面，下卷16张32面，续卷11张21面。扉页有傅增湘题书名，卷首有夏仁虎、郭则沄1938年(戊寅年)序。虽然卷首的两篇序言都作于1938年，但续卷卷首标有“丛碧词续己卯”的字样，说明续卷作于1939年，其中确知写作时间最晚的是《西子妆·己卯中元液池泛月》，作于1939年8月29日(农历七月十五)，因此，二版的刊印当晚于这一时间。
关于二版《丛碧词》的刊印背景，张伯驹在《春游纪梦·诗谜》中说：“卢沟桥事变后，少出门，但月聚于蛰园律社诗会，并时作诗谜戏，参与者有夏枝巢、郭啸麓、陈莼衷、陶心如伯溟、瞿兑之、刘伯明、杨君武、黄公渚君坦兄弟等。”夏纬明(慧远)《近五十年北京词人社集之梗概》：“及卢沟桥事变后，郭啸麓由津移居北京，又结蛰园律社及瓶花簃词社。每课皆由主人命题备馔。夏枝巢仁虎、傅治芗岳棻、陈莼衷宗藩、张丛碧伯驹、黄公渚孝纾、黄君坦孝平、关颖人、黄嘿园，皆为社中中坚。此时颖人亦有稊园诗社，兼作诗钟，但不作词。此乃寒山诗社之后身也。每期由主人命题，而社友分任餐费。与蛰园人才互相交错，有列一社者，有二社兼入者。京师骚坛，不过寥寥此数耳。”词友们经常聚会相约填词，激发了张伯驹诗词创作的热情，创作了大量词作，也就有了重新修订《丛碧词》的必要，由此看来，二版《丛碧词》的印行与张伯驹抗日战争初期蛰居北平参与诗社、词社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夏仁虎、郭则沄1938年(戊寅年)二人的序，都是用骈文写的。二人都是张伯驹的词友。夏仁虎(1874—1963)，字蔚如，号啸庵、枝巢、枝翁等，有《啸庵诗词稿》《枝巢四述》等。这篇序的落款为“戊寅上巳日枝巢夏仁虎题”，“上巳日”为农历三月初三，即1938年4月3日。序中这样评价张伯驹的词：“若所为词，取径花间，睎踪二主。野云栖树，晦明无端。微风振箫，宫徵自合。”
郭则沄(1882—1946)，字蛰云、养云、养洪，号啸麓。民国京津文坛核心人物之一，主要著述有《龙顾山房全集》《十朝诗乘》《清词玉屑》等。郭则沄作序的落款为“岁在著雍摄提格中秋节后五日，世愚弟郭则沄序于蛰园之瑶林吟馆”，“著雍摄提格”用的是远古时期的一种纪年方式，指的是戊寅年，“中秋节后五日”为1938年10月13日(农历八月二十日)，“蛰园”是郭则沄在北京购置的一处园宅，是张伯驹等人经常聚会吟咏之地。在序中他也对《丛碧词》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君秉质玉粹，宅性春瀜。取怀而出，靡尚雕镌。感物而鸣，自谐律吕。屯田晓风之句，众口争传。叔夏春水之吟，一时绝唱。天才有属，时辈交推。而又阅世千尘，填胸万感。危阑助其歌泣，藂台寓其怨诽。”
二版共收录词159题161首，上卷81首，下卷43题44首，续卷35题36首。上卷由《八声甘州·三十自寿》至《双双燕·咏新燕用梦窗韵)止；
下卷由《扬州慢·重归故都感作)至《八宝妆·故宫牡丹)止；
续卷由《浣溪沙·题心如、公渚、慧素合画〈寒林晚照图〉》至《六州歌头·偕慧素登峨眉山绝顶》止。比一版多89首，其中新增92题94首，占总篇数半数以上：上卷新增15首，下卷除《疏影·咏梅用白石韵》一首外皆为新增，续卷也皆为新增；
删5首。新增的94首词中，仅见于二版的有35首。
这一版中新增的词中能确知写作时间最早的是编入上卷的《八声甘州·四十自寿》，作于1937年3月4日(正月二十二日)张伯驹虚岁40岁生日。而下卷第一首《扬州慢·重归故都感作》中有“向谁洒、伤时涕泪，洗甲银汉，何日销兵？”下卷中《扬州慢·金陵》前面的一段话中说：“倦旅归来，故都向蛰，世俗名利，两无缘分。今者前路茫茫，险夷莫测，惟旧时经历，则吾生所获也。”显然都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作品，下卷及续卷中的词作中大多可以看出战乱的痕迹，再加上词集基本以时间为序，因此可以断定，下卷与续卷的词作绝大多数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续卷卷首标有“丛碧词续 己卯”的字样，显然续卷作于1939年，这一年张伯驹又由旧京辗转到了后方，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与我家》中称：“1939年春，我经香港乘飞机到河内，转到重庆，去贵阳访吴鼎昌……后来我到峨眉、青城游山玩水，旅行了一些时候，到成都才转回上海。”《木兰花慢·重至沪上寄故都诸词友》、《鹧鸪天·过厦门》、《扬州慢·武侯祠依白石韵》、《六州歌头·偕慧素登峨眉山绝顶》等词作应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张伯驹在20世纪50年代印行的三版《丛碧词》中，将二版中抗日战争期间创作的词作删汰大半，而两种《张伯驹词集》和《张伯驹集》又都是以三版《丛碧词》为底本，以致很多本不应遗失的词成了“佚词”。这些词对于研究张伯驹抗战时期的行踪、心态以及在词学上的探索，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应当引起学界重视。比如，仅见于二版的词中有数首吟咏金陵的，如《金缕曲·金陵感怀》等，作词时，南京已沦陷，这些词名为咏古，实为伤今，可以借以考察张伯驹对时局的看法和他在抗战期间的文化心态。再如，张伯驹回忆旧游的《扬州慢·金陵》、《暗香·岳阳楼》、《疏影·七里滩严子陵钓台》等13首词自叙往日游历，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另外，从词体看，《抛球乐》《蕙兰芳引》《夏初临》《风蝶令》《秋宵吟》《思帝乡》等诸多词牌仅见于二版，是研究张伯驹词体流变的重要资料。
此外，一些仅见于二版的副文本也值得重视。如二版下卷卷首标注有“和白石自度曲”的字样，说明下卷的词都是和姜夔自度曲之作，可见张伯驹在困守北平时曾一度对姜夔的自度曲有浓厚的兴趣。下卷中《扬州慢·金陵》前面有一段按语：“余壮岁跋涉，遍游辽、秦、鄂、湘。后作过江之行，复览东南之胜。倦旅归来，故都向蛰，世俗名利，两无缘分。今者前路茫茫，险夷莫测，惟旧时经历，则吾生所获也。昨和白石自度曲，未叶四声，兹更重和以记昔游。”自《扬州慢·金陵》至《湘月》13首词都是回忆旧时游历之作。这段按语正是这些词的写作背景与当时心态的说明。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不少仅见于二版的词的题目是相当于小序的长题。这些文字对于了解张伯驹抗日战争时期的词作极有帮助，还可以补史料之阙，是值得重视的文献资料。
(三)三版《丛碧词》
三版《丛碧词》为小字铅印本，线装本，筒子页，共87页，不分卷。卷首除了二版已有的夏仁虎、郭则沄序外，新增了黄君坦1950年(庚寅)的序，序后还增加了萧重梅的《中吕朝天子》(曲)和周汝昌(署名“李渔邨”)的《水龙吟》、唐益公的《疏影》、黄君坦的《鹧鸪天》、姚君素的《临江仙》等题词。从文体看，序为骈文，题赠为词、曲，均为韵文。文中有谢稼庵、黄君坦、夏枝巢、周汝昌(敏庵)、寇梦碧5人的选评。其中，周汝昌的评语最多(57处)，也最为重要，寇梦碧与夏枝巢也有不少评语(分别有31、23处)。正文后还增加了周汝昌(署名“敏庵”)的《跋》和黄复(字“娄生”)作于1954年9月13日(“岁在阏逢敦牂中秋后二日”)的《跋》，且附有《正误表》一页。词集中能确知时间最晚的是《破阵子·闰重三》，1955年有闰三月，而且由于词集基本按照时间顺序编排，这首词也恰恰编在1954年的词后，可见写作时间是1955年闰三月。这一版本排在《破阵子·闰重三》之后的仅有两首词，最后一首为《人月圆·中秋无月》，其写作时间当为1955年9月30日(农历八月十五)，因此三版《丛碧词》的印行时间最早应在1955年中秋之后。学界普遍认为这一版本印行时间为1951年，显然是错误的。
三版《丛碧词》的印行似乎也和参与词社活动有关。1950年6月25日，张伯驹夫妇在欧美同学会主持成立庚寅词社，参加者有汪曾武、夏仁虎、傅岳棻、黄君坦等。同年8月，关赓麟在北京组织成立咫社词社。这两个词社关系密切，有时还联合举办活动，张伯驹经常参与这两个词社的活动，创作了不少词作。从三版新增序跋、题词来看，大多数作者诸如黄君坦、黄复、周汝昌、唐益公等都是这两个词社的词友，由此看来，词友们的大力支持也对三版的印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一版新增的序言的作者黄君坦和周汝昌都是张伯驹这一时期交往密切的词友。黄君坦(1901—1986)，字孝平，号叔明，福建闽侯人。著有《清词纪事词》《词林纪事补》《宋诗选注》等，曾与张伯驹一起选编《清词选》。《序》中回顾张伯驹一生经历，认为张伯驹“不无牢落之怀，惟以灵芬自契矣。故其为词，如缫独茧，不鸣一家。袭兰芷以自芳，屏铅华而弗御”。
周汝昌(1918—2012),字禹言(后改字“玉言”)，号敏庵，是著名的红学家，著有《红楼梦新证》等著作。他对张伯驹的词极为欣赏，在《跋》中对张伯驹的词称赞有加：“然而果何以佳？曰：吾亦只见其写而不作而已矣。其小令不待言，其中调能写而不作矣。其长调亦能不作而写，是固非多人所能为，实亦非多人所肯为耳。间有作处，终能转作为写，不落作道，则人虽欲为而莫能为者矣。”
黄复(1890—1963)，字娄生，号病蝶，吴县(1995年撤销)黎里人，著名诗人，曾参加南社、稊园诗社、蛰园诗社等。《跋》中也对张伯驹词评价颇高：“大著沉着幽警，一空俗障。或言外感慨，或借端寄托，其线索绾合，在有意无意间。小令清空绵邈，尤得意内言外之旨。譬之染黛蛾妆，短长入镜，成尘拂麝，冷暖皆香。盖能由北宋以上溯唐人三昧者，故造诣精湛如是。”
三版共收录词作200题239首，比二版多78首。其中增108题145首，删67题67首。从《木兰花慢·题夏枝巢御史著〈清宫词〉》起(包括此首)到最后一首都是新增。最后一首为《人月圆·中秋无月》。《木兰花慢·题夏枝巢御史著〈清宫词〉》曾发表于1941年4月《雅言》第4期(发表时副题为“题枝巢翁《清宫词》”)，同期发表的有夏枝巢的《撰〈清宫词〉成自题后》，而且夏枝巢的《清宫词》也是1941年由北平师范大学印行的，由此推测这一版本新增词的写作上限为1941年。
这一版是四个版本《丛碧词》中改动力度最大的版本，不仅新增了序、跋、题词、选评等副文本，而且对词的增删尤其是删汰的力度也是最大的，在印行后还又一次进行勘误，可见张伯驹对这一版的重视，着意将《丛碧词》编订成最完善的状态，应该是为出版做准备的。而删去的词中，大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最为集中的是他困守北平时和遗老遗少们的往来唱和之作，或许有的是出于艺术性的考虑，但更多的可能是感到这些词有些不合时宜了。新增的词由于都收入《张伯驹集》，不难查找，故不再赘述。
新增的选评却并未收入两种《张伯驹词集》和《张伯驹集》，这些副文本对于解读张伯驹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值得重新发掘。谢稼庵、黄君坦、夏枝巢、周敏庵、寇梦碧等人不仅是张伯驹的好友，对张伯驹十分熟稔，而且也擅长诗词，有较高的鉴赏水平。因此，评语虽只言片语，却常常一语中的，是解开张伯驹词的意涵的钥匙。这些选评文字，有的指出张伯驹词的渊源，如：“一起句法从玉溪，词中向少此法。”(敏庵)“可乱六一、大晏。”(敏庵)“似顾梁汾，较纳兰容若为刚劲，弹指词集中之最佳者。”(君坦)“南唐之骨，北宋之神。”(稼庵)有的指出张伯驹词的艺术风格或特点，如：“神完笔健，足以副题。”(枝巢)“竟体高浑。”(梦碧)等等。可与张伯驹词互相参看，值得学界重视。
(四)四版《丛碧词》
四版《丛碧词》为宋体油印本，筒子页，共66张131面，每半叶十一行，行三十字。不分卷。《序》《跋》皆与第三版同，题词除第二版已有题词外，另增王伯龙的《菩萨蛮》和《金缕曲》。共收录词245题289首，其中正文238题282首，补遗7首。《扫花游·题〈冻云招隐图〉，依清真韵》以下为补遗。这一版本正文中的最后一篇为《应天长·元夕和南唐中主韵》，排在这首词前面的有确切日期的为《鹧鸪天·戊戌除夕同娄生、仰放、稼庵、钟美、莲痕、挹霏聚饮守岁》，作于1958年农历除夕，按时间顺序推算，《应天长》应作于1959年2月22日(正月十五)。因此四版印行的时间当在1959年或20世纪60年代初。
虽然与三版印行的时间相隔不远，但张伯驹这时的处境却日益艰难，在反右派斗争中，张伯驹被划为“右派”，遭到批斗。张伯驹在这种境遇下，又一次修订《丛碧词》，可见他对这部词集的珍视。
四版在保留第三版的全部篇目基础上新增了45题50首，其中正文增加38首，“补遗”中增加7首。无删汰。新增部分放在原有第三版篇目之后，从《月华清·八月十六夜秋分迟月》以下皆为四版新增，其中除一首《扫花游·题〈冻云招隐图〉和莺巢居士，依清真韵》是第三版删去，第四版又补入《补遗》卷的以外，另外的44题49首仅见于这一版。此外，这一版本将三版最后所附的正误表中的错字绝大多数都做了订正(仅有两处未订正)，可见，这一版本在校勘方面也优于第三版。
这一版本最值得关注的是张伯驹先生曾在上面做过几番修改，据笔者所知，至少有两种比较重要的自批本。一种是笔者收藏的，一种是吕大龙先生曾经收藏过的。笔者收藏的张伯驹自批本的修改极为精细，凡修改处，是将需要修改的地方贴上白纸条，在上面写上修订过的内容。需要删去的，也是用白纸条贴在需要删去的部分上面，修改达28处之多，修改内容包括评语、词牌名、题目、正文等，其中改动力度最大有两处，一是将《霜花腴·己丑重阳，枝巢、稊园诸公邀集稷园上林春为登高之会，分韵得“空”字》替换为《金缕曲·东坡生日，大雪，同社公祭，到者十八人》，二是《兰陵王·金陵客中，依清真韵》，改动有6处之多。这些改动有的是纠错，有的是出于艺术的考虑。其校勘的精审在笔者见过的版本中是相当突出的。吕大龙在《又见〈丛碧词〉再忆“张伯驹”》一文中所附的图片中，有的在页边空白处用红笔修改，有的在文中空白处用墨笔加注，还有三页上面的词并非原有的宋体，而是手写体，且不见于常见的油印本《丛碧词》中。据吕大龙先生说：“这一版本张伯驹为了增加内容而在书中加页，因此出现了数页手写体刻本，页边空白处的红批应是校对纠错，文中钢笔字是后来的标注。”其中的《风入松·庚子重阳》、《临江仙·庚子小雪节》等显然作于1960年，由此可见，张伯驹于1960年或更晚对第四版又进行了修改。由于未曾亲见这一自批本，因此暂时无法确定这个版本是否已经涵盖了笔者藏本上修订的内容。
这两种张伯驹自校本无论从完整性还是校勘的精审程度看，都明显胜过三版以及其他各个版本，也是迄今为止《丛碧词》最好的版本，尤其是后一种。而两种《张伯驹词集》和《张伯驹集》等通行本都是以三版《丛碧词》为底本，并没有考虑后来增订的油印本，更不要说最后经由张伯驹改定的油印本了，显然依照的并不是最好的版本。因此，提议编撰《张伯驹全集》时在《丛碧词》底本的选择应优先考虑四版《丛碧词》，尤其是这两种自批本，并把未收入这一版本的其他版本中被删汰的词附录于后并加以说明，以尽量保存《丛碧词》的原貌及变迁的痕迹。
从以上四个版本的修订情况来看，张伯驹的《丛碧词》从1936年开始刊印到1960年甚至更晚对《丛碧词》一再进行修订，用了20多年时间，由初版的72首到四版的245题289首，共增289首，删72首，从中可以看到《丛碧词》几经删汰而后出转精的经过。这四个版本中，初版与二版比较接近，三版与四版比较接近。其中以三版的增删力度为最大。修订主要包括篇章的增删、题目的修改和内容的改动等诸多方面。新增的缘由自然是为了补入后来的新作，而删汰与改动的原因则更为复杂。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纠正错误；
二是出于艺术的考虑，是张伯驹的词学、美学思想的变化在词创作上的反映；
三是现实的原因，包括人事的变动、感情的变化、文化心态的变迁等。
张伯驹《丛碧词》四个版本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有助于版本遴选与校勘。通过对四个版本的整理比较，可以从中遴选出最优的“善本”。不同版本的异文，也可以用来做比对校勘，为《张伯驹全集》的编撰提供切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其次，有助于辑佚。两种《张伯驹词集》和《张伯驹集》中的《丛碧词》都是以第三版为底本，因而，三版删汰的前两版中的67首，以及四版比三版新增的50首都未收录进去，尤其是《张伯驹集》自称“收录了张伯驹现存的全部作品”，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已是全璧，造成本不该散佚的大量张伯驹词未进入公众视野，处于实际上的散佚状态。虽然这些词由于种种原因被删汰，但是对于研究张伯驹词及张伯驹的生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值得重视。最后，有助于张伯驹词研究的深入。学界普遍将《丛碧词》视为张伯驹早期的作品，但从《丛碧词》的版本变迁来看，《丛碧词》的修订跨度长达20多年，这期间世事变迁之巨犹如沧海桑田，张伯驹对词学的理解，对词艺术的把握也在不断地变化与提升中，版本的递嬗对应的是张伯驹词学、情感、思想的变迁，因而不能笼统将《丛碧词》视为早期作品，而应该进行更切合实际的划分。从《丛碧词》的版本流变既可以探讨张伯驹词学思想的变迁，也可以探讨张伯驹的思想情感、文化心态、创作心态的变迁，对推动张伯驹诗词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民国文学文献研究已渐成风气，然而，相对于新文学文献的挖掘整理而言，关于旧体诗词文献的研究还远远滞后。究其原因，除了由于民国以来旧体诗词边缘化未引起学界充分重视之外，也与其比较狭窄的传播途径与方式有密切关系。相当多的诗词集为私印本，并未公开出版，其传播范围仅限于亲朋好友之间，再加上民国时期战火频仍，散佚严重，为这类文献的搜集造成了障碍。尤其是这类书籍的版本流变研究，更为薄弱。回眸20世纪文学，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应将旧体诗词纳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畴，而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是首先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本篇即是一个尝试，旨在抛砖引玉，以期更多的学者关注并介入民国以来旧体诗词文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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