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鹏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济南 250014）
（一）先秦儒家“民”“本”的含义
“民”在古代文献中有众多含义，在称为上，就有“氓”“民萌”“庶民”“野人”等数种。在甲骨文中，“民”字被表现为一被利刃刺瞎的人，郭沫若据此曾认为“古时民盲通训”“古人以敌囚为民时乃盲其左目以为奴征”，“民”可能有奴隶含义。姚圭则认为甲骨文并无民字，民本意也并无奴隶含义，其本字应该是“萌”，后被假借为“民”字。在《谷梁传·成公元年》中，民被划为四个等级，“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都寓指平民。由此来看，“民”本意应指平民百姓，被解释为奴隶并不准确。
而“本”字在甲骨文中字形则为树的根，《说文解字》载“本，木下曰本”，意为草木之根，事物发展都是有根有末的，“本”由草木之根本引申为事物发展的根本。
综上所述，从字面意思看，民本即指平民百姓为国家之本。先秦儒家认为“民”是“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众是一个国家兴旺成败的关键，民众之本牢固，国家便会安宁昌盛。
（二）制民恒产——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物质举措
在先秦儒家看来，君王需要秉持天意，以民为本，以此国家才能得到长治久安。而以民为本的第一步则是首先确保民众能获得一个较好的物质保障，使民众富裕起来，实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而要想做到这些，在具体措施上，君王则需做到三个方面，一是制民以产，二是使民以时，三是节约用度。
首先，要想裕民，君王首先要制民以产。中国传统是一个农耕社会，农业生产的粮食作物是民众生活的主要来源。而农业生产需要土地，因而君王要分配给民众可供耕种的土地。在如何分配上，先秦儒家主张使用井田制，据《孟子·滕文公上》载，“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之，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在孟子看来，君王实现仁政的首要一步便是从田地的分界开始，田地的分界得到规整，那么井田块就可以得到均衡，人民就可以有土地来耕作粮食，从而就有了生活上的基本保障。除此之外，先秦儒家还主张“废山泽之禁”，在农业粮食之外，使民众有更多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从而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其次，先秦儒家还主张君王要“使民以时”。农业生产是民生之本，因而君王不仅不能耽误民众的农作活动，同时也要督促提醒民众不要错过农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其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当民众能够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进行农业生产，那么民众就能得到一个良好的物质保障。在农业之外，对林业、渔业等其他产业，君王也需做到提醒民众按照自然运转规律进行获取，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犹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
最后，君王还要节约用度。当民众有了一个较好的物质条件时，君王此时要注意不能横征暴敛，而是轻徭薄赋，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在赋税有限的情况下，在日常生活中，君王就需节约用度，“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通过节俭减少对民众财富的索取来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
（三）教化于民——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德治方案
先秦儒家认为民众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民众如水，而君则如舟，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因而君王治国欲长久需要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不仅要给予民众良好的物质保障，同时也要对民众施以教化，实行德治。
在孔子看来，用道德来治国理政的人，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被群星所环绕。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得民心，而君王要想得民心，就需要教化于民。先秦儒家认为作为一国之主的君王需要起到道德垂范作用，“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君者仪也，民者景也；
仪正而景正”（《荀子·君道》）君王的言行会对民众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当君王自身具备了极高的道德修养后，底下民众便会自然的跟随，国家由此便可以趋向稳定，“君仁，莫不仁；
君义，莫不义；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
（一）民众地位提高
先秦儒家继承西周时期的“敬天保民”思想，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众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君王施政要围绕民众为中心，由此提高了民众的地位。历史上看，这种提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君权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所限制，二是民意的获得成为历朝历代的立国之本。
首先，先秦儒家倡导以民为本，民贵君轻，对君权进行了一定限制。过往，君权来自神授，民众处于一种比较低的地位。而先秦儒家则认为天意即民意，君主的权力来自天的授予，因而君王的使命是辅助天来安定民众，“言天深定下民，与之五常之性，王者当助天和合其居”民意代表了天意，君王则成了民意的实践者，民众的意愿从而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施政时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民众的地位在得以提高的同时，客观上对君王的权力也予以了一定限制。
其次，先秦儒家认为民众是国家之本，这种思想意识影响到了后来的统治者，成为以后历朝历代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来源。在传统中国，新兴政权往往是以“为民起事”之名所建立，统治者往往将自身成功的关键归结于“民心所向”，并认为政权覆灭的根本因素在于丢失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思想圭臬。由于秉承以民为本的意识，在政权建立后，统治者往往将民意作为施政的重要参考，并认为国泰民安的关键即在于对民众意见的满足，民众的地位从而被提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二）维护社会稳定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在使民众的地位得到提高的同时，对维护社会稳定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历史上看，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礼乐崩坏，战争频繁，民众的处境极为艰难。在这一背景下，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本身的提出就有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在先秦儒家看来，对民众生命的保障就是统治者对自身政权的维护，因而统治者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首先就应该以民为本，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众基本的生命健康权。孔子主张恢复周礼，认为社会依礼运行便能结束当时的混乱局面，当社会保持稳定，民众就可不必再饱受战争之苦；
孟子强调仁政，认为君主应持有仁爱之心，爱惜自己民众；
荀子认为应隆礼重法，礼法并治，这样社会就能稳定运转，民众的生命安全也就有了保障。
先秦儒家这种要求统治者爱民惠民的民本思想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因而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纷纷采纳。在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指引下，历朝历代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需要，往往能清楚意识到如果使民众生活过于艰难，必然会招致人民的反抗，社会不仅不能稳定，自身的政权也将危在旦夕，故在施政时往往会照顾到民意，重视人民疾苦，努力解决人民所遇到的问题。
（三）促进经济发展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以民为本，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统治者需要遵循民意来治理国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形态，农业上的丰收往往也是民众的基本诉求。统治者要想秉承民本思想去治理国家，第一步便是要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是经济上的立国之本，凡是秉承以民为本思想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先秦儒家认为君王的重要使命就是“制民恒产”，要给予民众可供耕作的土地，同时“劝民以时”，提醒民众遵循自然规律来从事农业生产，二者都是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为目的。在传统中国，为促进农业发展，“重农抑商”政策更是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历朝历代为发展农业，往往不惜以限制商业发展为代价，商人被压制到一个非常低下的地位；
在历朝统治者看来，贬低商人的地位，限制商人的流动，不仅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极有利于促进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进步。当农业经济得到发展，国家不仅可以得到较好的赋税支撑，同时民众也拥有了较好的生活保障。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对中国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先秦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以民为本的思想观念促使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进行着反思，并最终得到了其广泛认同。在当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生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如何更好地进行民生建设成为当今我党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对此，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一块重要瑰宝，无疑可以为当代的民生建设提供一些重要启示。
首先，先秦儒家认为以民为本最重要的物质举措是制民恒产，这启示我们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依靠产业带动和必要的政策激励，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只有当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就业岗位增多，人民的经济收入才有不断增加的可能；
当人民收入增加后，反过来便可以不断增加消费，扩大内需，进而可以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循环，最终使居民收入进一步得到增加，从而达到保障民生的目的。在当今全球贸易正在步入低迷期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由过去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产业结构面临优化升级，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点主要便存在于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上，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只有不断地推动经济发展，才能有力保障当代的民生建设。
其次，先秦儒家认为以民为本还需要教化于民，这启示我们当代民生建设要特别注重教育。教育作为我们国家发展的百年大计，是民族复兴的基石。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教育不仅可以获取丰富的知识，更是阶层上升的重要渠道。因而在当代民生建设中，教育公平是保障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教育精准脱贫，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只有实现教育公平，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到阶层上升的机会，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进而具有向前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最后，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受制于时代影响，也存在着一些局限，通过对这些局限的反思，我们也可以在当代民生建设中避免许多弯路。
具而言之，首先，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最大问题是未能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先秦儒家主张国家要想长治久安需要统治者自上而下以民为本实行仁政，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巩固统治者的执政地位，由此就决定了古代统治者在施行政策时很难做到彻底的以民为本，而只能是在自身统治地位不稳定时做一些相应的改善民生措施，“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一般只在王朝前期通过分配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生，而到了王朝统治的中后期，随着统治阶级统治地位日渐稳固，他们就会加重对民众的剥削。”这启示我们当代的民生建设一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古代的统治者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利益出发的政党，党的根本宗旨即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所有国家政策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全局、统筹各方的作用，可以有效促进当代民生建设中相关政策的推行与落实。
其次，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过于看重道德教化，轻视了法治。在先秦儒家看来，国家的治理应以道德教化为主，法治为辅，道德成为一切的准绳；
但由于道德标准往往过于模糊，面对问题，个人很多时候都是靠自身的价值判断解决，因而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局限。在当代民生建设中，这启示我们一定要重视法律的作用。我国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坚持的是人民的主体地位，法律的实施最终仍然是为了人民。在当代民生建设中，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具有独特优势，人民的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人身财产安全等问题都需要通过法律来予以保障，没有了法律保障，当代的民生建设很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民生建设一定要通过法治渠道来进行。只有坚持依法治国，以宪法为指导，才能有效保障人民权利，解决人民问题。
总而言之，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所富含的“以民为本”“制民恒产”“教化于民”等思想对当今的民生建设仍然极具启发意义。当然受时代所限，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具有一些局限性，而这也正是我们当今的民生建设所需警醒之处。当代民生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艰苦工程，需要汲取各方面经验与思想，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思想文化遗产，无疑可以值得我们深刻借鉴。
①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75页.
②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75页.
③孔安国.尚书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447页.
④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2017,第二卷第362页.
⑤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2017,第二卷第249页.
⑥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2017,第二卷第366页.
⑦刘斌.民生视域下共享发展理念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9,第124页.
⑧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2017,第二卷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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