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兴无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修葺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一枚新制作的国徽悬挂其上。这是1950年至今，天安门城楼上经过三次更换后悬挂的第四枚国徽。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时，升起了国旗，奏响了国歌，却没有悬挂国徽。这背后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 卧病在床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商量设计国徽
▲ 周恩来和专家们查看国徽设计图案
▲ 毛泽东主持讨论国徽图案
▲ 2019年10月，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新国徽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并决定由筹备会常委会下设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六小组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著名教育家马叙伦任组长，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著名作家沈雁冰任副组长。
7月15日至26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发布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词）谱启事（草案）》。其中，对国徽设计提出了三条要求：（1）中国特征；
（2）政权特征；
（3）形式须庄严富丽。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的意见。当时，国旗与国歌已基本确定。上会的国徽图案只有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全国政协钟灵设计的5个相似的图样。讨论时，大家认为“毛病很多”，还觉得这些图案与政协会徽非常相似，且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接近。
鉴于此，毛泽东认为马上拿出国徽方案不太现实，提议国徽可慢一点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见大家没有不同意见，就说：“原小组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根据9月25日座谈会的讨论结果，通过了国旗、国歌等决议案，同时决定国徽图案另行拟制。
开国大典后，周恩来提出应多邀请一些专家来共同设计国徽。第六小组即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分别成立设计组负责国徽设计。
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的国徽设计组由梁思成领衔。梁思成时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教授。设计组主要由林徽因、莫宗江等建筑学家和教师组成。林徽因是梁思成的夫人，也是国内著名建筑学家，为营建系雕饰学教授。
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组由张仃领衔。张仃是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1938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1949年担任政协会徽和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设计组主要由张光宇、周令钊等美术家和美术教师组成。
为了确保在1950年国庆节天安门城楼挂上新国徽，两个设计组的专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分别拟制了新的国徽方案。
受开国大典启发，中央美院设计组设计了一个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图案，外圈仍仿政协会徽形式。清华林徽因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以民族形式的玉璧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元素，以红绶穿璧的结衬托图案整体。两个图案各有其特点，张仃大胆采用天安门图形为图案主体元素；
林徽因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
1950年6月1日，第六小组将以上两个国徽图案，连同原来张仃、钟灵设计的5个图案，一并提交全国政协常委会审定。6月10日，政协第五次常委会明确国徽应采用天安门图形。
6月11日，在第六小组的国徽方案讨论会上，与会者认为两个图案各有所长，但“均未恰当”。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沈雁冰都对采用天安门图形表示同意，强调它代表中国五四运动与新中国诞生之地。会议强调了采用天安门图形作为国徽图案主体的重要性。
会后周恩来约梁思成谈话，让他组织清华设计组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要求进行修改，再次强调国徽图案中必须有天安门图形，并要求禾穗不光要有麦，还要有稻穗。
6月12日，梁思成、林徽因召集设计组成员开会。梁思成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和政协国徽审查小组的意见。有了明确的方向之后，梁思成、林徽因不顾病弱之躯，带领设计组夜以继日地研究、创作，梁家成了设计组的工作室，餐桌上、沙发上随处可见国徽设计方案。大家分工协作，仔细推敲，使几种元素达到最完美的组合效果，形成几个图案。
与此同时，张仃按照政协国徽组会议确定的设计原则，也带领设计组开始了新一轮的图案设计。
6月15日，两个设计组分别拿出了新设计的国徽方案。当晚，周恩来亲自参加了国徽方案讨论会。梁思成阐述他们的基本看法：一是国徽不能像风景画，以天安门为主体，把它程式化，而不是风景化；
二是国徽不能像商标，力避轻率之感；
三是国徽必须庄严。
这次会上，张仃对他们提交的新设计方案进行了说明：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
会议就这两个国徽图案进行了讨论，认为两组的意见需要统一起来。清华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再整理绘制。
6月17日，清华设计组提交了新的修改方案。用国旗以及国旗映照下的天安门来表达新中国的政权特征，是这次国徽设计最重要的创意。整个大红的底色上，五颗金色的五角星，仿佛一面巨大的国旗悬挂在天幕上；
在天安门正面图的衬托下，五星红旗显得更加壮观、庄严。
6月2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厅的白墙前，参加评选的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两个小组设计的国徽图案并排悬挂起来供委员们评审。周恩来主持了评审。
经过多次修改完善，两个设计组给出的国徽图案定稿在风格和创意等方面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趋同。审查小组在两个设计图案前，难做取舍。这时，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一句话打破了僵局：“清华大学设计方案中的天安门生动、逼真，看上去感觉深沉，天安门前的广场也感觉非常开阔。”听了他的话，周恩来频频点头，指着清华的第二图说：“就定它吧。”并提出稻穗要画得向上挺拔一些。最后周恩来要求：图案提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时，附一个说明书，以便表决时看得更清楚一些。
梁思成因病没有参加会议，派了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秘书朱畅中与会。朱畅中回到清华，向梁思成、林徽因报告了会议决定的结果，林徽因激动地落泪了。她抱病带领设计组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连夜又进行了细节加工，并重新绘制了国徽图案，还在图案下方用隶书写了图案说明。
虽然国徽设计以清华大学设计组的胜出而告终，但是整个国徽图案的设计和完善，以至最终定稿，凝聚了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两个设计组的共同心血，尤其是张仃将天安门元素引入国徽图案设计，更是功不可没。
6月23日下午4时，全国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一届二次会议。在会议主持人毛泽东提议下，全体代表以起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
6月2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徽图案，标志着国徽图案最终确定下来。
国徽图案的通过并不意味着国徽的诞生，因国徽要悬挂于建筑物的上方中央，是一种立体浮雕。从平面设计到立体浮雕模型，是一种再创作，需要专业雕刻家来完成。中央将这项工作交给了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推荐雕塑教授高庄负责国徽浮雕模型的设计和定型。此时已到7月，中央要求尽快拿出模型，以便在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让国徽与全国人民见面。
时间紧，任务重。高庄首先仔细研究了平面的国徽图案，他对其中一些细节不太满意，认为有必要对国徽设计图案做些修改完善。但同事们都提醒他，国徽图案是经过国家最高层会议通过的，不能随意改动。高庄就向梁思成反映自己的想法，梁虽赞成高的意见，但对国徽图案是否能修改梁也不能做决定。
高庄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大胆举动，给毛泽东主席写信直陈修改国徽图案的想法。他在信的开头写道：“主席，您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朋友认为他这样写很不妥，但他坚持把信寄了出去，然后按自己的思路开始国徽模型的塑造。他不顾盛夏酷暑，经过反复构思、琢磨，终于完成了这件引以自豪的作品。
然而，国徽模型送进中南海后，有关方面说他擅自改动国徽图案，是“违法”的，必须按原图纸重做。在这种情况下，高庄只好按原图纸重新制作。
过了不久，事情有了转机。毛泽东对高庄的信作了肯定性的批复。周恩来委托彭真与康克清专程去清华大学向高庄转达毛泽东赞同修改国徽图案的意见。毛泽东的支持与鼓励，使高庄备受鼓舞。他对国徽模型进行了新一轮的精雕细刻。
1950年8月18日，国徽审查小组审定国徽的浮雕模型。高庄在会上就国徽图案修改部分做了说明。与会者认为，修改后的国徽浮雕模型整体与局部风格更为统一，庄严大气又自然美观；
绸带的修改较旧图更有力，更规律化；
稻粒的修改仍有丰富感，但不凌乱琐碎；
将非正圆改为正圆，易于仿制。遂“同意高庄同志等修正的国徽浮雕图案”。
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了国徽及图案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宣告诞生，共和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庄严标志。
为了保证在国庆一周年纪念日能够将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张仃带领美术供应社的员工按时完成了木质国徽的制作任务。国徽制作任务完成后，政务院为梁思成、林徽因、高庄、张仃等8位主要参加设计制作的人员颁发了奖励：每人800斤小米。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他们全部捐给了抗美援朝前线。
1950年10月1日，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方的正中央，高悬着崭新的国徽。这是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枚国徽。国徽金光闪闪，引得广场上的人们驻足仰视。
1951年5月1日，沈阳第一机床厂精心制作了一枚金属国徽取代了木雕国徽。1970年，天安门大修，用纯松木制作了一枚新国徽，替换下悬挂了近20年的金属国徽。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之际，一枚木质结构的新国徽挂上了天安门。这枚新国徽不仅工艺精湛，而且使用期限可超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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