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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家能够从分析哲学中学到什么?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2-12-14 15:50:09 点击:

    文/陈波

    在本文中,我把“哲学家”理解为以哲学为职业的人,包括大学里的哲学教师、期刊或出版社的哲学编辑,以及其他以哲学学问和思考见长的人。近十多年来,国内哲学界不少人都意识到,中国哲学家不能只从事“诠释”和“重构”工作,如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对过去大家学说的整理,对相关传统的阐释和重构,至少有一部分哲学学者要去从事“建构”或“创构”的工作,即独立地研究哲学问题,提出哲学观点和理论,对之进行论证和辩护,并与同行展开对话和论战。这种观点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哲学研究者特别是青年研究者的认同:不仅要在中国学哲学(studying philosophy),而且要在中国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于是,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中国做哲学?本文将重点说明,在做哲学时,中国哲学家可以从分析哲学那里获得不少方法论资源。它分为四节:第一节,什么是分析哲学;
    第二节,淡化学徒身份,开启对话模式;
    第三节,少做宏大叙事,多做具体研究;
    第四节,少用修辞手法和材料铺排,多构造一些翔实的论证。

    什么是分析哲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众说纷纭。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波尔查诺是分析哲学的曾祖父,弗雷格是分析哲学的祖父,罗素和摩尔是分析哲学的开创者。随后,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提出逻辑原子主义,其特征是诉诸理想语言分析。20世纪30—40年代中期,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维也纳学派奉行逻辑实证主义,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为代表。随后,有牛津和剑桥的日常语言学派,以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格赖斯和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由于二战期间,很多维也纳学派成员移居美国,以及蒯因等人的工作,分析哲学在美国哲学界逐渐成为主流,进而支配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内的整个英语哲学界。随后,分析哲学从运作方式、议题设置、学说立场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和如此巨大的演变面前,几乎不可能从学派、议题、立场等方面去找寻分析哲学的共同特征。

    目前通行的做法是,从方法论维度去刻画分析哲学的特征,例如弗罗斯达尔认为:“不能求助于特定的哲学观点或哲学问题,也不能求助于特定的概念分析方法来定义分析哲学。相反,使它凸显出来的是一种研究哲学问题的特殊进路,其中论证与辩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在这方面分析哲学才区别于哲学中的其他‘流派’。”索姆斯也指出:“需要谨记的是,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性学说,不是一种精确的方法论,也不是与作为浪漫主义、有神论和绝对唯心主义的变种而保存的传统哲学的彻底决裂。相反,分析哲学是源于弗雷格、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不连续的历史传统,其特点为:尊重科学和常识,确信逻辑和语言对于哲学的相关性,强调论辩的精确和清晰,怀疑先验的形而上学,把真理和知识的目标提升到激发灵感、道德提升和精神慰藉之上——此外,分析哲学还具有专业分工的特点。”

    这就是说,分析哲学不是有连续历史的一些学派,也没有一些共同分享的哲学议题,更没有一套贯穿始终、被广泛认可的哲学理论。分析哲学的家族相似在于其方法论方面:分析哲学家共享一套方法论准则和一系列做哲学的方法。更直截了当地说,分析哲学不是一套特别的哲学理论,而是一种做哲学的特殊样式,提供了一套比较独特的元哲学和哲学方法论。

    分析哲学的一个特点是:以研究哲学问题为主,提出观点和理论,通过相互之间的对话甚至论战,不断纠偏和纠错,从而把研究向前推进和引向深入。其常见的研究范式是:哲学问题,独立研究,新的观点或理论,对话和论战,更深入的系统研究……相比之下,中国哲学界的研究范式是:哲学人物,哲学经典,整理、阅读、理解、诠释、解说,哲学史,或许还包括哲学教科书。这导致当代中国哲学中带有原创性的哲学论著很少,凤毛麟角。中国哲学家长期居于“学徒”地位,不是当中国古人的学徒,就是做外国人的学徒。这种现象当然是由很多复杂且深刻的原因造成的。

    已经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必须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发展出独立且具系统性的学术观点或理论。首先,大学不仅是教育机构,而且是研究机构,除教学外,它所担负的一个重要使命是:生产知识和创造思想,不断刷新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不创造,无刷新,无进步。其次,通过很多代的学术积累,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哲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也有很多外语听说读写能力都很不错的年轻学者,至少对一部分中国哲学家来说,可以淡化学徒身份,参与到跟古人和外国学者的学术对话中去。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要对话,必须先有“话”可说;
    无“话”可说,只能是单向的传输和教授。有学者辩解,先“搞清楚”和“弄准确”再说。但此说法大可商榷,因为新文献如山呼海啸,新人如雨后春笋,它们不是固定在那里,而是在不断生长中,“搞清楚”“弄准确”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若坚持它们的优先性,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别人研究哲学,我们研究别人的哲学。不,我们应该与别人一起研究哲学!最后,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我们要继续强化我们的硬实力,也要提升我们的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让中国文化(包括古代、现代和当代的)走出去,获得国际上的理解和认同,营造一个友好的国际环境,并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我们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研究,其关键词是:问题意识,独立思考,平等地位,对话模式。

    一方面,我们要继续从学理方面研究那些艰深的传统哲学问题,例如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个体同一性,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身心问题,是-应该问题(规范性之源),决定论与自由意志,意义和指称,公平与正义,等等。即使研究这些问题,也要在当代语境下进行,利用新的认知材料,使用新的方法论资源,与国际学术共同体进行对话。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研究当代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现实所提出的问题,例如在一个国际冲突不断加剧的世界上,我们如何通过交往、对话和论战,来形塑出最低程度的重叠共识或普世价值,以便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能够彼此和谐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在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不断加剧的情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类的眼前利益与长远生存的关系?在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急剧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要探讨它们所提出的认知挑战,如量子力学所提出的哲学问题;
    也要研究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和政治伦理挑战。

    在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向其他文化原原本本地讲授儒家伦理,更要以其他文化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授,还应特别关注它们在当代社会特别是西方文化中所面临的挑战。在我看来,儒家伦理把过多的道德重负加诸个体身上,似乎个人通过修身养性就能成圣成己,就能造就一个和谐社会,而严重忽视了道德伦理的社会维度:我们如何建构出一套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体系,保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在其中能够有尊严有道德的生存?这就要求我们在当代语境下进行创造性讲授,去伪存真,推陈出新,做出新的理论发展,开拓出儒家伦理的新局面。

    通常认为,欧洲大陆哲学偏重于人的社会生活,其特点是入世的、思辨的、浪漫的,常带诗意,可以提供有关人生的启迪;
    分析哲学则偏重于科学和常识,运用逻辑,反思语言,强调清晰和精确,强调把关于某一问题的道理讲深讲透,不仅要提出支持性理由,而且要回应反对意见。但一篇论文和一本书的篇幅有限,其作者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资源有限,分析哲学家无法按照所秉持的学术标准去处理那些宏大的议题,也厌弃去构造那些学理不足、漏洞百出的哲学体系,而热衷于就某个具体问题做深入的探讨,常常很技术化。这样做当然既有长处也有短处:一方面,分析哲学研究比较细致翔实,具体深入,颇多新见;
    另一方面,分析哲学研究也常被指责过于琐细化、技术化和专业化,导致与社会大众的疏离,颠覆了“哲学作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的传统形象。

    中国哲学(包括传统和当代)的特点是,特别热衷于就宏大议题做宏大叙事,有时候也不乏洞见,但常常流于空疏,立得住的哲学建树很少。或许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哲学就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大学问”,所研究的就是这些领域内的“大问题”,所讲的就是抽象、普遍的“大道理”。翻开当代中国学术期刊,尽管翔实、深入、细致的研究性文章近些年在逐渐增多,更常见的却是下面两类文章:一是对某位传统和新近哲学家的思想介绍和诠释,或对某个新近流行趋势的综述和评论,或对某个新近学说的整理和介绍,很多文章即使在做介绍工作时,也粗枝大叶,只勾画大体轮廓,缺乏必要的细节,其末尾的评论常常不着边际;
    二是就一些特别宏大的议题提出构想,“挥手指方向”,但底下却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真正有价值的洞见。按国外学术期刊的标准,过于宏大的题目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能把控得住和谈得清楚的,因此不能成为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的题目;
    在一篇万字左右的文章中谈这样大的题目,当然只能抽象地谈,泛泛地谈。而学术发展的路径常常是:围绕一个具体的题目,像鲁迅所说的那样,“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长期地思考研究,从上下左右各个方面去谈,从正反两个维度去谈,一直把它谈成一个系统、严格、周密、明晰甚至可操作的理论,当然也是一个可供批判性检视和评价的理论。

    为了避免分析哲学琐细化和中国哲学宏大叙事的双重弊端,我认为可以采取中间道路:面对真实的问题(最好是具体的,也可以是宏大的),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要谨记这样的告诫:把能够说的尽可能说清楚,把暂时说不清楚的尽量往清楚方向去说。以往的中国哲学界缺乏对话和学术论战,各位学者埋头于自己的研究,对于其他学者的研究论著很少去读,或者读之后既不引用也不批评,学界同仁各自成为一个个孤立的原子,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共同体。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很多论著既无明确的观点,也无严格的论证,辩论无从发生。再次强调指出:要对话和论战,必须先有“话”可议,有“论”可辩。学术论战以精细的原创性研究为前提。

    不少中国哲学论著还有一个特点:多材料的铺排,多用修辞手法和美文学笔调。一篇文章,一次讲演,就某个主题,铺排了很多材料,列举了从古至今哪些名家就此说过哪些话,表达了什么样的意见,末尾再谈点自己的感想,或做一点无关紧要的评论,文章和讲演就结束了。关于这个主题,作者或讲演者自己究竟有什么看法,为什么有那样的看法?有什么支持性理由?这些理由如何经由论证组合在一起?该想法遇到哪些异议、难题和困境?如何回应?诸如此类的内容很少涉及。还有,中国有长期的美文传统,历史上的范文都是一些短章,理讲得不多,但气势很足,余韵悠长,这都是靠比喻、隐喻、排比、对仗、留白等修辞手法营造出来的。这也影响到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关注的重点在于把话说漂亮,把文章写漂亮,花很大的气力去遣词造句,而花较小的气力去认真说理。在我看来,这绝对是中国哲学论著的一大缺点,与分析哲学论著构成鲜明的对照。

    分析哲学家关注的重点在于:围绕一个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
    把该观点及其支持性理由讲充分、讲清楚、讲准确,为达此目的,会设定很多限制条件,从句里面套从句,弄得句子很长很复杂;
    为了避免一厢情愿的思考,还要考虑反面意见,由此就需要构造论证和反驳。弗罗斯达尔把按分析哲学方式做论证和辩护,提升到个人伦理学和社会伦理学的高度:“我们应该从事分析哲学,不仅因为它是好的哲学,也因为个人伦理学和社会伦理学。”我赞同这一说法。哲学以追求真理和知识为目标,是一项理性的事业,一位哲学家思考的好坏要靠对其思考过程的仔细考察来评判。每位哲学家都要保持必要的理智谦逊:我自己可能想错了,或许想得不够全面或不够深入。同时也要对其他同行保持必要的尊重:他们在探索过程中与我一样真诚,在理智上也足够优秀,他们不理解或不赞同我,或许是因为我在某些地方出了差错,或许他们想得比我更全面或更深入。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其他同行进行认真的对话,一起平静地、仔细地、深入地说理,把相关的道理讲清楚。这是哲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是关于哲学研究的德性伦理学。把这种哲学惯例传播到社会大众中去,将会促进整个社会走向理性化和文明化。

    当代中国哲学家有必要放下身段,沉下心来,围绕一个主题,提出观点和理论,认真、仔细地讲一番道理。在讲道理的过程中,需特别注意以下环节:

    第一,严格地定义关键性概念。哲学研究是编织相互支持的信念之网,而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则是这种信念网上的纽结,它们起着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明确和严格地定义所使用的关键性概念,澄清包含它们的关键性命题的准确意思,搭建一个进入作者思想的公共平台,尽管对所有概念和命题都这样做,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第二,提炼出鲜明的主题思想。撰写一篇哲学论著,总要围绕某个主题来进行,关于这个主题作者总要说点什么。要把想说的意思清楚、准确地陈述出来,先放在文章的开头,作为论证目标和论证起点;
    再置于论文结尾,作为整个论证的结论。

    第三,给出支持性论证。论证对于哲学具有双重重要性:对于论述者来说,论证能够使他自己的思想走向深入、深刻和全面、正确;
    对于接受方来说,论证使他能够通过客观检验论述者的思考过程来判断后者思考的好坏,从而获得进入后者思想的通道。

    第四,适当回应反对意见。在进入对某个主题的研究时,先要大量阅读前人和同时代他人已经发表的文献,把他们的工作当作自己的研究起点或思考背景。在形成自己的想法和做出正面论证之后,还要考虑对这些想法和论证已经有哪些反驳意见,或者可能有哪些反驳意见,并针对其中最主要的异议做出答辩。

    第五,少用煽情的修辞手段。刘良华指出:“学术论文写作要尽可能保持克制。学术研究虽不可能完全做到‘价值中立’,但最好使写作接近‘零修辞写作’状态,即尽可能保持‘不介入’‘不动心’的白描风格。”他进而提出了八条具体建议,但要严格实施它们并不容易。

    最后谈一点我的感想和体悟。选定了一个文章题目,就几乎选定了一种言说方式,该题目就会对其言说方式构成“绑架”。具体就本文而言,它虽然严厉批评中国哲学界就宏大论题做宏大叙事的习惯,但它本身就是一种“宏大叙事”,它在以它所批评的方式展开论说。所以,选择论文的题目不可不慎。另一方面,如库恩所论及的,在科学革命时期,某种类型的宏大叙事又是必要的:对先前范式的根本性原理提出质疑,对未来的新范式提出前瞻性构想,……这或许是学术性写作的两难困境,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学者都不得不在其中挣扎,并选定自己的偏好和道路,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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