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山
（西南交通大学 建筑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
1906年12月31日至1907年1月11日，格伦威德尔考察吐峪沟，在所谓“目支邻陀龙王洞”看到一些保存较好的壁画。“目支邻陀龙王洞”即现编吐峪沟第38窟。这是一个中心柱窟，前室很大，主室空间相对于前室而言，结构上退缩成为比后室甬道略宽的“中心柱前甬道”。对这一变化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主室空间采用横券顶，而非典型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的纵券顶。在主室左侧壁的半圆形端面下方，原有六幅方形壁画（上中下三栏，每栏两幅），中间一栏可以辨识为“阿育王施土”故事。格伦威德尔对于下栏图像中的一幅描述道：中间为面向左的佛陀；
佛陀左膝下方为三个哭泣的妇女，其中坐在中间的最老者正在揭开一个箱盖，箱子里露出死亡童子的头部；
佛陀右膝下方为金刚，手持棒形金刚杵；
佛陀左右围绕者为十个双手合十的坐姿比丘，只有左上方一人用布裹着身体，右上方外侧比丘的双肩后边还有火焰。相关考古报告为这幅壁画佛陀下方的金刚（图1图片出处 ：图1、图2，Grünwedel Albert, ,Berlin: G.Reimer,1912, p327；
图3，中国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2·克孜尔》,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图4、图5，新疆文管委、克孜尔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二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54、101（本文图5为笔者据该书图101重绘）；
图6，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编辑委员会《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第三卷·克孜尔石窟（三）》，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图7，新疆文管委、克孜尔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55。）及妇女（图2）分别绘制了线描图。
图1 吐峪沟第38窟金刚，格伦威德尔绘
图2 吐峪沟第38窟妇女，格伦威德尔绘
图3 克孜尔第34窟券顶菱格
图4 克孜尔第80窟券顶菱格
尽管这幅壁画现已不存，格伦威德尔的描述相对清楚地呈现了图像人物构成。参考新疆佛教壁画的普遍经验，不难判断，这幅壁画依据了佛像居中、密迹金刚旁边护法的说法图惯例，佛陀左侧三个女子面对箱函中人头的场景则是这幅图像的叙事核心。
格伦威德尔的线描图清楚呈现了容器上方略扁的锥形盒盖。可以推断壁画所绘为一圆柱形的木制箱盒，类似龟兹出土舍利盒的放大版。考古报告没有阐释图像主题。随着壁画消失，此图学界罕有提及。
贾应逸在文章中谈道：吐峪沟第38窟主室大幅因缘佛传图内容与构图都和龟兹同类壁画相似，地色用冷调，优雅庄重，也受龟兹影响，应该是公元6世纪麹氏王朝早期遗存。9世纪后半叶回鹘人又维修彩绘了左甬道，因而碳十四测定该甬道年代为1130±70年，或1100±70年，至今修理痕迹仍十分明显。侯世新、赵丽娅等学者也关注过吐峪沟石窟与龟兹艺术的关联。
克孜尔第34、80、104窟有一类壁画与吐峪沟第38窟壁画相似，均描绘一个俗装女子坐在佛陀身边，两人前方是一个打开的箱盒，盒中露出三四个人头。在克孜尔石窟，此类图像均以券顶小幅菱格画的形式呈现，场景局促，人物较少，应该是吐峪沟同题材壁画的简化版。
克孜尔第34窟壁画中，双锥形箱盖揭开一半，露出里面四个人头。女子坐在箱函前面，一手托腮，陷入沉思。（图3）克孜尔第80窟相关壁画没有描绘箱盖，但藤条编制的箱体纹路清晰。箱子里面露出三张人脸，戴着漂亮的男式头巾。俗装女子平静地双手合十，礼拜世尊。（图4）克孜尔第104窟相关菱格严重破损，叙事核心部分幸得保留。放在佛座前的箱子和第80窟类似，里面的人脸绘制草率。俗装女子仍然坐在佛陀左侧的位置，她左手抱头，右手抚脸，作惊呼状。（图5）这种情态和克孜尔第34、80窟女子相对平静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但在格伦威德尔临摹的吐峪沟第38窟的三位女子中，可以看到类似表现。
图5 克孜尔第104窟券顶菱格，任平山绘
上述四种图像，尽管女子姿态略有差异，但都出现佛陀和女子面对人头箱函之景。笔者认为，此类图像应当命名为“毗舍离丧子缘”。具体内容可参考《贤愚经》毗舍离领悟佛法、丧子无怨之事。
《贤愚经·梨耆弥七子品》近五千字，按照毗舍离生平，讲述许多小故事。依叙事结构，可归纳为治家、助国、丧子、因缘四个部分。
1.毗舍离贤德聪慧，治家有方
少女毗舍离贤德聪慧，与舍卫国大臣梨耆弥第七子定下婚约。毗舍离告别母亲，随梨耆弥回归舍卫国，一路逢凶化吉，展现出超人的智慧和良善的品性。梨耆弥将家中大小事务托付给她管理。
2.毗舍离机智退敌，国王敬佩
在毗舍离帮助下，梨耆弥种植粳米治愈王后，并多次为波斯匿王解决难题，妥善应对敌国试探。当波斯匿王知道所有对策都来自梨耆弥儿媳时，与毗舍离结为兄妹。
3.奸人陷害，国王斩杀毗舍离三十二子
毗舍离生三十二卵，孵化后全部长成勇士，力敌千夫。毗舍离常常请佛说法，合家眷属得须陀洹，唯其小儿未获道迹，因冲突将辅相之子丢入沟壑。辅相图谋报复，以三十二支暗藏匕首的镶宝马鞭赠予毗舍离三十二子，伺机举报三十二子谋反。波斯匿王听信谗言，以暗藏利刃之罪，将三十二子全部斩首。毗舍离听闻佛法，了断生死，见子首级，不生仇恨。
4.佛说毗舍离三十二子因缘
三十二子妻族怨愤不平，军众云集，围攻波斯匿王。“时王恐怖，退向佛所”。佛应阿难问询，讲述三十二子因缘。军众听法，平息怨恨。
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此三十二人，共为亲友，相与言议，盗他一牛。彼时国中，有一老母，无有子息，单穷困厄。时诸偷儿，往诣其舍，欲共杀牛。老母欢喜，为办薪水煮熟之具。临下刀时牛跪丐命，诸人意盛，必欲杀之。牛便结誓：‘汝今杀我，将来之世，我不置汝，正使得道，犹不相放。’立誓已竟，便为所杀。诸人烧煮，竞共啖之。老母因次，亦得饱满，欣悦而言：‘由来安客，今日最善。’”
佛告阿难：“尔时牛者，今波斯匿王是。尔时盗牛人者，今毗舍离三十二子是。尔时老母者，今毗舍离是。由此果报，五百世中，常为所杀，乃至于今。彼时老母，由助喜故，五百世中，常
为作母，极怀懊恼，今值我时，始获道证。”
文图对读，克孜尔及吐峪沟相关壁画可以对应毗舍离故事第四部分。波斯匿王斩杀三十二子，故事由此进入高潮。《贤愚经》写道：
是时国法，见王之时，礼不带刀。于是辅相已见纳受而常秉执，便向国王深谮谗之……王即索看，果如所言，王意便信，谓必为然。选择力士，安在宫内，一一召唤，于里杀之。以三十二头，盛着一函，系缚封印，送与其妹。
波斯匿王命人将三十二颗头颅盛放于函中，捆扎封印，送给毗舍离。前述图像中，露出人头的箱盒当即为此。吐峪沟第38窟、克孜尔第34窟壁画在人头上方绘出盒盖，再现“系缚封印”之函器被打开的瞬间。
器具内排列头颅的图像，另见于龟兹壁画“月光王施头本生”。月光王乐善好施，敌国遣一婆罗门，假意乞求月光王人头。相关图像一般描绘月光王系发于树，任凭婆罗门挥剑斩首之景。但克孜尔第17窟、第186窟（德藏MIKⅢ8852）、第206窟（德藏MIKⅢ8887）壁画，在月光王和婆罗门旁边绘制了一个手捧托盘的仆从，盘子上面盛放若干人头。（图6）其意，如《贤愚经》载：“（月光王）于此树下，曾以九百九十九头以用布施。今施此头，便当满千。舍此头已，檀便满具”。
图6 克孜尔第206窟《月光王施头本生》
毗舍离故事中，母亲见到儿子头颅，作何反应？《贤愚经》写道：
当于是日，其毗舍离，请佛及僧就家供养，见王送函，谓为致供来相助办，便欲开看。世尊告曰：“且住勿解，须待食竟。”食饱已讫，便命令坐，为其说法：“此身无常，苦空无我，生多危惧，不得久立，众恼缠缚，辛酸难计，恩爱别离互相悲恋，唐困身识，于道无益。唯有智者，能解此恶。”时毗舍离，霍然情悟，得阿那含道，欢喜合掌，白世尊言：唯垂矜愍！……世尊去后，开函视之，三十二头，悉在函中，由爱断故，不生懊恼，但作是言：“痛哉悲哉！人生有死，不得长久，驱驰五道，何若乃尔？”
佛陀为毗舍离阐述了诸法无常的道理，毗舍离原本聪慧，听闻佛法，明悟得道。
克孜尔第80窟壁画中，俗装女子合十礼拜佛陀，即如文本所云“时毗舍离，霍然情悟，得阿那含道，欢喜合掌，白世尊言：唯垂矜愍”。吐峪沟第38窟、克孜尔第104窟图中女子呈现为惊讶、“痛哉悲哉”之状。而与《贤愚经》描述最为吻合的是克孜尔第34窟女子——佛陀说法离去，毗舍离开启封函，看见三十二子头颅，托腮陷入沉思。智慧之人很快由眼前的苦难，进入到对佛法的观察中。
克孜尔第188窟是一个纵券顶方形窟，正壁及侧壁皆绘立佛并列之像。正壁上方半圆形端面壁画一侧被人切割，下落不明。余下部分可清楚地辨识出佛陀及其右侧人物。佛陀居中而坐——这是龟兹石窟佛说法图的标准样式——一侧是合十礼佛的王者夫妇，及手捧王冠或持华盖的仆从。（图7）由于壁画一半缺失，主题难以确定。仔细观察，可辨识出佛座前有某种器物，其上盛列五个人头（原图也许更多）。虽然无法证实，但不排除坐佛左侧被剥取部分如上述壁画那样，绘制毗舍离开函瞬间。如是，则佛右侧礼佛王者只能是故事中的波斯匿王了。《贤愚经》中毗舍离故事的第四部分，毗舍离三十二子之妻族闻讯集合兵马围攻波斯匿王，“时王恐怖，退向佛所”，佛陀讲述波斯匿王、毗舍离及三十二子的往事因缘，化解了危机。
图7 克孜尔第188窟正壁上方半圆端面
公元4—7世纪，龟兹人主要信奉小乘佛教，间或也有大乘信仰。同样以石窟众多、壁画精美著称，龟兹壁画却不比敦煌——龟兹揭示壁画内容的题记甚少，史料文献亦寥寥无几，考古发掘所获文书更是片麟半爪。故而考证龟兹壁画，参考汉译佛典实出无奈，是为常态。
用汉译佛典释读龟兹壁画，弊端十分明显。龟兹石窟的开凿者和汉译三藏的阅读者不是同一群人，读者难免对使用汉译文本的合理性抱持怀疑态度。即便文本能够诠释图像，典籍与壁画也只是间接的亲缘关系。但此项工作仍很重要。首先，作为考古研究的基础，壁画释读一直是龟兹学的瓶颈，一个石窟半数壁画主题不明。盲人摸象的情况下，即便文献不尽可靠，倘能解释图像，后续研究便能有的放矢地展开。其次，不同佛经对于同一故事的记述常常存在差异，对照壁画情节，有时能够辨别出文本与图像的亲疏关系。如果相关文本在若干佛经中描述一致，那么不同部派的典籍，哪一种和壁画的关系密切呢？这就需要通过较多主题的图文对照来完成统计。丁明夷、马世长、雄西《克孜尔石窟的佛传壁画》一文集前期研究之大成，统计已知壁画主题在16种汉译佛经中的见存数，认为相关佛传壁画的题材大多见于汉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和《佛本行集经》，其次为《普曜经》《方广大庄严经》《太子瑞应本起经》和《过去现在因果经》等。而有关佛涅槃的事迹，仅见于《毗奈耶杂事》《长阿含·游行经》及《中阿含经》等几种经律。该文不仅依据汉译佛经有效释读了许多壁画，也根据佛经与壁画的远近关系，论证了小乘部派对于龟兹壁画的影响。其结论也许并不完美，相关思路却为龟兹壁画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研究进展较缓，盖因主题不明的壁画依旧很多。破译这些探索百年不得其解的图像也就成为龟兹石窟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最为有趣之处。
晚生后学仿效跟进，偶有突破，只能以点滴个案呈现。破译壁画过程中，尽量多地收集文本，相互比较，一来是对文图亲疏关系没有把握，二来也求积少成多，为将来的宏观统计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类似《众许摩诃帝经》这样较晚译出的佛经，只要能够合理地阐释图像，笔者认为也不妨一用。不能因为汉译佛经时间略晚，就认定相应的思想没有在龟兹流传。另一方面，以本文“毗舍离丧子缘”壁画研究为例，虽在《贤愚经》中找到对应，笔者却深感不安——故事可能也在其他佛经中被描述，只是我没有读到。
梵文、巴利文三藏当然是重要的参考资源。如克孜尔第179窟壁画《大象和鹌鹑》，故事依据巴利文佛经得以阐释，而尚未在古代汉译三藏中找到对应内容。但就龟兹壁画而言，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海外学界近年依据梵文和巴利文佛经破译了一些壁画，对照整理，可发现相关内容汉译佛经都有。就破译龟兹壁画的效率而言，梵文、巴利文三藏尚未显示出特别的优势。
古代龟兹和印度佛教关系密切，僧团有时使用梵语。但除少量龟兹出土文书印证了这一推断，哪些梵经传入龟兹，哪些没有，仍然存在讨论空间。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梵文、巴利文佛经比对龟兹壁画，也存在和汉译佛经同样的问题。佛经相关性研究和壁画破译工作需要同步展开。另一方面，现存梵文、巴利文文献并不代表佛教文化的全部。另一些迹象表明犍陀罗语在佛教初传中亚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大概也有汉译佛经保存叙事，而梵经遗失的情况。又或可试想，如果某梵文和汉文文本都可以释读某画，但此梵经未传入龟兹，而汉经却由新疆地区携来翻译，则后者和壁画的关系应当更近。
《贤愚经》和龟兹壁画总体契合度极高。同一故事在《贤愚经》和其他佛经文本均有记述时，《贤愚经》时常体现出与图像更为匹配的细节特征。《出三藏记集》明确记述，汉僧八人远赴于阗，参加般遮于瑟会。此佛教盛会部派云集，三藏诸学讲经说律。八人分别耳听笔录，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于高昌整理编辑成册，是为《贤愚经》。简而言之，《贤愚经》是一部公元5世纪在新疆流传的佛教故事集成，时间地点皆与龟兹相近，经中内容与克孜尔壁画相互匹配也就不难理解了。反过来想，龟兹，乃至印度，显然不曾有过梵文或巴利文《贤愚经》。这即说明了汉译佛经的重要性，也启示我们现有佛经文本与石窟壁画的关联度可能本来就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直接——就像《贤愚经》的编撰过程一样，许多情况下石窟营造并非刻板地照搬佛经，而是在民间文化参与下自成体系。
珍稀的石窟题刻和出土文书，代表佛教文化输入源的梵经，以及信息量巨大的汉译三藏，三种资源各有优劣。理想状态应该是三个领域的龟兹壁画研究齐头并进，相互参照。
龟兹石窟开凿及壁画装饰包含了十分复杂的动机，其中固然有佛教义理之呈现，但绘事并不等同于讲经。同理，不应简单地将图像释读理解为文献校对。壁画描绘了什么内容和壁画依据什么描绘了这些内容，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本文考订龟兹壁画，主要致力于前者。研究过程中，选用汉译文献，首先是找到匹配图像之文本，有时也兼顾探索龟兹文化，丰富索引之意图。引用多种文本，并非论证图像一一对应地参考了这些文献，而是把握不定文献与图像的亲疏关系，唯恐遗漏某些可能。如果能够确定参考文献与图像的唯一对应关系，会特别说明，否则，所引汉文典籍不是壁画的文案，壁画也不应简单视作佛经的插图。但引用文本涉及的故事与观念，可能以梵文、龟兹文三藏，或梵语、龟兹语传说的形式在龟兹传播，乃至在石窟壁画中再现。图像释读基于一种假设：龟兹壁画和与之匹配的汉译文本，是相关叙事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方式传播，在不同媒介留下的各自独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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