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霞
（杭州师范大学 经亨颐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所谓“导师制”，《教育大辞典》对其界定为“导师对学生的学习、品德及生活等方面进行个别指导的一种教导制度”。目前，我国普通中学施行的导师制主要有德育导师制、成长导师制、全员导师制等形式。事实上，我国中等学校导师制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学导师制问题在当时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教育界从理论与实践上对中等学校的导师制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希望通过完善中等学校导师制的运行机制，提高导师制实施效果，进而促进中等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改进和提升，尤其是育人水平。尽管民国时期中等学校导师制在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贯彻实施，但作为一种育人方式重要的探索经验资源，为当前中学导师制的开展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引入和传播以及社会发展，欧美学校施行的导师制为我国学者所了解。1927年4月，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国内形势趋于稳定，一些大学为改善当时的师生关系，提高办学质量，纷纷施行导师制，如大夏大学的“师生座谈”、浙江大学的“教训合一制”、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的“生活指导”、安徽大学的“人格感化”等导师制。这为中等学校导师制的推行提供了经验参考与借鉴。在中等教育方面，1925年，有中学教员认为在当时我国“所谓教育，‘教’则有之，‘育’则未也”。他指出学校中教科和训育的分立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训教合一”的方法，即训育责任由全体或多数教员负责，每一位教员负责管理一部分学生，以达到教学与训育合一的目的。1932年教育部颁布了《今后中小学训育上应特别注意之事项》，规定“中小学各教职员，均须切实同负训育责任，破从前教学训育分裂之积习。各就本校训育与教学的关系方面，预定整个的计划，以备分工合作”。同年，江苏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上述要求，制定颁布了《江苏省县中等学校教训合一试行办法》《江苏省县中等学校教训合一实施初步办法》，要求每校据各学级学生数以20至30人为一组（每级人数超过30人的都分为两组），设组导师，由专任教员担任，每年级设首席导师1人，并规定导师对学生的生活、学业、操行思想以及劳作等方面均负有责任。江苏省教育厅制定这一办法遵循了“改革教学训育分立制度”“厉行师生共同生活，注重人格感化”“矫正教师忽视训育责任之观念”等原则。不难发现，“训教合一制”的主旨思想与导师制是一致的。这也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中等以上学校推行导师制奠定了基础。
1938年，教育部为了矫正当时教育重知识传授而轻德育指导，以避免师生关系日渐疏远而渐趋于商业化的局面，颁布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要求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实施导师制，并提到了导师制拟订的依据“特参酌我国师儒训导旧制及英国剑桥等大学办法，规定导师制”。同年教育部还颁布了《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点》，从学校、导师、学生、家长等方面对中学导师制实施注意事项做了阐释，以便各学校导师制的实施。1939年，教育部又颁发了《中等学校行政组织补充办法》《切实推进导师制办法》，一方面完善学校行政组织以配合导师制的实施，另一方面促进导师制在中等学校中全面落实。随后，各省依照教育部规定纷纷制定并颁布中等学校导师制施行细则，在中等学校推行导师制。1944年教育部又颁布了《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加紧导师制在各中等学校的推进。
民国时期，中等学校导师制在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改进，逐渐完善。其主要体现在训导组织系统、导生分组、导师职责以及训导方式等方面。
（一）训导组织系统的逐步完善
根据《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来看，教育部对于学校训导组织机构未做规定。各中等学校在最初实施导师制时，训导组织机构的设置情况不一，存在混乱现象。教育部为了规范中等学校行政组织，颁布了《中等学校行政组织补充办法》，要求中等学校根据学校的学级情况设置行政组织，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八学级以下的学校设置教导处统一管理全校教学、训导、军训等方面的事项，设置教导主任一人，在教导处下分设教务、训育、体育、卫生四组，各组设组长一人。第二种，九学级以上的学校分设教务、训导、体育、事务四处，各处下设组（见图1）。各处设主任一人，各组设组长一人，除事务处外，其余各处主任及组长均由专任教员担任。教育部还对各组主要责任进行了划分，明确了各组织人员的职责，如教学组负责掌管教学实施，并与训育组实施共同升学就业、实习等指导；
训育组掌管训育实施及学生生活指导等；
管理组掌管军事和童军管理；
等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学的行政组织，在名称上得到了统一规范，在职能上各部门责权明确，部门之间又相互协作，保持联络；
学校的军训团队从以前的单独运行转变成由训导处管理，导师与军训教官归于同一部门管理，便于主任对二者的工作进行协调，减少二者职务上的纠缠，提高训导效率。
图1 《中等学校行政组织补充办法》中规定的九学级以上中学行政组织
（二）导生分组标准的确定及其灵活应用
关于师生分组的人员标准，教育部规定各学校以每组5—15人为标准，将全校每一学级学生分为若干组，每组设导师一人，由校长指定专任教师担任，并指定一人担任主任导师或训育主任，综合管理全校学生训导事宜。在学生分组上，要关注个别差异，结合实际情况，并运用心理学原理进行科学分组。《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点》中就明确指出，校长在选择导师时，须首先考察教师的道德人格是否足为学生的表率，对于学生之分组，应考察各生个别情形，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按照学生同质分组或异质分组。如当时广东省教育厅规定各学校在分组时，要求男女生分开进行分组，以学生年龄大致相同的标准，但学行优劣不必齐等。各中等学校一般是按照小组进行训导，但也存在差异。如，浙江省绍兴中学遵照规定在学校中切实施行导师制，设立训导处统一管理全校训导事宜，将每学级学生分为两组并分别设组导师，在每级设级任导师，具体规定各导师训导内容。福建龙溪寻源中学将全校分为10个训导团，每团20人，设立导师理事记录各一人，还成立导师会，导师会成员由各团导师组成，设主任导师一人，综合管理全校训导事项。又如，江西省某中学导师制实施时，未依照部令规定5—15人将学生划分为小组，而是以班为单位，改为班导师。可见，中等学校灵活运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三）导师职责的明确和训导方式的多样化
导师的训导目标是使学生各方面得到正常发展，以养成健全人格。关于导师的职责，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我们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除教学外，各组导师对于学生的思想与行为各项，负有责任，须考察、记录学生各方面发展状况，并针对学生缺点提出改进意见。二是，导师需要每月将学生各方面情况向学校及学生家长报告一次；
各组导师要每月组织举行一次训导会议，汇报各组训导实施情形以及研究关于训导的共同问题。三是，导师在学生毕业时出具训导证书，“对于学生之思想、行为及学业各项，详加考评”。不难发现，对于导师的职责，政府只规定了大体方向，在具体实施方面未做进一步的指导说明。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对导师的职责做了具体规定，例如，江苏省立第一中学规定级任导师的服务要目为“协助本校各处办理各项事务；
注意各该级学生之风纪并实施个别及团体之训练；
出席纪念周及各种集会并参加升降旗；
率领学生参加各种校外活动；
注意学生之思想予以适当之纠正”等。从各学校层面来看，导师的职责更具体化，有利于落实，同时对于导师的考核也有了一定的依据。这一时期，教育界鼓励导师采用多样的训导方式。教育部在《中等学校导师制纲要》中明确提出：“训导方式不拘一格，除个别训导外，导师应充分利用课余及例假时间，集合本级学生举行谈话会、讨论会、远足会、交谊会以及其他有关团体生活之训导。”
民国时期各中学在导师制实施后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师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误会减少，教师与学生的感情较前密切；
学生的品行有进步；
教师只教书的观念渐渐被打破；
导师须兼管学生生活，对于各项行政事务较前更为了解等。但总体来看，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收效并不显著。通过对相关材料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民国时期中等学校导师制在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学生人数太多，专业教员不服分配，以及导师职务过于繁重；
理想导师的标准高，其人选不易物色；
训导经费及设备条件的缺乏等问题。由于人员、经费和设备的缺乏，导师的许多训导工作得不到充分开展，收效甚微。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在该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普通高中学校要切实提高育人水平，在学生发展指导方面要注重指导实效和健全指导机制。近年来，导师制作为重要育人方式在我国中等教育领域得到了推行和发展，但调查研究表明这一制度还不够深入和全面。通过对民国时期中等学校导师制的分析，有下列几个方面值得当前我国中学在实施导师制时学习、参考。
（一）注重学校行政组织机构和指导机制的完善
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健全的指导机制是导师制实施的重要保障。民国时期中等学校导师制发展的过程中，初期未完全配置相应的行政组织和统一管理组织，因此在实践中存在政出多门、导师和军事教官诸多职务重复、各负责人员权责不清等问题。后来，教育界注意到这些问题，制定并颁布了《中等学校行政组织补充办法》，以完善学校行政组织来配合导师制的推行。现阶段，我国的一部分中学已经开始尝试实施导师制，以解决 “由于长期在班主任制模式下运行，客观上导致教师的教育与教学职责的分离，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和指导的四大职责被逐步异化和割裂”“学生发展指导存在空缺”等问题。当前我国中学在施行导师制时，要注意组织机构的完善，教学、管理、训育等工作既要有相对独立的运行组织，又要在具体事项上相互协作，以避免教训分离，努力形成全员育人的工作格局。同时，各中学要注重对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各种社会资源的利用，逐步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指导机制。
（二）重视教师育人能力的培养
导师制实施的本质意义就是实现“教”与“育”合二为一，即教书育人。导师是中学导师制能否收到实效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导师本身道德品性及其综合育人的能力。民国时期中等学校导师制在实施的过程中，教育界人士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加强师范生修养和训导技能的培养、重视学校专业教师训导能力的训练等策略。目前，我国中等学校实施的导师制主要有德育导师制、学生成长导师制、全员育人导师制三种。根据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当前中学实施导师制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偏重对学生智识方面的指导而轻于学生发展指导，在指导形式上也较多采用传统的集体教育形式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培养优良导师。因此，当前我国中学导师制实施要重视导师人才的培养和训练，例如，在开展教师培训时，要注意培训计划中导师制相关内容的设计，以及在平常教育教学工作中适时进行视察指导。同时，师范院校在培养师范生时，要注重开展班级指导、实施课程育人、组织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等综合育人能力方面的培养。此外，各级各类学校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同时，还应注意尊重教师地位，关注导师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要，推进教师待遇提高问题，科学合理地制定教师工作手册，及时了解教师身心状态，对有需要的教师提供针对性的帮助。
（三）注意训导设施的配置和校园文化的建设
教育设施是信息传播的载体、中介物，是教育活动开展的重要媒介，也是导师指导学生的手段之一。由于训导经费及设备的缺乏，民国时期中等学校的导师在对学生开展教育和指导活动时，受到了许多限制，导师的诸多训导计划都未得到实践。现阶段，我国教育部门印发了系列文件，强调我国教育要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强化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应有地位，学校要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各中学为有效促进学生各方面的发展，除了利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外，还积极组织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如机器人编程、互联网技术教育、艺术节、研学旅行、劳动实践、志愿服务等。这些活动的开展需要一定的教育媒介，如计算机、乐器、劳动工具以及实践场所等。此外，校园文化、环境作为一种隐性资源，对学生人格培养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各学校应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可以通过对教室、走廊、宣传栏、墙面等布置、设计，优化校园环境，使校园内处处成为育人场所；
还可以设计体现办学理念和学校特点的校风、校训、校规、校歌、校旗等，以及鼓励学生自主设计班训、班歌、班徽等，营造文化氛围，起到引导和熏陶作用，充分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