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询，吴钐珊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116025）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其全要素生产率，而资源配置效率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原因之一。目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资源配置效率相对美国仍存在一定差距。为应对这一问题，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消除生产要素在市场配置中的障碍，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市场均衡时，如果不存在任何扭曲，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技术相同的企业，会选择相同的要素投入，此时资源配置效率处于最优水平。如果某种原因导致企业间实际税率产生差异，生产要素会从高税率企业流向低税率企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又受财政分权、税法法定、税收征管能力等因素影响。已有研究验证了财政分权、税法法定可以通过影响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作用，但是缺少分析税收征管能力是否会通过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这一机制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
税收征管能力的提高，不但可以增加企业信息的透明度，抑制企业逃税行为，而且能够扩大税基，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得政府有更大的空间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经济发展。对整体经济而言，税负公平性的提高，可以改善市场竞争环境，降低企业逃税带来的交易成本，缩小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十二五”期间，金税三期工程的逐步实施，为本文研究税收征管能力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分析框架。金税三期工程将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于税收征管系统，通过统一各涉税部门的系统操作平台，使税务机关掌握丰富、精准的企业信息，减少企业缴纳所得税时低报利润、高报成本，以及缴纳增值税时低报销项税、高报进项税的行为，降低企业的逃税程度，从而影响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
基于此，本文使用2011—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国检查年鉴》《中国税务稽查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对理论分析中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估计税收征管能力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程度，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数字技术在税收征管系统中应用的重要性，为税收治理现代化提供可靠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使用准自然实验方法检验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可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一）制度背景
金税工程开始于1994年新税制改革背景下，到目前为止，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建设。其中，金税三期工程于2009年正式启动，由政府招标，神州数码、中国软件、税友集团三家企业共同承办，在金税二期工程的基础上，统一了网络硬件和软件操作平台。在统一的系统操作平台内，国税局、地税局可以通过系统网络中心与工商、信用、社保、银行外汇和房产车船五大部门实时共享企业涉税数据。金税三期工程网络系统平台不但覆盖了国税局、地税局及相关部门所有税种的税收征管业务，而且具有系统操作版本统一、数据标准统一规范、与地区平均预警税负率可比较等特点，实现了多部门联合稽核企业财务与纳税信息填报的合理性，减少了企业逃税行为。
2013—2016年，金税三期工程分三批试点进行阶段性实施。在试点省份内，除使用电话申报的小规模增值税纳税人和个人独资企业外的所有企业，均采取单轨运营方式，线上办理所有税务业务。金税三期工程第一批试点包括重庆、广东、山东、河南、山西和内蒙古6个省份；
第二批试点包括西藏、河北、贵州、云南、广西、青海、甘肃、海南和湖南9个省份；
第三批试点包括安徽、四川、新疆、吉林、上海、辽宁、福建和江西8个省份，以及青岛和厦门2个计划单列市。2016年8月，在国家税务总局的统一部署下，金税三期工程于全国税务系统全面上线，标志着中国税收征管系统正式进入数字化治理模式。
（二）理论分析
Restuccia和Rogerson以及Hsieh和Klenow认为，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劳动边际收益产品（）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标准差，在无扭曲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间具有相同的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且等于要素价格，此时企业间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标准差为零，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优。当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存在扭曲时，会增加企业间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是导致产品市场扭曲的原因之一。假设市场中存在两家相同的企业A和B，并且两家企业面临相同的法定税率，不同的是企业A存在逃税行为，而企业B不存在逃税行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企业的实际税率等于法定税率。由于企业A存在逃税行为使得其实际税率低于法定税率，企业A的实际税率τ小于企业B的实际税率τ，即τ＜τ。借鉴Hsieh和Klenow的研究，本文将企业A和企业B的劳动边际收益产品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定义为：MRPL=/(1-τ)，MRPK=(+)/(1-τ)，MRPL=/(1-τ)，MRPK=(+)/(1-τ)。根据上述定义，企业A存在逃税行为使得τ≠τ，从而导致MRPL≠MRPL且MRPK≠MRPK，企业间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标准差不再等于零，即资源配置效率没有达到最优。
在现实经济中，同样存在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并且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越大，产品市场扭曲越严重，劳动边际收益产品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越大，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越严重。上述分析说明企业逃税行为会提高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损失资源配置效率。税收征管能力的强弱是影响企业逃税行为的直接因素。税收征管能力较弱时，政府无法有效监管企业纳税过程中的操纵行为，增加了企业的逃税机会。因此，提高税收征管能力可以减少企业逃税行为，通过降低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了金税三期工程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逃税行为。因此，本文假设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后，企业A逃税行为减少，使得企业A的实际税率变为τ，则有τ＜τ≤τ。由此可见，金税三期工程实施缩小了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进而降低了企业间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金税三期工程实施提高了税收征管能力，显著改善了试点省份的资源配置效率。
金税三期工程实施通过降低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减少了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一）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Gopinath等的研究，根据Hsieh和Klenow的方法构建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具体计算公式如下：≡αηy/l，≡(1-)ηy/k。其中，借鉴Joel和Venky的研究取值为0.5，借鉴Peng的研究取值为0.83，表示企业全年平均职工人数，表示固定资产净值。由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增加值存在大量缺失值，本文借鉴Brandt等的研究计算增加值。并选择在省份—四位码行业层面上计算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对数的标准差，表示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sd_ln_mrpl）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sd_ln_mrpk）。
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金税三期工程试点省份与实施年份的交互项（DID），如果省份在第年实施了金税三期工程，则DID取值为1，否则为0。金税三期工程于2013年2月首先在重庆实施，同年10月在山西和山东（除青岛外）实施，2015年1月将试点范围扩大至广东（除深圳外）、河南和内蒙古。由于金税三期工程在各省份单轨运行后，为保证涉税业务办理的准确性，需先使用测试系统进行2—3个月的试运行。因此，本文借鉴樊勇和李昊楠的研究，将金税三期工程实施时间在6月以后的试点顺延至下一年，即实验组重庆，DID在2013年前取值为0，2013年后取值为1；
山西和山东（除青岛外），DID在2014年前取值为0，在2014年后取值为1；
广东（除深圳外）、河南和内蒙古，DID在2015年前取值为0，在2015年后取值为1。其余省份为控制组，DID取值始终为0。
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变量分为两类：一类为金税三期工程试点选取的分组变量，另一类为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的行业与省份层面控制变量。首先，对分组变量来说，本文控制了省份层面的腐败程度（）、税务人员专业能力（）、税务人员受教育程度（）、人均生产总值（）、财政自给率（）、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其次，对控制变量来说，本文借鉴Wu的研究，使用赫芬达尔指数（hhi）、行业层面的规模（）、年龄（）、可抵押资产（）、资本净值（）作为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的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张天华和邓宇铭、陆雪琴和田磊的研究，使用行业层面的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量（）、融资成本（）、固定成本（）、用工成本（）、出口倾向（）、非私营经济占比（）以及省份层面的城市化率（）与城市人口密度（）作为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的控制变量。
（二）模型设定
为有效识别税收征管能力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将金税三期工程在各试点省份的逐步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表示省份，表示行业，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Y表示第年省份行业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解释变量DID表示第年省份金税三期工程实施状态，0表示尚未实施，1表示已经实施，本文关注的核心为其系数，衡量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程度，若＜0，则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后，实验组相对于控制组行业内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即提高税收征管能力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反之则说明提高税收征管能力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X表示省份—时间层面的分组变量和控制变量集合，W表示行业—时间层面的控制变量集合。γ表示年份固定效应，控制了各年份可能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宏观经济冲击；
λ表示省份固定效应，控制了省份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η表示行业固定效应，控制了行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ε表示随机误差项。模型标准误聚类到省份—行业层面。
（三）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省级层面数据来自《中国检查年鉴》《中国税务稽查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为降低宏观政策对准自然实验的干扰，以及2011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4754-2011）变换导致的部分行业分类不确定性因素，本文将样本期间选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内的2011—2015年。本文借鉴Liu和Mao的研究，依据金税三期工程实施规则，对数据做如下处理：（1）只保留制造业企业；
（2）剔除企业员工人数、资产年末数以及固定资产年末数小于等于零的样本；
（3）剔除企业类型为“小规模纳税人”及“非法人企业”的样本；
（4）剔除2012年以后被选为“营改增试点”的样本；
（5）剔除连续型变量在1%和99%分位上的观测值，消除极端值影响。最后共获得777 918个有效观测值。
表1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被解释变量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均值为1.380，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均值为0.656。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首先，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无论是均值还是标准差均大于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说明制造业中行业内企业间劳动和资本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但是资本的配置效率明显低于劳动的配置效率。其次，分组变量的极差较大，说明中国各省份的腐败程度、税务人员专业能力、税务人员受教育程度、人均生产总值以及财政自给率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分组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取值范围均在试验标准范围内。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基准回归
表2为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2 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2第（1）—（3）列的因变量为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第（4）—（6）列的因变量为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第（1）列和第（4）列作为比较基础，只控制了省份、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DID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后，实验组行业内企业间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降低了，即金税三期工程实施提高了税收征管能力显著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第（2）列和第（5）列在上述基础上加入分组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第（3）列和第（6）列进一步将单独影响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和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回归结果依然显著。本文的实证估计结果符合理论分析给出的结论，金税三期工程实施确实提高了税收征管能力显著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假设1成立。
（二）稳健性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的有效性前提是：在政策发生前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满足平行趋势，即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前，试点省份与非试点省份的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不具有显著性差异。本文借鉴Jacobson等以及Beck等的研究，使用事件研究法对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虚拟变量D表示第年省份金税三期工程实施情况。其他变量的解释均与式（1）相同。本文借鉴樊勇和李昊楠的研究，将2012年作为缺省比较组。检验结果显示，实验组与控制组在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前β的估计结果不显著，在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后β的估计结果显著，并且呈下降趋势，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满足平行趋势假设，金税三期工程实施显著提高了试点省份的劳动和资本配置效率，且该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强。
安慰剂检验。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是否由模型中未考虑到的其他因素导致，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本文将样本重新编码后随机分配到实验组中作为伪实验组，以式（1）为标准进行回归，并重复随机抽样过程500次。结果显示，安慰剂检验核心解释变量DID的估计值明显集中分布于零附近，且基准回归结果属于分布中的小概率事件范围，说明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并非由其他因素导致。
改变分组方式。为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仅保留2013年试点省份作为实验组，将样本期内未受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影响的省份作为控制组，以2013年为金税三期工程统一实施年份，使用传统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第（1）—（2）列所示。第（1）列的因变量为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第（2）列的因变量为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结果显示，在剔除2015年试点省份后，2013年实施金税三期工程的试点省份相对于未受金税三期工程影响的省份，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了显著改善。
改变因变量测算层面。本文选择在城市—二位码行业层面计算因变量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对数的标准差，再次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第（3）—（4）列所示。第（3）列的因变量为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第（4）列的因变量为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依然显著为负，说明本文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替换因变量。在资源配置效率的度量方面，不同研究使用的指标有所差异。本文分别使用OP、LP和ACF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选择在省份—四位码行业层面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数的标准差来度量资源配置效率，得到TFPR_LP、TFPR_OP和TFPR_ACF作为因变量，对基准回归再次进行验证，结果如表3第（5）—（7）列所示。第（5）—（7）列的因变量依次为使用LP、OP和ACF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散性。结果显示，金税三期工程实施显著改善了试点省份的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证明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机制分析
理论分析说明，抑制企业逃税行为可以缩小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从而降低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改善金税三期工程实施试点省份的资源配置效率。据此，本文进一步对提高税收征管能力可能通过降低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这一作用机制进行检验。本文借鉴范子英和赵仁杰的研究，计算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税率，并选择在省份—四位码行业层面计算其对数的标准差作为因变量，其余变量定义均与式（1）相同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本年应缴所得税/利润总额；
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本年应缴增值税/增加值。。表4第（1）—（2）列报告了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对企业间所得税实际税率差异的影响；
第（3）—（4）列报告了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对企业间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的影响。其中，第（1）列和第（3）列只控制了省份、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第（2）列和第（4）列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省份层面的分组变量和行业与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DID的估计结果显示，金税三期工程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间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在加入分组变量和控制变量后，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对所得税实际税率差异的影响明显降低，且由在1%水平上显著变为在10%水平上显著。而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对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的影响一直在1%水平上显著，且加入分组变量和控制变量后变化范围不大。
本文同样使用事件研究法对机制分析回归结果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前，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企业间所得税实际税率差异显著异于零，不满足平行趋势检验，而企业间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满足平行趋势检验，证实了表4中的估计结果。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的研究，对金税三期工程实施通过降低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这一传导机制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检验。由于在前文中已经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可以显著降低试点省份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企业间所得税实际税率差异，以及企业间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所以这里只需要在基准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继续加入中介变量企业间所得税实际税率差异和企业间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后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其中，sd_ETR_cit和sd_ETR_vat分别表示第年省份行业内企业间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其余变量定义均与式（1）相同。在式（3）与式（4）中，通过、的显著性可以判断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是否为部分中介变量，而、的显著性则决定了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是否为中介变量。表4第（5）—（6）列分别报告了企业间所得税实际税率差异作为中介变量的结果，当因变量为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时，虽然和均显著，但是加入中介变量后DID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相比并没有明显变化，而当因变量为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时，并不显著，说明企业间所得税实际税率差异并不是中介变量。表4第（7）—（8）列进一步报告了将企业间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作为中介变量的结果，无论因变量为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还是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和均显著，并且在加入中介变量后，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相较于基准回归均明显下降，再次说明企业间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是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部分中介变量。
表4 机制分析结果
以上结果均表明，金税三期工程实施通过降低企业间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改善了生产要素从高税率企业流向低税率企业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假设2成立。
（二）进一步分析
本文继续讨论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如何对企业间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产生影响。由于不同规模的企业逃税动机和逃税能力不同，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将企业规模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及微型企业，进一步验证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对不同规模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的影响。本文使用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的对数作为因变量，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Y_vat表示第t年i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控制变量集合W由式（1）中的行业—年份层面变为企业—年份层面，模型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其余模型设定均与式（1）相同。表5第（1）—（4）列报告了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对大型、中型、小型、微型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的影响。在估计结果中仅第（3）列的核心解释变量DID在1%水平上显著，其余均不显著，说明金税三期工程实施仅提高了小型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对其他类型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均未产生影响。因此，金税三期工程实施通过提高小型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降低了企业间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本文对表5第（3）列的回归结果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前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没有显著差异，说明进一步分析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5 进一步分析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慈善捐赠行为差异。一般来说，有慈善捐赠行为的企业相比于没有慈善捐赠行为的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信誉度和更低的逃税动机。表6第（1）—（2）列显示，金税三期工程实施显著降低了行业内没有慈善捐赠行为的企业间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而第（3）—（4）列则显示，金税三期工程实施显著降低了行业内有慈善捐赠行为的企业间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但是对这些企业间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没有影响。总体而言，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对没有慈善捐赠行为的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作用更大。
研发投入行为差异。通常企业在缴纳税款的过程中会填报研发投入费用等相关信息，国税局或地税局以此为依据判定企业是否有资格享受研发激励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有研发投入行为的企业相比于没有研发投入行为的企业而言逃税动机更低。表6第（5）—（6）列显示，金税三期工程实施显著降低了行业内没有研发投入行为的企业间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而表6第（7）—（8）列显示，金税三期工程实施仅显著降低了行业内有研发投入行为的企业间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并且影响效果相比于没有研发投入行为的企业更小。
行业劳动密集度差异。前两个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即使对样本进行分类的标准不同，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始终对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因此，本文借鉴李建强和赵西亮的研究计算劳动密集度，将样本划分为非劳动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回归结果如表6第（9）—（12）列显示，金税三期工程实施显著降低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内企业间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却仅降低了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内企业间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因此，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对劳动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大于资本配置效率。
表6 异质性分析
本文以2013—2015年金税三期工程分阶段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框架，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税收征管能力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金税三期工程实施提高了税收征管能力，改善了试点省份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二，税收征管能力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通过降低企业间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缩小了劳动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分散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第三，金税三期工程实施主要通过提高小型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降低了企业间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第四，税收征管能力的提高对逃税动机较大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作用更大。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应继续推进和完善“互联网+”电子政务模式在国税局、地税局及相关部门中的应用，运用大数据技术采集结构化、半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多样性，减少税务稽查人员的失误与腐败风险。第二，应适度增加对高纳税档次且高生产率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增强企业活力；
降低由增值税多档税率导致的企业间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促进生产要素在企业间的合理配置。第三，应在维护公平性的基础上从其他方面入手适当放宽对小型企业的贷款条件，缓解小型企业盈利能力低且融资约束严重的现状。综上所述，在“以数治税”的税收征管模式下，政府通过提高税收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打造更加人性化的系统界面和更加便捷化的操作方式，节省企业在纳税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同时提高税收部门的税收征管能力和企业的自主纳税意愿，在维护税负环境公平的同时充分体现政府税收征管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