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强 杨森旺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姜氏之论类同严羽，开篇都强调“识”的重要性，诗人无识则如寠人鼠璞，不辨瑚琏周鼎，不同之处在于姜氏受苏轼影响标举随形一说，认为诗歌悟入非人力所能至，圆转之妙在于虽变化万端而又不出一致之外，万端即一致，一致即万端，因而诗之对立两端可以相反相成，也就是说华在枯中，巧藏于拙，险可以不密，平而能有贵，超常定之矩，越俗泛之识，而后开阔组织，波澜经纬，既可得古人之意，又能现自我之情，前后一人，古今一心，这便是悟达之后的圆妙之境。
综上，在南宋诗论家看来圆境是妙悟之后诗歌所呈现的对悟执的超越，它涉及诗歌的本质、发展、创作及鉴赏等诸多方面。韵味是圆境所拥有的观感，代表了“圆”所具备的美学意义；
镕融是圆境所应有的根性，代表了“圆”所具备的基本原则；
而流转则是圆境所赋有的活力，代表了“圆”所具备的实际效用。三者统为一体，破除一切隔历，是圆境的基本要求，虽然难以实现，但为当时及后世创作主体实现自我超越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最后，再回过头来看叶梦得的诗家三关之说，他说：
禅宗论云门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
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
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深浅以是为序。
其实，叶氏以禅宗三关立义，其所指明的三个层面与以遍参、妙悟、圆境为代表的诗悟观在内理上是相通的。“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反映的正是主体在遍参过程中通过广泛学习与灵活运用所表现出的诗歌习得之水准；
“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体现的正是主体在高识、正体、兴趣的熏染下通过妙悟所持得的不落之状态；
至于“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就更是无所谓悟，也无所谓不悟，圆妙自在，一心万物，事事无碍，周遍含融，若依此悟发之为诗，则诗歌自然会在审美上具备韵味，在体性上能够镕融，在作用上可以流转。总之，遍参、妙悟与圆境作为南宋诗悟观的主体，从诗歌发展的角度来说，体现了在经历江西诗派之新变后，南宋诗坛对中兴之前乃至当时诗坛状况的理解与批评。而站在诗禅互动的角度去体察南宋诗坛的“以禅喻诗”行为，则可以发现这种现象的兴盛不仅从诗学的角度印证了宋代三教合一的历史事实，更从深层次说明了在时间不断推移的过程中，随着诗歌创作的推陈出新，古典诗学阐释范式在宋代已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诗学内部必须引入禅学来填补相应的空白或修正原有的不足，而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世对宋诗“变唐风”特征的总体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