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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实-戏剧-技术:主旋律题材纪录片的多重影像美学表达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2-12-13 15:00:09 点击:

    吴连磊

    (河北传媒学院研究生院,河北 石家庄 051430)

    新时代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媒介融合与受众审美的变迁助推主旋律纪录片创新发展。突破传统模式,展现新题材、新视角、新叙事、新样态成为当前主旋律题材纪录片创作的突破口。在这种背景下,纪录片的美学表达呈现出交错杂糅的样态。李泽厚曾提出,美学学科是“多元化”的,而这种“多元化主要是类型和形态的不同”。因此,“美学已成为一张不断增生、相互牵制的游戏之网,它是一个开放的家族”。在这种开放式的美学融合下,纪实美学、戏剧美学、技术美学交相呼应,构成了众多主旋律题材纪录片的美学表达向度。

    早在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之时,美学思想就已经蕴含在影像中,罗伯特·弗拉哈迪从实践上开创纪录片这一类别,安德烈·巴赞则从理论上发展了纪实美学,巴赞曾提出:“摄影的美学特性在于揭示真实。”他的这种电影影像本体论和电影语言进化观将纪实美学推向高峰。

    20世纪90年代开始,纪实思潮在我国生根发芽。朱光潜把美定义为:“美就是事物呈现形象与直觉时的特质,是主客观的统一。”而在纪录片中,植根于现实生活,以客观镜头记录“真实时间”注入创作者主观思想,以揭示生活的“多义”的纪实美学在新时代渐渐被世人接受,逐步成为主旋律纪录片的主要美学表达方式。

    (一)平民化选题,生活化表现

    单一定式的宏大主题叙事在张扬个性的时代审美下已被逐渐摒弃,取而代之的便是根植真实生活的平民化选题。艺术是主观的,是作者的情感流露,但需要进行客观化,也就是所谓的“寄情寓物”。在纪录片里,创作者的主观情感通过个体记录从而客观化,从而使影片充满社会积淀与人文思索。

    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是当前主旋律纪录片的重大命题,众多创作者给出了新思路。《微光者》将视角对准在海洋、天空、森林、湖泊、戈壁、高原等不同环境下的六位基层工作者。充满人情味的生活故事使个体职业给予的神秘色彩溶解,“平凡”人物的肖像刻画贴近真实生活,悄无声息地实现观众对片中奋斗者的感情融入。《走进大凉山》更是别出心裁,运用“主持人采访式”纪实拍摄手法,实地探访大凉山等贫困地区。影片的主持人竹内亮,是一名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这种“他者”视角下,探访者与当地群众“平视”交流,目前生活的直白展现,扶贫前后的显著对比都更有代入感与共情力。既不解读政策,也不运用数据展现,而就在平民化故事的讲述下,身临其境的纪实魅力得以彰显。

    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审美时代,主旋律纪录片摒弃高冷、严肃的调性,关注视线从仰视变得扁平,内容表现从宏大的社会群体转向关心个体人生,这是人本化思想的创新挖掘。给予观众平等对话的权利,拉近与人之间的距离,触达不同的生命个体,只有这样,主旋律纪录片才能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进而发挥更大的历史与文化使命。艺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这种高度并非脱离生活将姿态放高,而应该是贴近生活的向美拔高。

    (二)真挚情感的纪实性呈现

    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根基,那真实情感就是吸引观众的精神内核。以“真”起步,从“实”落脚,真挚情感需要纪实手法逐一表达,才能以情为纽带,链接片中人物与片外观众,实现感情的同声相应。

    巴赞的纪实美学理论曾提到,长镜头与景深镜头能保留空间的真实性与时间的持续性。从那时开始,长镜头与景深镜头就已经成为纪录片纪实美学表达的利器,当下主旋律纪录片对其运用也比比皆是。抗疫题材纪录片《一级响应》中,运用了大量长镜头描写新冠肺炎疫情裹挟武汉的场面,大景深的画面效果通过运动镜头扫过武汉空旷的街道与车站。尽管画面中没有人物出现,但悲凉之情伴着略微凄冷的音乐,仍徐徐弥漫在观众内心。而在采访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教授时,使用了一个近40秒长镜头,这个镜头中,石教授面对外界谣传病毒是由武汉病毒所制造和泄漏的这种看法声泪俱下,一度哽咽,从中呈现出一个科学家的无奈与悲痛。这种情绪表现伴随镜头的时间跨度逐渐蔓延,真实时空与真实情感的统一引发观众更深入的思考。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响亮地提出了“把摄影机扛在大街上”的口号,其背后的实景拍摄理念一直被沿用。发展到当前,同期录音、自然光源、跟拍镜头与长镜头、景深镜头共同营造了一种朴素的纪实美。《行进中的中国》,利用中外合作制作的优势,使用“新闻报道式”的叙述方式。跟拍镜头始终伴随两位外籍主持人的实地探访拍摄,同期自然音响的运用更强化了影像的真实感,质朴逼真、自然亲切的纪实风格成为本部影片独树一帜的闪光点。

    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观众接受角度的变化,愈来愈多的美学风格开始融入纪录片创作中。但在纪录片的真实属性下,纪实仍是纪录片最重要的风格与美学特色。归根结底,真实不仅是纪录片的灵魂,更是它的底线。

    (三)现实主义的影像化回归

    饶曙光曾提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不仅在人们的精神和对艺术的感知方面起了推进作用,还将通过对人精神世界的重建来影响其心理发展和对社会的接受度。现实主义以细节的真实性、形象的典型性、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为核心,关心现实世界与实际人生。纪录片的“真实”表现与现实主义的“现实”彰显旨归交合。通过近几年的影像作品,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理念通过主旋律纪录片的形式突破娱乐化潮流得以重新回归,并以与纪实美学相结合的手段实现影视化呈现。

    现实主义的核心原则,就是真实地反映时代矛盾与社会问题。《生命缘——健康中国的实践者》将镜头对准强直性脊柱炎与肾癌晚期患者,用典型案例、典型人物展现出患者的苦痛生活,挖掘人性真实,反映时代痛点。通过术前术后的显著对比彰显了医学力量,生动刻画医者形象,为近些年愈渐紧张的医患关系打开了突破口。《我们如何对抗抑郁》将目光对准抑郁群体,直面社会问题。影片以深切的人文关怀与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亮剑”抑郁,充满筋骨的个体故事在冷暖色调映衬人物情绪的“艺术化”表现下更有思想锐度。

    当娱乐化的浪潮席卷当下,部分影像内容已被感官愉悦所支配。充满理性思考,彰显现实主义风格的纪录片显得尤为可贵。观照社会发展状态、聚焦个体现实生活,以“真实”为精神内核、以客观展现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历经大浪淘沙,始终活跃在时代前沿,这印证了其生命力,也凸显了纪实美学的永恒价值。

    与罗伯特·弗拉哈迪的纪录片创作不同,乔治·梅里爱将戏剧引入电影,从此走向戏剧美学的道路。格里菲斯使蒙太奇成为一种艺术手法,苏联蒙太奇电影流派将蒙太奇上升到美学高度,而当电影艺术掌握声音之后顺理成章地从蒙太奇美学转到戏剧美学。

    《谈美》中提到,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显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于是客观现实的戏剧化表现成为产生这种适当距离的实际手段。新世纪以来,娱乐化浪潮席卷传媒行业,受制于收视率与市场压力,以娱乐性与可看性为主要特点的戏剧美学成为主旋律纪录片新的美学表达风格。

    (一)以小见大的故事化叙述

    “人本位”思想的归位标志着个人独立意识的重新觉醒,以人为核心的故事讲述已经取代了宏观群像塑造,成为主旋律纪录片记录时代变迁,描绘中国形象的重要策略。小切口、大主题的表现方式与悬念、矛盾的情节设置成为戏剧美学的重要呈现方式。

    《我的青春在丝路》第三季讲述了我国一群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奋斗的年轻人的故事,这些个体故事的呈现充满了戏剧色彩。十集的体量展现十个人生故事,且这些故事都具有鲜明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戏剧故事结构。如第二集的张广军医生,在马达加斯加拯救麻疹患者的过程就充满坎坷。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药品不足,但最后通过张广军的努力与中国医疗队的合力,终于将濒危垂死的幼童安德鲁从生死线上拉回来。这种用个体故事化的叙述方式从个人精神延伸至中国医疗队的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继而彰显着“一带一路”的伟大成就。以宏大主题为经,以个体故事为纬,宏观表现与微观切入相碰撞,让“中国”这一形象更加血肉丰满、深入人心。

    悬念的巧妙运用也彰显了戏剧张力。《跑好最后一公里》中第一集就设置悬念,52岁的吴建辉收到了他所驻村的村委会及村中贫困户联名的挽留信。他是走是留,为什么群众要挽留他,这些悬念问题的设置令观众充满好奇心,同时也强化了戏剧冲突,突破了传统纪实方式的弊病。从一定维度上讲,纪录片作为一种思想结晶,再现生活已不仅是其表达的全部,如何充满趣味地“表现生活”,引起公众对生活的反思与探索,也是众多创作者面临的重大命题。

    (二)情景再现的广泛运用

    从《北方的纳努克》首次使用情景再现展现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之后,尽管学界存在一定争议,但情景再现仍作为一种纪录片创作手段开始被广泛使用,甚至在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与纪录短片的评选中,对纪录片制作要求进行改革,允许纪录片可以使用部分情景再现。这一变化从侧面反映出情景再现已成为纪录片创作的重要手段。

    情景再现对文字所营造出的想象空间开展了具象化改造,使阅读的间接体验,转化为对戏剧性和情绪的直观感知。《中国》,将华夏五千年文明的重大转折点抽离,运用舞台化场景塑造的“情景再现”的手段呈现灿烂的中华文明。一方面摆脱了传统历史纪录片文献采访的大量堆叠引起的审美疲劳;
    另一方面在创作者对构图、色彩、布景、光影的强烈追求下,构成了东方美学的诗意想象空间。《了不起的核工业》通过情景再现的运用生动地刻画了我国科学家从零起步,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发展核工业的伟大成就。情景再现与历史文献、动画特效的组借拼合,完美再现了中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彭吉象在《影视美学》中对好莱坞戏剧美学观总结时提出,戏剧化电影往往具有唯美主义的审美倾向。聚焦于纪录片,情景再现这种戏剧化表现也逐渐借鉴舞台戏剧,努力构建出观众与创作者双重默认的“假定性”下的真实世界,强大的精神力量通过极致的视听美学传递给观众。

    虽然情景再现有上述的诸多好处,但在娱乐化浪潮下的滥用则挑战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布莱希特曾提出的间离效应为此提供了一条解决思路,在戏剧表演中,间离原则旨在通过利用某种手段规避观众“入戏”,来借此塑造演出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感。这样有利于观众保持自我的独立情绪和思考,从故事中抽离,进行思辨。所以在利用情景再现赋予纪录片生动趣味的同时,应该使用光影、色调、字幕等有效手段令观众辨清再现片段。怀揣历史敬畏,恪守真实底线,才是对纪录片应有的尊重。

    (三)散点式结构,消解中心语态

    先确定主题,再填入情节与人物的“主题先行”,一直是主旋律纪录片的重要创作手法。而伴随着这种“主题先行”的表现技巧的往往是线性叙事结构,正是这种结构能够较好地实现故事的完整性、时间的连贯性、空间的真实性,因此备受纪实美学所推崇。但其带来的弊病也非常明显,事件往往因其复杂而导致结构无法统一和完整,影响影片的节奏,陷入沉闷的“泥潭”,令其索然无味。

    散点式结构的出现克服了这些问题,并且从多点位、多角度展开故事,消解了主旋律纪录片中“口号”式的主题语态,全方位、立体式的影像建构剖析今日中国。《流动的中国》用镜头丈量了多样的流动元素,快递物流、异地搬迁、进城务工、垃圾分类、人才引进、金融贷款等变迁要素涵盖流动的人生、流动的社会、流动的时间,而就在这种散点式结构下,家国形象得以建构,中国精神也跃然于影像中。《超级工程》第三季从食物供应、能源供给、交通网络、中国制造等贴近百姓生活衣、食、住、行基本需求出发,多层次、全角度、宽领域地构建了中国现代社会。散点式的细节呈现使主题表达有血有肉,摆脱了“假、大、空”的弊病,构建了更加生动的中国形象。

    结构是故事的基础,找寻与内容主题相匹配的结构形式,是纪录片创作的重中之重。合理地利用散点式叙事使纪录片内容既能“撒得开”,又要“收得拢”,创造出一种“形散而神不散”的结构美感,成为主旋律纪录片美学表达形式体现之一。

    技术美学, 是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艺术生产实践的方式、方法及其规律所体现出的美学价值。科学技术作为底层逻辑,促成了影视行业的起步与发展,同时也伴随着画面质量的升级、影像视角的多元、虚拟特效的使用,技术与美学开始结合,形成了现代技术美学。

    高鑫教授在《技术美学研究》一文中,将现代技术美学的特征概括为“想象力、陌生化、虚拟性、重物质、多元化”。也就是说,技术美学通过创新影像视野,开拓了人们的想象空间,构建陌生而新奇的世界充满艺术美感,虚拟技术的充分运用使人拥有造梦的无限可能。物质不仅作为艺术的载体,甚至其物质本体就是艺术,使艺术不具“实用价值”这一传统观念得到颠覆。技术的开拓与融合,使多元化成为技术美学的本体特征。总的来说,通过技术更迭孕育的极致视听体验成为技术美学的表达手段,同时更进一步地造就着观众审美理念的嬗变。

    (一)注重声画,革新标准

    影视技术的更新换代助推“影像力”不断飞跃,赋予画面更多细节与美感。摄影机更高的拍摄像素、更广的色域空间、更快的对焦表现、更强的噪点控制使得影像制作质量越来越高,从制作端、传输线路到观看端的链路升级的背后是观众审美对声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声画标准被不断革新。

    2015年3月,《第三极》作为我国首次采用4K技术摄制的纪录片登陆央视,以诗意的画面表现与细腻的色彩处理展现了藏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运用多种角度、注重前后景象、讲究虚实结合,以此构成了视觉的画面结构与多重层次,突出了镜头本体的“形式美”。《第三极》之后,《乘火车看中国》《极致中国》等大量主旋律题材的4K纪录片相继问世,央视成立4K片库,4K逐渐成为新的标准。倚仗影像标准的更迭,主旋律题材纪录片的视觉空间也更加宽广。

    2022年3月在央视播出的《万物之生》,全程使用“8K全流程制作+杜比全景声+8K VR”的前沿技术,以高分辨率、高帧率、宽色域、高比特率将云南的生态人文展现得淋漓尽致,杜比全景声的使用实现了声场的动态包围,由远及近的声音细节更增强影像的细腻程度,使人更具“身临其境”的真实感。2021年12月,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设立全国首笔8K超高清视频制作专项扶持资金。在政策、资金的相关扶持下,超高清视频技术在当下呈现出迅疾发展的态势,并席卷着整个影视行业。

    科学技术的快速更迭,观众审美的日益变迁使得声画质量的标准进一步突破,更多的主旋律题材纪录片也在积极地迎接着声画标准革新带来的挑战。重视构图美感,突出细节表现,强调声音真实,种种表象都印证着群体审美观念在技术美学的滋养下在不断地扬弃与超越。正如福楼拜曾说:“越往前进, 艺术越要科学化, 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在塔底分手, 在塔顶会合。”

    (二)创新视角,拓展空间

    技术美学的“陌生化”具体体现在现代影像技术可以突破常规,让人们窥探到陌生甚至虚拟的世界,从而产生技术美学的艺术魅力。这与朱光潜先生认为美与实际人生有适当距离的观点不约而同,也就是所谓的“新奇的地方比熟悉的地方美”。

    《航拍中国》用高清航拍俯视中国,以一集一省的方式展现了中国的自然景色与人文风光,全新的视点变化配以微观宏观相结合的拍摄理念丰富了视觉形象,带给观众新奇的体验。《舌尖上的中国》利用大量微距镜头剖析了食物的肌理。升格、降格技术的运用在保证影片张弛有度节奏的同时,也使细腻的画面具有足够的“留白”空间。充满东方写意般艺术美感的影像,彰显出中国灿烂的饮食文化。《水下——你未见的中国》用水下摄影的方式打开人类未知的水下世界,展现了水生生物的灵动性与生命力,营造了新的视觉奇观。除此之外,X光、红外、全景等多样化的特种摄影方式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角度,建构起一个真实又奇特的中国,让观众在“陌生化”中感触到中国之美。

    美之所以称为“有意义的形式”,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也就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而对主旋律题材纪录片而言,离开“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定然没有美,只有技术与思维的社会积淀也不成其为美,美在形式而不仅是形式,只有二者紧密结合才具有产生美的可能。

    (三)延展类型,重塑边界

    技术的高速发展拓展了人的想象力,而想象力又作为精神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反作用于物质技术,推动技术的发展。在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相互影响下,人的想象空间通过动画、CG、虚拟等技术得到拓展,一批以技术为底层逻辑的主旋律纪录片开始出现。表现方式的变化延展了纪录片类型,“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被不断外延与拓展,实现了新的“边界”重塑。

    动画纪录片的出现打破了历史类纪录片大量“文献史料+解说”的叙述方式,借助动画形式,将真实的历史事实呈现出来,给观众更大跨度的视觉张力。动画纪录片《大唐帝陵》,通过数字动画技术,讲述唐朝10位皇帝的墓葬建造及背后生平。利用实景、史料、数字动画的堆砌,搭配叙事主线的解说词,形成了新的美学样态。可视化的史实现场拉近与观众的情感距离,道出中华文化的根基,从而实现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动画在此不仅成为展现“真实”的手段,更成为纪录片的自身结构。

    虚拟化下的VR技术为纪录片的创作带来全新的感官空间。VR,中文意为虚拟现实技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打造虚拟的三维空间,用户使用头戴设备产生视觉、听觉体验,使其沉浸在三维场域内。《最美中国》用VR全景的方式与航拍的视角,以24节气为线展示了中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环境。影片中云端飞行的片段,从空中跃下,穿过悬崖落到地面,观众会感受到剧烈的失重感,使纪录片具有极致的视听体验,将以往的感受真实突破到参与真实,叙述形态从线性叙事到互动性叙事。与此同时,叙述视角也从客观变为主观,带来全新“沉浸式”的视听空间,“陌生”而又“熟悉”的中国被立体化映现,中国的独特魅力油然而生。

    现代数字交互技术为以展现“事实影像”的纪录片带来更多可能。交互纪录片是通过文本、图片、纪实影像、数字动画、图表等元素的有机组合,运用超媒体链接技术组合创作出具有强互动性的网状叙事结构的纪录片类型。《她的故事,“触”处动人》,以傈僳族全国人大代表李金莲的讨薪、普法、助农的履职故事,铺展成基于空间而非时间的多线性叙事。创作者赋予用户选择“剧情走向”的权利,改变了观众的位置。同时,观众也在“细微”生活中透过李金莲找到自己的影子,达到主旋律思想的自然融入。互动叙事模式更拉近观众与影像的距离,建构起“与己相关”的价值导向,最终实现思想共振与情感共鸣。

    数字动画技术、VR技术的出现,突破了克拉考尔认为的摄影机才是物质现实复原的唯一手段。“再现”世界拥有了新的技术手段,这种技术手段指向历史与现实,比摄像机的单一表达空间更广阔,具有超越物质束缚的虚拟能力。技术美学就是在主旋律纪录片这种技术演进、观念创新的背景下被不断释放呈现,表达空间被不断拓展,纪实本质被重新思考。

    在新时代主旋律纪录片作品中,正是由纪实美学、戏剧美学、技术美学的相互融入,才能建构起鲜明的中国形象。其实,主旋律纪录片中的美学表现不仅只有上述三者,东方美学、文艺美学、传统美学等多种美学都水乳交融,在主旋律纪录片中均有所体现。美学不是片面孤立的,只有多重美学思想相互交流碰撞才能做到价值互补,构建起和谐统一的多元化美学体系。基于此,审美的多样性也逐渐发展,形成当代多元化的审美标准。当下主旋律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应该深刻把握美学规律,在时代话题中求“同”,在美学表现上求“异”,从“不变”走向“多意”,实现主旋律题材纪录片新的历史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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