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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证里的共和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程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2-12-13 13:35:07 点击:

    赵 锋

    1958 年中共余江县委根除血吸虫病后获得的纪念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20 世纪末北京市房山区张坊卫生院赤脚医生使用的药箱(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美好生活多姿多彩、丰富多样,而身体健康、病有所医是人民最为朴素的愿望和要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资源匮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专业人员缺乏、地域分布不均,广大人民群众备受各种疾病的困扰,人口平均寿命仅有35 岁。面对这样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针对不同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医疗状况,开展一系列工作,采取切合实际的民生医疗措施,不断加强卫生防疫工作,提高人民对卫生健康的思想意识,培养医疗工作者的专业技能,提升国家医疗水平,积极推进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和医疗水平长足发展和不断进步。

    透过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许多珍贵时代物证,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当今天的我们充分享受着全民医保所带来的保障,享受着高水平医药和器械带来的种种便利,享受着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身体素质不断增强的健康生活,我们更应不忘初心,深刻感怀和铭记70 多年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筚路蓝缕和沧桑巨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现代化医疗体系和医疗制度尚未建立,医疗卫生基础薄弱,人民群众卫生防疫意识淡薄。在这种情况下,天花、鼠疫和霍乱等各类烈性传染病有机可乘,肆虐我国多地,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健康。其中,1955 年前后爆发于长江流域的血吸虫病,更让人民健康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血吸虫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寄生虫病,该病在我国流行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老百姓称之为“瘟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卫生防疫部门的摸排调查,证实血吸虫病流行区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和上海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致使1100 多万人患病,1亿多人口受到威胁。据统计,当时无论是患病人数,还是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分布面积,中国都居于世界之首。

    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蔓延给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它不仅使人民的身体饱受痛苦,更是直接危害广大民众的生命安全。据调查,江西省丰城县白富乡埂头村原有1400 余户、4000 余人口,耕地6000 亩,因血吸虫病危害,到1949 年全村仅剩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女孩,大片土地荒芜。湖北省江陵县资市乡本是一个富饶的产米区,由于血吸虫病为患多年,全乡12000 多亩肥沃良田变成杂草丛生的荒野,疫区人民生活无着,只能“春天吃鱼蒿,夏天吃野草,秋天吃米糠,冬天把饭讨”。当地居民无力修理房屋,便任其坍塌,到处是残垣断壁,杂草没膝,还有很多地方因血吸虫病肆虐导致疫区儿童乃至青壮年身体发育受阻。

    血吸虫病严重的危害逐渐引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5 年11 月,毛泽东同志在听取了卫生部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情况的汇报后,提出“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迅速成立,在南方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全面开展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1955 年11 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防治,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方针及“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大体规划。1956 年2 月17 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至此,中共中央领导的血吸虫病防治战正式打响,这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全民参与的首场卫生防疫战。

    在这场防疫战中,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余江县动员积极,行动有力,成绩突出,于1958 年在全国率先消灭血吸虫病,被誉为“全国血防战线上的第一面红旗”,创造了世界血防奇迹。该县所获得的奖章和证书等珍贵实物,如今完好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见证了那个年代轰轰烈烈的抗疫历程。

    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灭螺行动

    余江县雨水充沛,河沟密布,土壤潮湿,特别适宜钉螺血吸虫的生长和繁殖,因而成为疾病的重灾区。在清代时,就曾流行血吸虫病,当时人称“大肚子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县的血吸虫病患者有6000 多人,钉螺面积也达到97.2万余平方米。患者以农民居多,因为农民经常在田间劳动,和疫水打交道,所以得病的几率较大。当地学生、妇女经常在水里洗衣、洗菜、洗澡或戏水,与疫水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多,因而患病率也就比较高。有很多村庄本是人口大户,但在血吸虫病的威胁下,只剩下了几十户或十几户,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1955 年冬,在收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后,余江县委班子紧急动员当地群众,成立了中共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和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结合农业发展纲要,制定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工作规划。

    1958 年中共江西省委除七害灭六病总指挥部颁发给余江县的《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58 年中共余江县委根除血吸虫病后获得的奖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余江县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在广大群众的参与下,积极开展消灭血吸虫病的运动。首先,在马岗乡开展了“开新填旧”的灭螺实验,即“填旧沟,开新沟”“填旧塘,开新塘”,彻底埋葬钉螺。实验取得成效后,便将这一方法推广到全县。经过半个月的鏖战,一举减少了60%的有螺面积,取得首战大捷。

    此后,余江县县委及其血防五人小组继续带领广大民众,于1956年冬至1958 年春连续开展两次突击战和一次扫尾战,消灭了全部有螺面积。与此同时,血防小组采取设组驻村、就地治疗等办法,加大对患病人畜的治疗。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余江县治愈了全部血吸虫病患者,余江县的疫情由此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1958 年5 月12 日至22 日,经过江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的全面复查鉴定,余江县血防工作在消灭钉螺、治疗病人、粪便管理等方面,都完全超过了中央制定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因此正式宣布余江县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伟大胜利。

    1958 年6 月30 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为题,报道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当天晚上,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同志看了这篇报道后,心情十分激动,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那该多好!”之后欣然命笔写下“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送瘟神》其二)的著名诗篇。

    余江县等地成功消灭血吸虫病的案例广泛传播,有力推动了全国各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至1985年,全国范围内治愈血吸虫病患者1100 多万人。76 个县(市、区)彻底消灭了血吸虫病,193 个县(市、区)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在成功打赢这场全民防疫战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伟大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众除了深受传染性、流行性疾病的侵扰之外,还面临着国家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匮乏的现实状况。

    1965 年6 月26 日,刚上任不久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经过详实调研后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当时的医疗状况时称,全国有超过70%的医疗工作者集中在大城市,有20%在县城,仅有10%不到的医护人员在农村。除此之外,国家下拨的医疗经费中,城市占据75%以上,而广大农村地区只占据25%。这一组数据让毛泽东同志对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十分担忧。

    当然,造成广大农村地区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一方面,当时农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落后,又极度缺乏医疗设施和药品,这就使得部分医疗人员不愿到农村工作;
    另一方面,农村也负担不起大型医疗机构的日常运转,农民生病也使用不起昂贵的医疗器械以及价格不菲的药品。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农村医疗极度落后的局面。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大农村地区都没有设立卫生站,村民的大小病都由一些“土郎中”负责医治。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毛泽东同志果断提出:“医学教育要改革……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六·二六指示”提出后,“将医疗卫生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政策很快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各地都掀起了城市医疗工作人员下乡培训农村医务人员的热潮。无数农村青年积极参与其中,自发承担起农村卫生员的重任。经过短暂的培训之后,他们便能大致掌握相关医药知识,可以为老百姓医治轻微的疾病。

    由于农村卫生员并不是专业医生,也没有固定的收入,他们还需以农业为主业,保持着“半农半医”的状态。通常情况下,他们都在田地里劳作,一旦有人找他们看病,他们便赶紧从田地里抽出身去为病人看病,经常走得匆忙,来不及穿鞋套袜。久而久之,他们这种“赤脚”的形象深入人心,“赤脚医生”这一称呼便在群众当中广泛流行开来。1968 年9 月,当时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随即被《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自此,“赤脚医生”的称号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就连毛泽东同志看到文章后都发出了“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感叹。于是,“赤脚医生”这个名号迅速在全国范围流传。

    赤脚医生既要参加劳动又要进行医疗工作

    虽然说赤脚医生的文化水平和医疗技术并不十分高超,但他们却是我国医疗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农村医疗资源匮乏的时期,他们一直都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主力军,用“一根针、一把草”的治疗方式,挽救了无数农村百姓的生命。

    赤脚医生是个苦差事,不仅工作累,而且还非国家正式编制,仅靠公社的补贴根本难以糊口,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得靠自己下地做农活挣工分。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是有不少青年积极报名赤脚医生的选拔,决心为国家农村医疗事业作贡献。据统计,在1965 年毛泽东同志刚刚提出要将医疗重心放在农村的时候,全国总共才有140 多万医疗工作者。但到了1977 年,单是全国的赤脚医生人数就达到了150 多万,如此规模的增长也充分反映了当时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对于当时农村的百姓来说,赤脚医生不仅能给自己带来医疗保障,有时更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因此他们对赤脚医生也怀有特别的感情。比如在血吸虫病严重的时候,一到疫情容易暴发的季节,赤脚医生就会承担起防疫的重任,挨家挨户地登门问诊。看到百姓家中脏乱,他们会要求百姓打扫卫生;
    知道有人不愿吃防疫药,他们就坚持“送药到手,看服到肚,不咽不走”的原则,监督每一位村民遵守防疫要求。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在几十年的岁月里,一直是很多中国人的健康指导手册,在资源匮乏的时代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当时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正是在赤脚医生的奔波操劳下,农村的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进展,赤脚医生也成了老百姓健康状况最大的护卫者。

    20 世纪80 年代初,伴随着农村医疗制度的改革和医疗体系的转变,赤脚医生的人数逐渐下降,这一群体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985年1 月2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赤脚医生”的名称不再在官方媒体中被提及。至此,“赤脚医生”这个名称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但是,田间地头那些背着深棕色药箱匆忙行走的背影,以及拉着家常在炕头给百姓看病的情景,成为了那个年代农村医疗的缩影和人们脑海中的珍贵的记忆。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经济建设的进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在攻坚克难中前行,医疗卫生服务与疾控体系不断健全,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到今天,我国的医疗卫生状况和人民的健康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居民告别了缺医少药,实现了全民病有所医;
    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1949 年的35 岁提高到2018 年的77 岁,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到6.1‰,孕产妇死亡率由1500/10万下降到18.3/10 万,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医药卫生事业发展进步的征程离不开全国几代医学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奋斗,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中国医药技术的创新发展、不断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了一台特别的医疗实验仪器,向人们生动讲述了“时代楷模”王逸平不忘初心,胸怀大爱,用生命研制新药,用医药护卫民生的崇高精神和感人事迹。

    王逸平及其科研团队研发新药使用的“离体血管灌流装置”实验仪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王逸平,1963 年2 月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1980 年,他考上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专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话,王逸平未来应该会成为一名临床医生,但大学期间的一次偶然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志向和命运。

    当时,王逸平在癌症病房做实习医生。一天,他巡房的时候突然被一位病危的老人紧紧抓住双手,老人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医生,救救我,我不想死!”老人的声音充满了哀求和绝望,但王逸平却发现,除了安慰,他给不了病人任何有效的希望,因为当时还没有药物能够医治那位患者的病。这件事情对王逸平的触动很大,也让他深深意识到有效的治疗药物对于病人的意义。于是,王逸平当即便下定决心“弃医从药”,希望能通过研制新药来治病救人。之后,他便跨专业考取了本校药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始踏上“制药救人”的道路。

    1988 年毕业后,王逸平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开始从事心血管药理研究。1994 年,正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宣利江,因为科研需要,便找到当时研究所最年轻的课题组组长王逸平,两人开始对中国传统药用植物——丹参进行研究,以探寻其有效成分和临床药性的不良反应和不稳定性等。

    他们提取到几十种丹参化合物并进行筛选。在做了无数次实验后,王逸平发现丹参乙酸镁的生物活性最强,并大胆推测,这可能就是丹参中最主要的药用成分。为获得确切的临床数据,在经过伦理批准后,王逸平曾多次以身试药。当别人提醒他这样做风险很大时,王逸平总是会用一句朴实的话来回答:“一个安全可靠的药,就敢用到自己身上。”最终,经过十年的艰辛努力和无数次的实验测试,王逸平和他的科研团队终于在2004 年研制出现代中药——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2005 年,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获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2009年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正式运用于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医治。此后一次次的临床试验,证实了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对冠心病、心绞痛有着卓越的治疗功效,其疗效被广大患者普遍认可。这一新药获得了2011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据统计,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先后被应用于全国5000 多家医院,让近2000 万患者受益。

    2011 年12 月23 日,国务院颁发给王逸平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证书(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王逸平艰辛探索研发出的新药医治了千万患者,但谁也没有想到,他本人却常年饱受病痛的折磨。1993 年,刚刚30 岁的王逸平被确诊患有克罗恩病,这是一种非常折磨人的慢性病,在国内很少见。其主要症状是腹痛、腹泻、体重下降,发病原因尚不明确,故无药可治。当时可行的治疗方法只有切除病变部位,但也只能是一时缓解,有极大的概率复发。王逸平于患病当年通过手术先后切除了80 厘米的末端回肠和20 厘米的升结肠,但并没有彻底摆脱病魔。

    在充分了解了自己的病况后,王逸平决定:既然无法将它治愈,那就与它共存吧。从那以后,王逸平就用药物来维持身体状况,再没有去寻医问诊过。他常常告诫自己:“多数人的生命最多只有3 万天,除了吃饭睡觉,真正能用来工作的有效时间只有1 万天,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些有意义的事。”而现在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把这个“倒计时”提前了,那就得花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于是,他便一周七天,每天最少12 小时泡在研究室里反复地进行实验。

    王逸平1993—2008 年间手写的病程日记中关于出血、腹痛等病情的记录(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2018 年11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王逸平“时代楷模”称号时所颁发的证书和奖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据王逸平的妻子方洁女士及他的同事们回忆,王逸平生病期间,他办公室的冰箱里常年备着止痛针和急救药,疼得实在受不了时,他就自己给自己打针治疗,以节约宝贵的时间,病情稍稍缓和,马上又投入到研发工作中去。每次外出开会,王逸平都要带着应急的药品。而且除了他的妻子和身边的同事,其他人都不知道他的病情。在大家面前,王逸平总是乐呵呵的,从不主动和别人说起自己的病。每次出差,他经常在午饭或晚饭时躲在房间给自己治病。在征集王逸平相关实物的过程中,其妻子和同事向征集人员讲述了很多王逸平的事迹,听后令人动容。

    王逸平准备了一本崭新的记事本为自己的病程作记录,其中详细地记录了他每次比较严重的发病情况。这个小日记本如今收藏于国家博物馆,里面有近200 条文字记录,记录了其25 年的病情。其中,“痛醒”“便血”“尿血”等字眼多次出现,而且越往后越频繁,看过之后的人无不被他坚韧的精神感动。

    2018 年4 月11 日,王逸平因病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年仅55岁。从30 岁患病到55 岁离世的25年里,王逸平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部专项、科技部“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中科院重大专项等众多研究任务,在长期遭受病痛折磨的情况下成功研制出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并完成了其他50 多项新药药效学评价体系的构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造福了无数的人。王逸平输给了病魔,却跑赢了人生;
    他燃尽了自己,却照亮了千万患者的健康之路,也谱写了新时代医疗卫生工作者和奋斗者的最美篇章。

    [1]参见汪智、梁峻:《20 世纪的中国·体育卫生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556 页。

    [2]钱信忠:《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2 年版,第256 页。

    [3]《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 年版,第114 页。

    [4]魏文伯:《六亿神州送瘟神》,《上海中医药杂志》1960 年第2 期。

    [5]《当代中国》卫生卷编委会编:《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1949 年—1990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版,第54 页。

    [6]施亚利:《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对血防工作的重视与领导》,《党史文苑》2011 年第8 期。

    [7]徐运北:《毛主席指挥送瘟神》,《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编:《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 页。

    [8]参见万心:《建国以来余江县防治血吸虫病的历史经验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3 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12 页。

    [9]余江县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站编印:《余江县血地防志(1953—2010)》,2011 年版,第 59 页。转引自万心:《建国以来余江县防治血吸虫病的历史经验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3 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16 页。

    [10]参见刘慧鑫、张春锋:《赤脚医生》,《档案天地》2012 年第7 期。

    [11]参见张自宽:《“六·二六指示”相关历史情况的回顾与评价》,《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6 年第9 期。

    [12]李砚洪:《赤脚医生:20 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党史文苑》2008 年第11 期。

    [13]《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活动新闻中心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人民网2019 年 9 月 26 日。

    [14]参见岳沛、靳铃涵:《他是造福人类的药学家,他也是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关于他,我们知道得太少了……》,搜狐网2020 年7 月24 日。

    [15]董纯蕾、郜阳:《王逸平:为人民的健康,他燃尽自己的生命之光》,《工会博览》2020 年第15 期。

    [16]《世界科学技术》杂志社整理:《以身许家国 毕生新药梦——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王逸平的“时代楷模”精神》,《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8年第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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