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云飞［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一）围绕“说话”展开的小说内容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从内容到结构都被作者以“说话”观念布局的小说，对于研究刘震云小说中的“说话”意蕴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小说题目“一句顶一万句”开宗明义地显示着言说的重要性，而书名所代表的含义也恰如其分地“融化”在这部以“说话”为内容的书中。书名的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未知的一句话抵得上说出的无数句闲言碎语”，这一含义也在小说的结尾处有所彰显——主人公牛爱国对于“一万顶一万句”话语的寻找，本质上体现出人对于语言源头的追溯。
首先，小说故事内容围绕“说话”展开。故事主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祖辈吴摩西离开延津和亲族，变成喊丧者“罗长礼”的故事；
二是孙辈牛爱国假借寻妻之名寻找吴摩西遗言的故事，祖孙两代人的命运由此扯上关联。他们最终都踏上“寻找”的征程，人生也经历了“出走—回归”的轮回。正如吴摩西和牛爱国一样，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同样渴望找到倾吐的对象，例如吴香香与庞丽娜，虽然都在婚姻中出轨，却表现出男女之间唯有“有话说”才是真正相爱的观点；
而杨百利终日痴迷的“喷空”，竹业社老板不断在脑海中排演的“走戏”，县长老史和戏子苏小宝之间无声的“手谈”等，都宣示着不同小人物自我排遣的“说话”方式，构筑了小说多声部的“说话”内容。
（二）以“说话”为主要形式的小说结构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重要情节都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展开和推动。例如在吴摩西与倪三和姜家人的冲突情节中，人物的对话和争吵最终将人物矛盾带向高潮。作者也经常通过第一人称的对话方式书写人物的回忆，例如在描写曹青娥十七岁与侯宝山初恋时，刘震云用两人的对话构成了回忆的全部篇幅，描绘出以往年代特有的初恋情形。
对话以外，作者还擅用“绕”的“说话”方式道出故事，使小说复杂的人物关系得以呈现。例如小说对于牛爱国母亲巧玲的介绍：“牛爱国他妈本不姓曹，应该姓姜；
本也不该姓姜，应该姓吴；
本也不该姓吴，应该姓杨。”作者以“绕”的说话方式展开对人物身份的追溯，将小说三代人物的关系展开。小说中还常有“不是……或是……而是……”的句式结构，来道出事情的原委。这种“绕”的说话方式不仅还原了“编瞎话”的讲话特色，也使得小说的各种繁复情节在作者说书般的形式下娓娓道来，使次要情节得以在主线之外自然衔接和旁生。
（一）现代化视野下的日常生活叙事
早在拉伯雷的论述中，“众声喧哗”的民间文化就在小说创作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而对于整个现代思想史进程而言，“现代性”的建构性思想中本身包含着“反现代性”因子，因此“反现代性”也成为现代性思想的组成部分。这在文学中的表现为日常生活叙事作为反“元叙事”的一种小叙事而出现。“日常生活叙事”作为文学史上远离宏大历史叙事和革命叙事的重要一脉，承袭了晚晴的通俗文学传统，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周作人、废名、孙犁，还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王安忆、陆文夫、范小青等，这些作家都将创作焦点聚集在小人物和小事件上，通过日常生活书写表现深刻的主题，使得此类作品深受读者喜爱，长盛不衰。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再次动摇了“元叙事”和“元话语”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权威地位，带来了日常生活叙事的转向。刘震云作为一位早期提倡“新写实”的作家，在《塔铺》《一地鸡毛》等作品中表达了对于民间生活的关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就延续了之前的叙述模式，描绘了各式小人物和由“说话”构成的民间生活，体现出作者对于民间社会和民间文化的追求。小说中的“民间”不仅是江湖的承载者，也是正统文化生成的土壤，在此种意义上，《一句顶一万句》通过日常生活叙事展现的民间力量，与宏大叙事形成一种叙事上的呼应与张力。
（二）作家的“平民意识”和“世俗烟火气”
刘震云自幼深受河南农村生活经历的影响，这在创作中体现为一种民间叙述立场。他认为写作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高贵，而是与很多平凡的职业没有差别。这种平民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得他把自己当作普通人来从事创作。从初期的《塔铺》《新兵连》，到“故乡系列”“官场系列”的小说，他都运用一种远离鲁迅式启蒙姿态的民间姿态进行创作，将日常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和“世俗烟火气”增添到小说的创作底色之中。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以作者的家乡河南延津作为背景，以作者外祖母的叔叔作为主人公原型，源头上赋予故事民间的创作底色。但是又如刘震云所说：“我观察世界的角度和对人生的态度都是在老家形成的，这个‘罗盘’至今还在起作用。我在外面迷失方向的时候，自然想到用老庄村的‘罗盘’来纠正，我觉得这更接近生活的本质。”这种在人生迷惘后对于故乡的重返，既给予刘震云书写底层人物漂泊命运的冲动，又让他超越了以往“匍匐在地”的现实主义创作，力求真实揭示出人物的命运和生活的本质。
从创作历程来看，刘震云早期的作品常以对抗历史和宏大叙事为目的。例如在《塔铺》中，作家放弃变革时代的宏大叙事，站在农村青年的角度对历史进行重新建构；
在《新兵连》和《一地鸡毛》中，作家书写的小人物一反传统的军旅写作和知识分子形象，而“故乡系列”的小说更是在形式、人物、话语、故乡等多个方面来回避宏大叙事。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与其他小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作家淡化了以往对抗历史的写作姿态，专注于各式小人物的自觉“发声”，这反而使得小说成为一部关于民间的象征性寓言。
（三）还原“民间”的书写价值
“一句顶一万句”最初来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宏大政治话语，刘震云以此作为小说题目，却远离宏大政治话语而书写民间的众生相，与历史之间构成了张力。小说整体的框架仿照《圣经》中《出埃及记》一卷的结构，分为《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两部。作家的戏仿之处在于没有按照《圣经》的历史时间叙事——他没有将延宕三代人的故事置于历史框架中，而是将笔触投向民间日常生活，消解了小说中的时间痕迹。小说缺少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每个人的声音都是多种声部中的一支，各种“说话”声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民间生活图卷。
语言上，小说通过重复的语言和故事情节来接近真实的“民间”状态。这里刘震云延续“新写实”时期“啰唆”的叙述方式和大量细节描写，还原日常生活无厘头和冗杂琐碎的状态。故事情节上，作家采用重复叙述的方式书写了两代人的相似命运。重复的叙述方式在当代作家对于普通人命运的寓言书写中并非罕见，例如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就重复书写了主人公十二次卖血的经历，勾勒出历史大变革下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而《一句顶一万句》相较于前者，体现出作家更强的把控能力和更大的创作格局。刘震云不满足停留在物质层面对民间状况进行剖析，而选择从人的精神层面出发揭示民间历史循环往复的本质。
作家认为存在于底层百姓的孤独比之于《百年孤独》中本体意义上的孤独，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和更为迷人的魅力：“我觉得更大的孤独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劳动大众中间，他们从事的体力劳动越是繁重，精神上的孤独感越是剧烈。”不断的“出走—寻找”构成了命运的小圆，从而又形成历史循环的大圆，孤独成为民间百姓在精神上难以摆脱的困境。而“重复”正是作者对于“底层百姓如何面对苦难和孤独”这一问题的本质化书写：一方面，“重复”是民间理解生活的方式；
另一方面，底层百姓的苦难可以在重复“出走”中不断被消磨，最终达到一种平衡。
（一）“说话”在两种社会语境中的差异
宗教社会和非宗教社会是两种不同的“说话”形式。在“人人社会”中，“说话”的分量轻如鸿毛，信任危机在所难免，出于这种困境，人最后不得不踏上寻找的征程。相比之下，宗教语境中的“说话”更为可靠，因为它的话语建立在人神之间。例如，在《圣经》中有着很多关于“说话”的记载：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圣经·旧约》创世记1：3）
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圣经·新约》马太福音8：1-3）
神的话语具有绝对的权力，神所说的话不但创造了世界，也能够拯救世界，因此人在面对上帝“说话”时必须常持敬畏之心，看重自己所做的承诺。也正如刘震云所说：“人神社会和人人社会的最大区别，不在于生活中多出一个神，而在于多出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而且可以随时随地说，因为神无处不在。”宗教社会中，上帝是永远不会“泄密”的垂听者，因此人在面对苦闷和孤独时，第一选择是来到公义上帝面前，毫无保留地诉说内心的孤独和苦闷。而在《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背景中，小说中的人物也必会因为“无处言说”而背井离乡，产生精神上的焦虑与迷茫。
（二）小说提供的缓解孤独的“说话”方式
作家在小说中也尝试过用宗教社会的“说话”方式解救民间百姓的孤独，例如牧师老詹对于杨百顺的传教，但是这一力量并没有在民间扎根发芽。相反，故事中的教堂不断被县长征用，老詹这位西方传教士一来到河南延津的土地，就迅速被当地环境同化，从而失去了“异己”的身份和价值。
《一句顶一万句》中贯穿始终的一种“说话”方式是喊丧。这是一种沟通阴间与人间、在场与不在场的“说话”形式。“喊丧”者通过与亡灵“说话”而将死者召唤到活人面前，由此沟通两个不同的世界、获得世人的敬畏，从而缓解自我内心的孤独。“喊丧者”形象也是对作家处境的一种象征化表达——作家是介于虚幻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孤独者，需要创造出一个虚构的世界，并将其召唤到现实读者的面前。作家与笔下的人物对话，这或许在外界看来是作家与另一个“自我”的对话，但此时作家将“自我”上升到一个与神一样的高度，通过自我对话来缓解孤独。
小说最终没有为读者提供追寻“一句顶一万句”的答案，因为在人的世界，各样的“说话”永远不可能让个体与外界真正地沟通理解，这是“孤独”这一主题一直存在的原因。“我们无论以何种方式来说一种语言，语言本身在那里恰恰从未达乎词语”，人在日常生活中谈论的都只是停留在“说话”这一行为之中，语言本身并没有把自己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反倒抑制着自身。唯有对“一句顶一万句”言语的寻找，是人类在“巴别塔事件”之后不得不踏上的征程。
（三）由生物规律的“说话”通向语言
小说中作者通过各种出自民间的“说话”来展现人的孤独，蕴含了人类作为动物必须自我表达的自然规律。正如赫尔德所说：“它不可能把它的任何生动的感受禁闭在自身之中；
即使不具任何意志和目的，它从一开始就必须把每一种感受用声音表达出来。”人从动物的阶段，就是必须要言说的动物，这是因为人需要通过“说话”来表达内心的各种情绪和感受。这种生理上的需求，促使人不得不去“说话”。《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虽然渴求通过“说话”来得到他人的体贴和关注，却无不陷入无处诉说的孤独境地之中。他们始终难以摆脱蝼蚁式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的漂泊无依，“无话可说”成为生命的常态，因此唯有通过“出走”去寻找“说话”的源头。
《一句顶一万句》中众生的“说话”本能和对于“一句顶一万句”的求而不得，最终可以引向一个猜度：词语崩解处，一个“存在”出现。“崩解”意味着宜露出来的词语返回语言之中，而语言作为寂静之音为世界诸地带开辟了道路。因此，人作为不得不“说话”的动物，其返回思想之道路的真正步伐却在于词语之崩解处，这也是小说引发的从“说话”通向语言途中永恒困境的思考。
如果小说中各式各样的“说话”都是一种表达，那么语言不是表达，语言是“说话”的源头：“我们从语言而来说话，我们所说的语言始终已经在我们之先。”人的要素在其本质上是语言性的，无论是小说还是现实生活中，人所有的“说话”都是从语言生发而来，而《一句顶一万句》中描述的由“说话”构成的民间生活，正像“语言是存在之家”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将存在者的存在寓居于词语之中，并且由语言允诺人说出的词语缔造出小说中的生活。
因此，只要人生活在语言缔造出的生活之中，就不得不身处从“说话”到词语崩解的路途之中，就不得不面对对于“说话”源头的追寻，这也是刘震云小说呈现出的哲学语言之思。
①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②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是对故乡的眷恋》，“新浪读书频道”2009年3月19日，见网址：http：//book.sina.com.cn.
③河西：《刘震云：更大的孤独存在于劳动大众中》，《南风窗》2012年第5期。
④刘震云：《这是我写得最好的一部书》，“新浪读书频道”2009年6月19日，见网址：http：//book.sina.com.cn.
⑤⑦〔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8页，第171页。
⑥〔德〕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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