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航，孙 早，韩化丹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除了促进基础研究投入增长，在同等的基础研究投入规模下，保持较高宏观税负能否增进其经济绩效？这一问题显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21世纪以来，不少国家提出宏大的基础科学发展计划，投入建造了一批大科学装置，新设一批科学基金，但是宏观经济增长的表现却有很大差异。不少研究发现在越靠近前沿面的技术领域，基础研究对产出或生产率增长的积极作用越突出。基础研究要想取得重大进展，应当遏制围绕已有突破的领域过度重复研究，多向前沿领域、空白领域“雪中送炭”。相对来说，政府投资更敢“啃硬骨头”，对外部性强、风险高、周期长的研究领域有更强偏好。Akcigit等研究证明政府补贴在基础研究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正向调节效应。那么，作为政府支出的即期来源和长期支出能力的背书，宏观税负能否对基础研究投入的经济绩效起显著积极作用，须从理论和经验证据上进行回答。
新结构经济学可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抓手。基础研究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新结构经济学所说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或战略型产业，要想获得期望的利润水平就不得不借助外部补助，“有为政府”对其投入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按照现有理论观点，企业自生能力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其取决于企业所使用技术和所处行业是否跟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一旦禀赋结构动态升级，企业则应进入更高阶行业。然而，此过程难以自发完成，须由政府补偿先行者的外部性，因势利导地推动企业在新领域获得自生能力。此外，对于短期内难以体现出比较优势但又不得不投入的战略型产业，则需要政府直接补贴，并以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引导私人投资进入。基础研究具有前瞻性，对应着未来产业技术的原理性知识，涉入的多是“无人区”，超前于当前要素禀赋，在技术变迁过程中起探路作用。由于其外部性、高风险、转化周期长等特征，理性的企业家通常不愿过多涉足基础研究，或者将资源配置到外部性弱、风险低、周期短的基础研究细分领域。因此，针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结构应以中央政府直接补贴为主，撬动社会投资及地方配套投入。
新结构经济学还认为，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可被未来产业发展及税基扩张所补偿。这意味着，如果宏观税负过低，则基础研究投入可能发生逆向选择，政府有可能在跨期收支压力下采取短期行为，希望基础研究投入造成的财政赤字尽快得到补偿。在此情形下，政府在选择进入或支持领域时“避重就轻”，侧重前瞻性、突变性较弱的基础研究领域，即那些与当前比较优势相对吻合、在短期就能带来显性化产业升级和财政增收的领域，使其成果尽快应用于领先型产业或即将成为领先型产业的追赶型产业。要避免政府逆向选择导致的政府失灵，必然要求保持稳定的宏观税负和充足的即期财政收入，否则时间的不一致性将引起政府厌恶外部性强、风险高、周期长的基础研究领域，公共资本带动社会资本“啃硬骨头”的应有功能失效，中低水平重复研究加剧，难以取得对应的经济绩效。
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提出宏观税负对基础研究经济绩效的作用机制，运用跨国数据检验宏观税负对基础研究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关系的调节效应，可能有如下边际贡献。第一，在本文中起调节效应的不是已发生的实际补贴额，而是宏观税负。保持较高税负水平不但能保证外部性强、风险高、周期长的领域得到充足公共投资，还将通过稳定预期引导更多非公共投资进入，从而可规避不同国家财政政策及对债务抗压力差异而导致的实证结果偏误，还把基础研究资金来源问题拓展到了创新投入引导机制的综合维度。第二，论证提高宏观税负有助于增进基础研究经济绩效的同时，不否定减税的积极意义。减税意味着微观主体负担降低，赋予市场更大资源配置权，通常被认为有助于纠正价格扭曲、拉动投资需求和发挥企业家精神。
(一)基础研究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论机制与假说
基础科学研究是创新活动的起点，能够为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提供知识积累、学科启示与人才储备，推动全社会技术进步。基础研究投入进入创新链后，将快速推动宏观经济产出和生产率增长。而且，这一效应可能强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1.基础研究具有知识共性，对多部门协同技术进步的推动效应优于应用研究
基础研究的成果通常是理论性共识或知识型人才，领域指向性较弱，对应的产业范畴相对宽泛。比如，数学上的新定理不可能定向服务于某一产业，而对多个部门的拓展研究都能提供数理支撑，具有科学普适意义。除了部分实用性特别强的基础发明，基础研究成果多以科技论文、研究报告和默会知识为载体。尽管这类成果也有相应版权保护，但知识和思想本身不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可广泛被应用研究或新的基础研究采纳引用，对不同部门和主体的创新活动都有可能形成启发。一方面，这有助于产业部门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即同一基础研究成果同时应用于多个领域，催生出关键共性技术，带动行业间技术溢出和协同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产业部门吸收运用基础研究成果过程中，还可能实现知识迁移，同一成果的多种用途一旦被同一主体所掌握，该主体将会实施多元化战略或交叉商业运作，带动产业组织和商业模式创新。
2.基础研究具有根本性和突变性，对生产前沿的拓展效应强于应用研究
基础研究致力于探索新的科学领域、揭示自然现象间的关联、发现物质使用属性对人类的价值，相比应用研究，其对应着更广泛的技术机会，有助于产业部门开发新产品，符合“熊彼特Ⅰ型”创新的特征。假使没有基础研究提供新的学科增长点，应用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容易聚焦于改进生产流程、优化工艺水准和降低生产成本，这样的技术进步由若干个连续而渐进的小创新构成，对产业生产率的增进效应相对有限。另外，缺乏学科引领的渐进式创新容易引起企业陷入规模竞争。在一定市场结构下，若企业缺乏根本性技术革新，则可能故意制造效率损失，如超额投资形成过剩产能，构成进入壁垒来应对规模竞争，进而对要素配置产生负面作用。
3.基础研究具有弱时效性，在积累、集成、转化过程中的折旧率小于应用研究
科学研究成果不可能立即转化为新产品，需要一定积累、集成和转化周期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相较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成果相对不容易过时，即使当期或随后几期未得到转化，经过积累和集成优化，仍能够为创新链下游提供启发。尽管应用研究的指向性更明确，研究领域更具体，转化周期相对更短，但是其成果也具有更强的时效性，随着时间推移容易被遗忘，或者失去部分应用价值，抑或不适用于新的商业环境、规则制度或伦理评价。应用研究成果一旦短期内没有转化，则会产生一定比率的折旧，且折旧率高于基础研究。另外，在一国或部门消化吸收国外前沿技术过程中，提高基础研究强度有助于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即基础研究成果在转化前能够为吸收外源技术提供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在长期展现出更高的生产率增进效应。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一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越多，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这一积极贡献比应用研究的贡献更大。
(二)提高宏观税负激发基础研究经济绩效的理论机制与假说
理性的投资主体通常不愿过多投入基础研究，特别是外部性、高风险、转化周期长等研究领域。类似于新结构经济学下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或战略型产业，这类领域缺乏与给定要素禀赋下的比较优势的匹配性，超前于当前禀赋结构，属于缺乏自生能力的投资领域。只有保持较高的宏观税负，最大限度地纠正其中的市场失灵，引导基础研究投入流向这类领域或者给予直接补偿，才能获得预期的宏观经济绩效。同时，宏观税负还能够保障基础研究成果得到连续性转化。
1.较高的宏观税负保障共性化的基础研究领域得到充足投入
基础研究成果不像应用研究成果对应着明确的产业范畴和应用领域，在不同研究机构、市场主体或产业部门之间存在溢出效应，对私人投资者来说，难免被“搭便车”或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私人投资者要投资基础研究，倾向选择与自身产业领域紧密相关、知识产权易于识别的专用性领域，以避免剩余索取权被外部控制。然而，对一国经济而言，越是以共性知识为目标产出的基础研究，越是经济发展所需。一是共性化成果向下游转化，形成关键共性技术或重大原理性技术突破，可带动更大范围技术溢出和协同技术进步；
二是企业家或工程技术人员从中吸收共性知识并实现知识迁移，将理论共识的多元用途分解到不同应用主体，推动产业融合或业态创新。这类研究的先行者须花费大量资金，超前于当前要素禀赋从事创新活动。随着禀赋结构的动态演进，创新带来的垄断优势和超额收益很容易终结，甚至被后来者模仿超越，先行者难以在不接受外部补助的情况下获得预期利润水平。只有保持较高的宏观税负，以税收形式分摊基础研究的成本，才能使共性化突出且对经济潜在贡献大的领域不会因成果非排他性而出现投资缺口。另外，较高的宏观税负相当于政府在基础研究投资意愿和能力上的“背书”，促使私人投资者对共性化研究领域形成稳定预期，从事共性化相对弱的细分领域研究或跟进下游产业化环节，保证基础研究投入结构在公共性与专用性之间实现最优均衡。
2.较高的宏观税负保障高风险的基础研究领域得到充足投入
相比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具有根本性、突变性，同时风险更大，具有更明显的不确定性。“顺着产业阶梯顺级而上”使企业面临三种系统性风险——技术创新风险、产品创新风险和企业家风险。这三种风险同样存在于基础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一是研发失败导致的技术创新风险。区别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在创新链中起学科增长点作用，必须涉足高风险未知科学领域，旨在探索新的科学范式、揭示自然现象间关联、发现物质属性对人类的价值，从中发掘新的技术机会，不可避免地面临更高的研发失败风险。二是成果转化中资产不匹配构成的产品创新风险。基础研究成果要被下游应用部门识别、对接和再开发，进而形成技术专利，用于新产品研制。两部门在资源约束上具有较强关联，要相互适应地投入使用属性趋同的专用性资产，此过程易发生道德风险。三是经理人能力更新滞后于科学进展引发的企业家才能风险。基础研究的前瞻性要求全创新链上的关键人员都随同完成知识更新和能力拓展，但是能力变化的幅度或人员更新的速度不确定，创新主体、投资者、管理者、科技服务机构之间可能发生广泛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资源错配。按照新结构经济学，若无稳健的风险分散机制和最优金融制度安排，产业升级将面临低效率。在此情形下，私人部门若要投资基础研究，将偏好中低风险领域，把研发失败概率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这种个体理性触发合成谬误，加剧中低水平重复研究，削弱了对宏观经济的贡献。若有较高的宏观税负，政府凭借财政能力更愿意面对“奈特不确定性”，在高风险基础研究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弥补这类领域可能发生的投资缺口。同时，公共投资具有“挤入效应”。涉入高风险基础研究领域的公共资金不但可以打开投资窗口，撬动社会资金跟投，还能在创新方向上“探路”“扫雷”，发现有市场价值的技术机会，带动根本性创新成果群涌现。
3.较高的宏观税负有助于前期积累的基础研究成果得到连续性转化
无论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其成果都是对事物规律的抽象化总结，属于储备性知识，都需要成果转化的过程。基础研究更靠近前端，位于创新链上游，加之其指向性、专用性弱的特征，决定了其成果转化周期更长，具体包括资产属性改造、人力资本培育、商业试错和市场开拓所需的时间。一是基础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有用性”)得到证明后，要进入应用研究部门变为“可用”，形成发明专利或标准。对应用研究部门来说，须对接改造物质资产的使用属性，调整既有仪器设备的用途或购进新设备，两类部门之间需要一定的周期就知识成果使用契约的内容和执行方案达成共识。二是基础研究取得进展后，应用研究和产业部门未必有充足的专用人才去识别、整合、吸收、运用和二次开发基础研究提供的新知识新思维，此过程难免因人力资本培育储备而出现时滞。三是潜在价值高的技术机会未必能一次性匹配到最有能力的企业家，还需要大量商业试错、市场整合甚至频繁的产权交易。在找到标准化技术接口、转化为实用产业技术乃至新产品批量生产之前，基础研究仍需要持续跟进，依据下游反馈不断优化，否则容易搁浅或被遗忘。这一过程既需要公共资金的直接投入，更要保持一定的宏观税负释放利好信号，维护下游对市场前景的共识。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2：一国保持较高的宏观税负，能够确保基础研究的投入结构优化和成果连续转化，有助于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进效应。
(一)模型设定
为验证假说1，先构建一个总产出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共同决定的生产函数：
(1)
其中，为总产出，为线性趋势，为物质资本存量，和分别为简单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二者的乘积项表示有效劳动投入，为知识资本存量，、、分别表示以上三种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把知识资本存量分解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资本存量，分别用和表示。按照索洛残差法对TFP的定义，得到
(2)
经过线性转化，并以、和简化表示ln、ln和ln，可以得到如下计量模型：
=+·+·+∑+++
(3)
其中，为一组可能影响TFP的其他控制变量，人力资本也被包含在内，为常数项，、、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根据假说2，提高宏观税负有助于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对TFP的增进效应，即宏观税负在TFP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回归过程中起正向调节效应，据此构建如下模型：
=+++(·)++∑+++
(4)
其中，为调节变量，即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
·为宏观税负水平与基础研究投入的交互项。若加入交互项比未加入时方程拟合优度变大，且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调节变量能够拉高因变量对核心自变量回归的斜率，即宏观税负能够对基础研究投入影响TFP的过程起正向调节作用，从而可证明假说2。不过，在Hainmueller等看来，即使交互项系数显著，也不能直接确信结果是无偏的。调节效应检验有可能无法通过线性交互作用(LIE)假设，或者调节变量缺乏共同支持。为排除这种情况导致的偏性，本文在得到式(4)结果后，再进一步考察箱型(Binning)和核(Kernel)估计量。
(二)样本选择、变量处理与数据来源
表1 主要变量的指标解释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1.全要素生产率
按照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值，测算得到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率()、规模效率变化率()和要素配置效率()，四者相加即为TFP。随机前沿函数为
lnln+ln+ln-+
(5)
为确保稳健性，本文还选用应用研究的产出密度作为TFP的替代变量。按照余泳泽等的研究，创新链的起点是基础研究，包括知识创新、科研创新和产品创新三个步骤。按此逻辑，TFP反映的是最后一步完成后的经济绩效。若向前追溯一步，即科研创新环节，其绩效可由专利密度表示，该变量对的回归结果可反映基础研究投入的科研绩效。专利密度用每百万居民和非居民专利申请数之和的对数值表示，记为。
2.基础研究投入
本文把各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资支出(存量)作为核心自变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供了各国分类型R&D投资支出的流量数据(单位为亿美元，按照2000年购买力平价、2005年不变价美元衡量)，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类。参考刘航等的研究，基于基础研究的投资流量，按照永续盘存法推算出用于基础研究的资本存量。推算方法及起始年存量的测算同TFP中的算法，起始年定义为2003年，不同在于考虑到用于科学研究的实物资本具有更高的使用强度，此处把折旧率设定为0.15。进而，得到基础研究资本存量原值后，再将其取对数值，用表示。
3.宏观税负
4.控制变量
(1)应用研究投入()，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通常为互补，共同促进产出效率增长，本文采用Gersbach等的分类，将UNESCO提供的应用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数据合并为应用研究，根据其投资支出的流量推算资本存量，方法同。(2)人力资本水平()，TFP提升除了依赖物质资本投入及其组合形式重新配置，还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持续投入，该变量以每单位产出包含的R&D工时当量的对数值表示。(3)自然资源丰度()，“资源诅咒”假说认为自然资源充裕国家或地区热衷追求资产回报，而忽略了在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上的努力，该变量以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表示。(4)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对东道国带来技术溢出，同时缺乏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的国家又可能陷入“低端锁定”而难以获取动态结构效率，该变量以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占GDP比重表示。(5)政府廉洁度()，在一个不廉洁的制度环境里，企业及利益集团为争夺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展开竞争，导致公共资源的配置发生扭曲，该变量基于“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国别清廉指数，对其分级处理，当年得分最高的前1/3国家为3，中间1/3为2，最后1/3为1。(6)外贸依存度()，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可能为本国贸易主体及其关联行业带来学习效应，该变量以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之和同GDP之比衡量。(7)贸易竞争力()，一国货物和服务的产业竞争力往往对应着更高影响力，进而更有能力在全球配置资源，该变量以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总顺差额同进出口总额之比衡量。
用于测算TFP的产出、资本与劳动力投入来自世界银行，资本价格来自国际金融统计(IFS)数据库，劳动力价格来自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库；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资支出的流量、R&D工时当量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宏观税负及分税种的税负变量、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外国直接投资净额来自世界银行；
清廉指数来自“透明国际”的统计数据；
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
(一)基本检验
按照式(3)对基础研究投入对TFP的影响进行基本实证检验。由于数据结构为短面板，有必要先选择模型形式。固定效应下的检验、随机效应下的LM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计量过程更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采用年份和国家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见表2。以为被解释变量时，无论是否控制，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以为被解释变量时，的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不过，对难以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甚至对还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基础研究投入对于一国TFP增长更重要，其相对应用研究在知识共性、根本性和弱时效性上更明显，进而决定了基础研究投入作为创新链的起点，具有更强的不可替代性，对专利密度和生产率都有更显著的提升效应，从而初步证明了假说1。
表2 不考虑调节效应的基本检验结果
观察表2中其他控制变量的表现，人力资本水平对影响显著为负，控制了后其对的影响显著为正，这是因为同等的物质资本投入下，R&D人员投入越多，意味着人均研发资本越少，“摊薄”了可支配资源，有悖研发活动所必需的规模效应，不利于科学研究获得经济绩效，但仍能够使专利产出密度变得更大；
自然资源丰度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在接近10%水平上显著为负，“资源诅咒”在样本国家普遍存在；
对和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利用外资有助于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的同时，还因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而抑制了东道国沿着价值链动态攀升；
政府廉洁度对和的影响不显著，尽管廉洁的制度环境能够使普遍性寻租和“租耗”得到避免，但若要增进经济绩效须依赖创新资源投入，其对和应用研究产出密度的直接效应不明显；
外贸依存度不能对和产生显著影响，而贸易竞争力对的影响在较高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对样本国家而言，进出口并不能带来显著的技术溢出，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能够转化为全球范围的规则影响力和资源配置力，进而增进本国经济绩效。
按照式(4)依次加入宏观税负及其与的交互项，检验宏观税负对基础研究投入与经济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见表3。加入但未加入×时，的系数保持显著为正，宏观税负对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对国家税收及其对应的市场调控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响应，而应用研究产出并不依赖税收负担和财政能力。更重要的是，加入交互项×后，该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拟合优度比未加入交互项时有所增大。这意味着宏观税负水平提高，可使和分别对的回归系数都能获得显著提高，即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相反地，如果一国宏观税负快速降低，将不利于基础研究投入得到对应的经济绩效回报。由此初步证明了本文假说2。
表3 调节效应的基本检验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采取三种路径进行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未报告结果，留存备索)。第一，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资支出的当年流量替代存量，取对数值后作为解释变量进行检验。未加入交互项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加入交互项后，×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与表3第(2)(4)列的结果一致。第二，仍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资本存量的对数值为解释变量，把替换为总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的表现与表3第(1)(3)列差异不大，但×仅在以为被解释变量时显著为正，其对的影响变为不显著。这说明税收相对国内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增加值越高，则越有助于基础研究投入获得更高经济绩效(包括生产率和专利密度两方面)，而税收相对本国要素所有者在全球得到的净收益越高，仅能推动基础研究投入获得宏观生产率效应，不能吸引投资者向基于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持续投资，难以正向调节基础研究投入对专利产出的效应。第三，保持和不变，剔除美国样本，用各国宏观税负与美国的差距来衡量。×的系数在以为被解释变量时显著为正，以为被解释变量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若一国宏观税负提高的动力来自本国宏观目标或财政收支压力，则可同时增进基础研究投入的生产率效应和专利密度效应，而若更多是为了对标美国税率、开展产业资本竞争，则只能增进生产率效应，基于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并未得到正向激励。除了以上发现，第二和第三个稳健性检验结果还说明，表3第(4)列中得到的×在以为被解释变量时系数显著为正的结果可能是有偏或非一致的，需重新考察。
(三)内生性检验
现实中有可能宏观经济绩效越好或应用研究越先进的国家，越倾向扩大对基础研究支出。一旦此内生性问题存在，则上文一系列检验结果将发生偏误，需进行内生性检验。以的一阶滞后项和样本国家首都的年平均气温作为工具变量(IV)，进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选择气温变量作为IV的依据是该变量具有无可争议的外生性，同时能够负向影响基础研究投入(纬度低、气温高的地区初始条件下的农业单产较高，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相对不如气温低的地区，近代以来基础科学积累相对薄弱)。2SLS估计结果见表4。各列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均拒绝“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不相关”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统计量拒绝了“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有强相关性”原假设，K-P rk Wald统计量全部明显超过了S-Y weak ID检验10%临界值，Hansen统计量也表明工具变量均为外生的，即不存在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问题。与基本检验结果相比，弱化了内生性后，的表现变化不大，且以为被解释变量时受的正向调节效应变得更强烈。不过，以为被解释变量时，×的系数转为在10%水平上不显著。也就是说，基础研究投入及其与宏观税负的交互项即使受的反向因果关系，也不会改变假说1和假说2描述的事实上的影响关系；
然而，以为被解释变量时，基础研究投入变量面临较严重内生性问题，其对应用研究产出密度的增进作用尽管存在，但几乎不受宏观税负的正向调节。这说明一国应用研究有着较高产出效率时，该国政府自然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公共投入并为此加税(表现为×提升)，此种反向因果关系可能造成基本检验高估了宏观税负的正向调节效应。
表4 基于2SLS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四)调节效应的LIE假设和共同支持检验
按照Hainmueller等的研究，只有符合LIE假设，且调节变量满足共同支持条件，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才能确信。先对调节效应进行箱型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以为被解释变量时，线性回归线斜率为正，低、中、高三个边际效应系数估计值与该线较接近，Wald检验也接受了“交互作用为线性”原假设，三个估计值分布较均匀，若不考虑较大的异常值，它们几乎平均分布在所有数据区间。以为被解释变量时，Wald检验拒绝了原假设，虽然线性回归线斜率为正，但三个箱型系数脱离该线，呈递减趋势。可见，宏观税负对基础研究投入与的正向调节效应真实存在，而对基础研究投入与应用研究产出密度的正向调节不符合LIE假设。
图1 对调节效应的箱型估计结果
箱型估计量只有三个点，Kernel估计量能够更好地呈现数据区间内的完整曲线及其置信区间。对调节效应进行核估计，结果如图2所示。以为被解释变量时，对TFP的边际效应估计量为一条严格随增大而增大的直线，LIE假设通过。以为被解释变量时，边际效应曲线呈倒U型，在较高的位置发生明显弯曲。而且，后者比前者有着更宽泛的置信区间，说明以为被解释变量时，调节变量更容易出现缺乏共同支持的情况。
图2 对调节效应的核估计结果
(一)是否存在门限效应
图3 面板门限效应的LR检验结果
分别以和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固定效应组内估计，结果见表5。以为被解释变量时，门限值上下两个区间内的系数都显著为正，高于门限值时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均有大幅度提升。由此进一步支持了假说2，即基础研究投入对TFP的正向效应随着宏观税负达到一定值而增强，符合线性关系。以为被解释变量时，相比第一个门限区间，第二个区间内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大幅提升，但进入第三个区间后，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又有明显回落。这说明税收负担过重影响了市场的自我调节，此消极作用渗透到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环节，对税负的直接补贴和市场引导效应形成对冲。一方面，宏观税负过高将挤占私人部门可控资源或导致资本外流，增加了研发的机会成本。受现金流制约，私人部门将削减基于共性化、高风险、长周期基础研究成果的应用研究支出。另一方面，税负过高可能刺激地下经济，混乱的地下交易扰乱正常经济秩序，导致寻租成本低于创新成本，寻租将挤占企业家从事创新的精力，弱化企业家对基于基础研究创新活动的投资兴趣。
表5 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二)不同税种类型的异质性
以上检验均以宏观税负为调节变量或门限变量，而不同税种类型构成的税负未必遵循上述调节效应或门限效应，需以直接税税负与间接税税负为替代变量进行再检验(限于篇幅，未报告结果，留存备索)。未加入交互项时，直接税税负对的效应在较高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而间接税税负的效应不显著；
加入交互项×后，以直接税税负衡量下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以间接税税负衡量下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直接税税负同宏观税负对基础研究投入与关系的调节效应方向一致，且系数值及显著性水平有略微提升；
间接税税负与其方向相反，间接税税负越高，越不利于基础研究投入发挥对TFP的提升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间接税容易增加资本成本，进而对各类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使基础研究倾向集中于风险低、周期短但经济绩效有限的领域，并造成未形成规模经济的初创企业或中小企业负担过重，对基础研究驱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产生对冲作用。
(三)营商环境的二次调节效应
即便基础研究投入结构能够得到优化，要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须依赖产品化、商业化的政策环境，而高税负未必对应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有可能高税负增进基础研究投入的经济绩效还要与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相配套，即营商环境可能起正向的二次调节效应。为验证此二次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了营商环境变量，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开办企业便利度标准化指数表示，将其与和二维交互项及三者的三维交互项××同时加入式(3)进行再检验(限于篇幅，未报告结果，留存备索)。以宏观税负和直接税税负衡量时，××的系数显著为正，即越高，则×的系数值越大，二次调节效应显著为正；
以间接税税负衡量时，××的系数不再显著，不存在二次调节效应。以上说明，当较高的宏观税负或直接税税负对应着良好的营商环境时，基础研究投入能够最大化地推动TFP提升，无法与良好的营商环境相匹配时，该积极效应将受到抑制，而间接税税负对基础研究投入的经济绩效起负向调节作用，增进营商环境也无法改善此消极作用。
本文运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宏观税负在基础研究投入与经济绩效关系中的调节及门限效应。结果显示：第一，宏观税负越高，基础研究投入对TFP和应用研究成果密度的积极效应就越强烈，即提高宏观税负有助于同等规模的基础研究投入获得更高的经济绩效；
第二，当宏观税负超过23.58%的门限值时，基础研究投入对TFP的积极效应明显强化，当其超过23.74%时，基础研究投入对应用研究产出密度的积极效应明显弱化；
第三，不同税种类型构成的税负的调节效应有所差异，直接税税负的调节效应与宏观税负方向一致，而间接税税负与之相反；
第四，宏观税负的正向调节效应受营商环境的二次正向调节。
“十三五”时期，中国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宏观税负持续降低，助企纾困政策起到了良好效果。2021年以来财政部等部门多次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将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现阶段，基本导向已明确转为稳定宏观税负。一方面，这是因为近些年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地方财力下沉、财政资金直达等取得了明显进展，具备了精准减税和精准投入的能力，无须再依靠全面降税来保市场主体；
另一方面，稳定宏观税负是与中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相适应的，保证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得到充足的财政背书，推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随着中国产业和技术向世界前沿快速收敛，越来越多的领域触碰到“天花板”，引进模仿带来的后发优势和追赶红利逐渐丧失，以基础研究为驱动的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频频凸显，对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构成了较大威胁。在此背景下，中国亟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的规模、强度和成效，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打通基于基础研究的科技成果转化堵点，使其成为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核心驱动力。进一步地，要探索与基础科学创新驱动发展相配套的新型举国体制，则必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资金筹措机制。中国应当合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自身发展战略需要，深化税制结构调整和预算管理改革，构建宏观税负动态调节机制。
第一，强化重大科技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探索适用于基础研究的创新投融资机制。抓住基础研究投入不同于产业投资和应用研究投入的特性，即超前性、共性化、高风险及缺乏自生能力的特征，通过公共政策引导更多资源流向具有长期回报潜力的基础科学领域。在整体稳定的宏观税负和财政支付能力保障下，健全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投入的基础前沿研究支持机制。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和金融支持体系，制定落实基础研究十年规划，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平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
第二，探索税基—税负、中期规划—年度调控、结构减税—精准纾困联动式财税管理体制，促使宏观税负长期适度提高。适应百年变局和疫情冲击下的复杂形势，兼顾政府效能与市场主体活力，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和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同时，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通过财力下沉，确保助企纾困资金及优惠措施精准到位，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适度提高直接税比重，从而促使税基规模与税负强度动态适应，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的高强度竞争储备公共财力。
第三，以制度型开放倒逼营商环境改善，反哺知识创新。以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为牵引，以数字平台建设为抓手，落实制度型开放的各项举措，倒逼商事制度改革创新，营造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的优质环境，构筑知识资本价值的内外循环体系，从全创新链为基础研究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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