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莹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一方面，文化自信建设、城市软实力提升、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鼓励红色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另一方面，大众“求新求变”的审美品位迫切呼唤红色文化的创新性表达。特别是在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早已不满足于传统静态、游览式的红色文化教育，而是更倾向于在与文化深度互动的过程中塑造情感认同与思想共鸣。
（2）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当充填体强度4MPa，充填步距6m，充实率90%以上对工作面顶板控制作用效果明显，并指导工程实践，监测待充区下沉量最大值0.256m，工作面呈稳定态势。
“沉浸式体验”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通常指个体全身心专注于某种场景而达到忘我的状态。沉浸式体验在激发主动性、提升创新意识、增强团队协作能力、促进学习、心理和情感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从而为克服传统红色文化教育在场传播互动性不足、感染力不强、媒介化传播与受众连接失效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目前，上海市已发展出红色剧本杀、红色密室、红色情景剧/歌舞剧/戏剧、红色巴士、红色数字体验馆等多样化的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形式。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和个案访谈，分别对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的需求端、供给端进行了调研，以期为促进上海市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改革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探索的过程，通过试小错从而排除大错发生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一线干部在大胆创新、先行先试地改革浪抽中，如果没有“容错”的思维方式和支持做法，那势必会造成改革步伐的停滞不前和工作进度的畏手畏脚。
在针对本市18-45岁青年群体开展的问卷调查中，主要设计了人口学信息2题（年龄、性别）、关于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的既往经验6题（活动形式、参与次数、动机、时长、信息获取渠道、收费情况）、对待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的态度类选择题2题（活动形式与收费情况偏好）和矩阵量表题15题（产品价值认同、现状及制约因素）。共计收到有效问卷158份，其中男性48人，女性110人。年龄在18-24岁的受访者占39.87%，25-31岁的受访者占49.37%，32-38岁的受访者占8.86%，39-45岁的受访者占1.90%。
（一）近八成受访者体验过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
在受访者中，参与过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活动的人数为122人，占77.22%；
从未参与过相关活动的占22.78%。各类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活动按照参与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互动式情景剧、歌舞剧、戏剧等艺术欣赏类活动（48.73%）；
红色数字文化体验馆（31.01%）；
红色巴士等参观导览类活动（20.89%）；
红色剧本杀（10.13%）；
红色密室（6.96%）；
其他（5.7%）。
一是个别帮扶单位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制定相应的帮扶方案和计划，措施不明确，工作无抓手，将定点帮扶工作一般化。应该建立对定点帮扶单位的考核机制,要进一步强化督查。要加大考核评估和明察暗访力度，用考核的指挥棒倒逼各地抓落实、见实效，坚决防止作秀、搞花架子，坚决防止弄虚作假搞数字扶贫，坚决防止形式主义搞形象工程，让脱贫工作真正成为民心工程；
二是定点帮扶人员离开农村时期较长，对现在的农村的状况不十分了解，农村工作经验也比较缺乏。有些年轻的定点帮扶人员刚刚走出校园，对于边远地区农村的贫困状况更是不清楚。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精准扶贫的有效实施。
（二）集体活动是参与的主要原因
98.36%的受访者对参加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活动持积极或中立态度，仅有1.64%的受众持否定态度，而既往体验过相关活动的人数占比为77.22%，可见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整体上仍处于需求未饱和状态。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最喜爱的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类型是剧本杀、密室等益智解谜类活动，但实际体验过此类活动的受访者仅有17.09%，说明该类产品存在较大的需求缺口。
（三）社交媒体是获悉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的主要渠道
受访者参与过的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活动79.51%为免费项目，收费低于100元/人的活动占26.23%，收费101-500元/人的活动占4.10%，收费超过500元/人的活动只有1.64%。与此同时，77.0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接受活动收费，仅有22.95%的受访者表示不接受收费行为。由此可见，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的经济效益存在很大探索空间。收费区间接受度最高的是小于100元/人，占67.21%。
（四）现有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多为公益性
从受访者获知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活动有关信息的渠道来看，微信、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最为普遍，占比高达70.49%，其次是新闻广告（46.72%）和亲友推荐（30.33%）。
（五）益智解谜类、艺术欣赏类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更受欢迎
层次分析法，简称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运筹学家萨蒂所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其思想为将决策的目标、考虑的因素(决策准则)和决策对象按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分为最高层、中间层和最低层，绘出层次结构图，再通过一致矩阵法构造判断矩阵，进而对判断矩阵进行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全部通过后进行层次总排序得到最终结果。求解的具体步骤如图2所示。
（六）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的价值得到广泛认同
采用李克特量表调查受访者对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的态度，受访者需对各项观点依次打分，分值范围为1-5，分值越高表明越认同该项观点。数据显示，就受访者对现有产品的认同感来看，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后续愿意继续参加此类活动（均分4.50），并愿意向亲友推荐此类活动（均分4.39）。发展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对传承红色精神（均分4.67）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均分4.46）的重要意义也得到了高度认同。
（一）存在需求缺口
从受访者参与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活动的动机来看，91.80%的人出于参加党团日集体活动，出于个人兴趣参加的有12.30%，因朋友聚会而参加的占10.66%，其他原因包括偶遇、工作需要等，占1.64%。
（二）差异化体系尚未形成
从活动类型来看，现有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主要集中在互动式情景剧、歌舞剧、戏剧等艺术欣赏类活动，益智解谜类、参观导览类或其他创新形式的活动相对较少。从活动体量来看，中、小体量（活动时长＜5小时）的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数量较多、发展较快，大体量、综合型（活动时长＞5小时）的教育产品数量较少、发展较慢。从活动性质来看，绝大多数为公益性活动，商业性活动特别是高端类产品较为稀缺。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离形成分众化、差异化的产品体系还存在一定距离。
（三）公众可达性有待提升
在受访者中，91.80%是通过集体组织的途径参与相关活动的。由此可见，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的个人用户触达率还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宣传力度还不够。（1）部分场馆受限于承载能力（场馆体量较小、实施人员不足、疫情防控要求等），宣传积极性、主动性不高。部分场馆仅支持团队预约，且多采用电话预约或定向推送的形式，如定向推送给党建服务中心等。（2）各区红色文化资源分布不平衡，区与区之间缺乏整合联动，尚无全市层面的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统一发布平台。
（四）内容形式有待深度融合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是连接历史与现实联系的通道，如何将历史场景变成现实课题，在“故地重游”“情景再现”中打通历史与现实、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的脉络联结是当前红色教育基地普遍面临的重大难题。在实地考察过程中，发现相关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内容深度挖掘不足。部分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活动虽然在场馆中开展，但对空间场景的利用仍停留在浅表化层面，活动内容与场馆展陈关联不足；
部分产品简单罗列历史事件或强调知识识记，无法触及思想本质，没有真正实现红色价值传播；
还有部分产品只关注在场学习阶段，尚未形成参观前、中、后一体化设计。（2）形式对内容的服务性不足。部分产品泛娱乐化，过度追求技术的表达而忽视了红色文化本身的表达；
部分产品传播方式、媒介载体单一，未能发挥出全媒体时代多种媒介技术的联动价值，无法调动观众的多感官体验，代入感不足，难以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效果。
省级公司能够根据行业形势的要求和全省工作重点，统筹安排审计计划，调配全省系统审计资源，审计重点得到保证，扩大了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
（五）缺乏顶层设计，内驱力不足
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更需要构建一个系统的传播体系，打好“宣传组合拳”，逐步在大众中培育形成文化消费新风尚。一是打造全市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统一发布平台。如在今年初刚上线的上海红色文化资源信息应用平台——“红途”微信小程序上，专门开辟“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版块对相关产品进行重点宣推，并结合典型选树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二是搭建新媒体矩阵，开展全网营销。一方面在网站、微信、App等全媒体平台加强横向布局；
另一方面在部分媒体平台上加强纵深局部，如微信平台布局订阅号、小程序、社群等，从而实现宣传内容多元化、宣传次数多频化，吸引不同受众群体。三是发挥好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的积极引导作用。社交媒体是当代年轻人最活跃的社交阵地，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对青年群体乃至社会舆论、社会观念的走向都起着重要影响。因此，可以培育具有正能量的意见领袖，引导青年群体积极、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从而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传承。
（一）加强统筹规划，鼓励多元创新主体主动参与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将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发展纳入政府预算、划拨专项经费，促成部门合力、做成教育体系。宣传部门着力打造沉浸式、数字化、交互式的形式创新环节，党史研究部门扩充其故事性、理论性、感情化的内容讲述环节，组织部门和群团组织做好其在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群众中的宣教工作。二是加快建立众智研发平台，建构传播主体合力。特别鼓励在形式创新上有专长的第三方专业力量积极参与其中，根据不同载体（影视剧、戏剧表演、剧本杀、密室类等）细分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市场，构建分众化、差异化产品体系，提升围绕主题和IP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开发的能力，为形成产品协同效应奠定坚实基础。三是突破体制机制限制，统筹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加快推动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与市场接轨，重点探索商业反哺公益等自循环路径，推动相关产品的研发运营整体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四是大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打通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接口，为产业接续发展储备生力军。
其中，参与过1-5次的人有90.98%，参与过6-10次的有5.74%，参与过10次以上的有3.28%。
（二）深度挖掘内容，在教育性与娱乐性之间寻求平衡点
沉浸式教育虽然能克服传统红色文化教育“传-受”式传播模式的诸多不足，通过主客体之间的“交互式”传播达成客体自主探索、自我教育的效果，但形式上的设置容易引发文化传播浮于表象、内容简单视觉化等衍生问题。客体的体验感固然重要，确保传播内容的科学性、教育性、思想性才是做好红色文化教育的重中之重。因此在内容形式设计时，首要的还是充分发掘党史资料和红色场所之间的关联，讲好革命文化故事，其次才是丰富教育形式，推动融媒体技术在红色教育中的应用，充分调动多感官体验，使受众沉浸于历史环境中接受红色精神洗礼。
从偏好程度来看，剧本杀、密室等益智解谜类活动和互动式情景剧、歌舞剧、戏剧等艺术欣赏类活动较受欢迎，AR、VR、交互游戏等数字媒体类、巴士课堂等参观导览类活动的受欢迎程度相对较低。
1.转基因产品的范畴。目前，在我国主要出现三种关于转基因产品的概念：一是农业转基因生物。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用于农业生产或者农产品加工的动植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它包括了可供食用的初级农产品，还包括供动物食用或饮用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如供动物食用的饲料，但并不涵盖经过了深加工的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
（三）打造新媒体矩阵，形成红色文化教育宣传联动声势
具体表现在：（1）红色教育基地所属条线多样化，包括组织部、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客观造成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在体系性上呈点状散发。（2）各区对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的研发多以软性鼓励为主，缺乏政策性文件引导或专项经费或项目支持，导致开发主体单一化，特别是蕴藏在社会第三方力量中的创新智慧力量尚未释放。（3）收费机制上尚未有所突破，体制内单位研发的产品多以公益性质为主，无法形成良好的反哺机制，难以维持可持续发展。（4）高水平的跨学科团队严重匮乏，人才队伍建设相对落后。从产品全生命周期来看，打造沉浸式红色文化教育产品需要红色文化研究、展示传播技术、教育、宣推运营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参与，但目前尚无集聚人才资源的平台。
①杨铭：《新时代红色文化创新性表达刍议》，《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年第8期。
②周婧、贾婧：《融媒环境下红色文化的品牌建构与价值传播》，《青年记者》2020年第6期。
③李港丽：《交互设计的沉浸式体验探析——以TEAMLAB BORDERLESS数字艺术博物馆为例》，《设计》2021年第19期。
文本解读的主体是学生，而学生是一个不成熟的读者，他们的经验、认识与文本意义还存有差距，因此他们的阅读感受也是处于一种“浅阅读”状态。这就要求教师能真正“蹲下来”，从成年世界、成年情感、成年逻辑转变到儿童意识、儿童情感、儿童思维，以学生为起点，做学生的知音，拥有一颗童心，以儿童的审美与体验走进文本。毕竟文本解读，最终是为学生服务。
④张兰：《“沉浸式情景教学”融入干部培训的方法研究》，《中国成人教育》2020年第24期。
⑤王宇龙：《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传播策略分析》，《传媒》2019年第5期。
⑥付小颖、王志立：《视觉重构：数字化传媒时代红色文化传播的困境与突破》，《新闻爱好者》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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