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强福 盛睆睆
（西安理工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西安 710054）
随着西安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建设，特别是2019 年成功当选世界城市组织联合主城市后，西安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步伐不断加快。“城市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有利于国际大都市的建设。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国家级大型现代化博物馆，可谓是陕西文化的重要传播窗口，其重要性毋庸置疑。2018 年起，陕西历史博物馆与故宫日历团队合作，推出了陕博系列文物日历中英对照版，向世界展现华夏民族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令世人为之侧目的文明高度，让慕名而来的中外旅客了解体会 “八百里秦川物华天宝，五千年历史人杰地灵”。陕博系列文物日历每一页均印有一件陕博精美的历史文物，并配有中英双语介绍词，其中英语介绍词的翻译工作由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文化多语种译介研究中心完成，是一份极具权威性的文物对外宣传英译资料。
泱泱中华，万古江河，如日之升，如月之恒。每一个中国人与世界人民之间进行跨时空、跨文化交流的底气，来源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浑厚历史。为了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增强国民文化自信心，国家文物介绍词的对外翻译工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通读目标文本之后，笔者发现，源语介绍词中包含着大量的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
然而，在国家文物介绍词对外翻译过程中，其文化负载词所承载的隐喻意象因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等原因很难为目标受众成功接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所以，本文基于认知隐喻理论视角，结合陕西历史博物馆发布的文创产品《陕博日历·2021·大唐花舞》，分析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以期加深人们对认知隐喻的理解，同时为对外宣传文物资料的英译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 认知隐喻理论
20 世纪80 年代，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Johnson）合著发表一书《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该书的出版标志着隐喻研究领域一块崭新的里程碑，隐喻研究正式被纳入认知语言学，现代隐喻认知理论正式形成。书中提出，隐喻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俯拾皆是。如果要试图探索隐喻在人们思维中的作用，则需要以人类思维的载体，即语言和概念系统为出发点。不同于以往传统的隐喻研究，他们提出隐喻现象是来自于“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跨域映射”。由于语种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种族人们之间的认知结构不具有完全同一性，所以“映射”并不狭隘地指代来自不同语域的两个词语之间的对应，而是两个概念语域之间的动态互动。隐喻研究跳出纯语言范畴的桎梏上升至思维认知范畴，自此，隐喻不再仅仅是一种言语表达上的修辞手段，人们也逐渐认可了隐喻也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的重要认知手段。
（二） 文化负载词与隐喻的认知本质
关于文化负载词的定义和分类，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见解。廖七一指出，文化负载词是标志着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反映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个民族逐渐累积形成的与其他国家相较之下截然不同的独特方式。贝克（Baker）将文化负载词定义为涉及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等领域或抽象或具体概念的词语。它还有着一些相似的表达方式，如文化独特词、文化内涵词、文化专有项、词汇空缺、文化缺省等等。郭爱先认为当各民族之间存在鲜明的文化差异时，即一种语言表示特有事物或概念的词语或者语义，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等的成分，继而产生词汇空缺的现象。孔凡勇将文化负载词视为某种文化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背负着深深的文化烙印，即源语概念在目的语文化中不完全对等或者完全不存在。
纽马克曾提出，隐喻性语言占据英语语言的四分之三的观点。这与莱考夫和约翰逊所认为的，隐喻是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不谋而合。因此，不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被赋予浓厚隐喻意味的文化负载词。胡文仲通过指示和联想两个意义层面，将文化负载词划分成四类：一、相同指示意义，在一种语言中存在丰富的联想意义，不存在另一种语言中；
二、相同指示意义，不同语域中联想意义部分相同；
三、相同指示意义，不同语域中联想意义截然不同；
四、文化特有词汇，也可称作词汇缺项。产生意义差异，甚至于词汇缺项的原因，在于语言文化和社会文化的不同。结合隐喻的认知本质来看，正是来自不同语言和社会文化下的人们，在经历体验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引起两个不同范畴上的物体在概念映射时产生或多或少的偏差。某个汉语文化负载词的概念，可能在英语中并不存在，亦或是在双语域的意义范围内，频频发生概念不能实现完全重合的情况。如上文中曾提及，概念隐喻来源于源域及目标域之间的“跨域映射”，此时的“映射”并不仅仅是指源域及目标域中两个词语之间的对应，而是两个概念域的动态对应。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决定着来自不同种族的人民所具备的认知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这也正是部分隐喻不能够等喻翻译的原因。布罗克（Broeck）将隐喻视作一定条件下可以翻译的例子，认为文化是隐喻翻译潜在矛盾的起源。所以，从认知隐喻层面研究文化负载词的英译，需要把握隐喻“可译”和“不可译”之间的深层机制。恰到好处的理解并传达文化负载词背后的隐喻意义成为评判译文质量的重要准则。
通过对《陕博日历·2021·大唐花舞》目标文本进行详细的阅读和研究之后，笔者发现文本本身的文化负载词含有大量的隐喻概念，主要体现在成语、典故、文物名称、古诗词等方面。具体呈现为：动物隐喻，如鸳鸯（mandarin duck）、凤鸟（auspicious birds）、带翼飞狮（flying winged lion）；
植物隐喻，如莲蓬（lotus seedpods）、宝相花（auspicious floral pattern）、桃形忍冬纹（peach-shaped honeysuckle pattern）；
容器隐喻，如金花银盒（mini silver case）、香囊（perfume burner）、水晶盏（crystal cups）、素面银罐（well-polished silver jar）；
数字隐喻，如十二朵流云（12 tufts of clouds）、十三枚方銙（13 decorative jade plaques）、八曲水晶长杯（eight-lobed crystal cup）、五两一分半（five taels, one fen and half）；
方位隐喻，如西风东来（Eastern treasures with Western features）；
结构隐喻，如鸿雁（paired geese）、凤纹（phoenix pattern）、珍禽（auspicious birds）等等。
威尔逊（Wilson）指出，隐喻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并建立与隐喻翻译相关的基本模型图以强调认知的重要性。以图示的方式解析，译者的翻译过程是两种语言之间深度转换对等映射的活动，同时需要通过阅读、阐述、决策、研究、咨询、创造、分析、释义、再阐释等等一系列的认知过程。
笔者以认知隐喻理论为导向，尝试构建出的文化负载词，概念映射过程中的认知心理模型，详见图1。
图 1 概念映射认知心理模型图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某一概念的隐喻化以人们在不同的认知领域中获得的相关性体验为基础，以一致性或者非一致性转换为互动方式，是将源域的认知图示投射至目的域的映射过程，以期实现语义域之间的跨语言互动。来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们，在生活习俗、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地理位置、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使得不同语域的人们有时即使面对某一相同概念的“存在物”也会产生不同的概念联想，进而催生出不同语域下的意库。为实现理想的跨语域交际目的，译者首先要做到与源域中的原文作者达成视域融合，再将源语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的隐喻意象还原至中国传统文化意库进行解码，在充分解读原文文化内涵的之后，通过隐喻的概念映射，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搭建桥梁。依据传统文化意库和隐喻意库，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的隐喻，进行再隐喻化或者去隐喻化或者非隐喻化的编码，产出译文的最佳状态，是实现在目的域中，译者与目的语读者之间的视域融合，使译文在目的语中得到身份归属。以认知隐喻理论为导向构建认知心理模型，阐释了文化负载词的隐喻翻译过程需要经过解码-编码-实现身份归属三个步骤。它的构建有利于更好的识别、剖析、翻译目标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为下文从认知隐喻角度探讨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奠定认知心理基础。
与威尔逊和福瑞达（Wilson & Freeda）的观点相对比后发现，解码对应阅读、阐述、决策、研究、咨询；
编码对应创造、分析、释义、再阐释；
译文是否实现身份归属，是评判译者在解码和编码过程中，为实现信息对称，选择隐喻翻译策略的标准。成功的隐喻翻译是以寻求原文作者和目标语读者之间认知协调为最终目标。此时，不同语域的人们是否具有相似的经历体验和思维方式成为重要因素。
（例1）原文：银匜腹壁饰有鸿雁纹。鸿雁为候鸟，先秦时期，婚嫁前“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中多以雁作婚贽。
译文：The motif of paired geese has been the symbol of marriage promise and appeared on the dowry items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over 2,000 years ago.
中国古籍《礼记》曾对旧时的婚俗传统进行过记录，“三书六礼”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完善于秦朝，延续后世。“三书六礼”的结婚过程涵盖着古时人民从谈婚、订婚到结婚过程中需要签立的三份文书和需执行的六种礼法。“三书六礼”这一隐喻意象的出现来源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习俗，自身具有独特性。赵晶和何中清从概念域的认知映射角度出发，将隐喻意象翻译总结为三种映射关系，即映射匹配、映射缺失、映射转移。
因在西方文化中，不具有和“三书六礼”完全对等的文化内涵，属于概念映射的缺失，译者只能将“六礼”这一隐喻意象省略。为充分释放“六礼”隐喻意象中负载的文化内涵，寻求相似的文化共性，舍弃喻体保留喻义，将其放在了婚礼的背景下考虑。
“贽”一字出自《左传》，“贝”在中国文字中和财富有关，一人持财富赠予即为“贽”。“贽”本义是古代人民第一次求见他人时所赠送的见面礼，后来又逐渐引申出持物求见他人的意思。“婚贽”一词多指男女双方订立婚约时赠予的见面礼。“纳彩”是古时“六礼”中的第一项礼节，被视为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通常由男方携带鸿雁作为给女方家的见面礼。假如女方家同意了婚事，便会收下男方所赠的“鸿雁”。由此可见，“以雁为贽”是古时婚礼习俗的开端，亦是一场婚约结缔的敲门砖。古时纳彩的礼物只有鸿雁，后续朝代在鸿雁的基础上逐渐添加其他礼物，如首饰、丝绸、食物等等。《白虎通》卷四《嫁娶》中记载：“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贽。纳征曰玄纁，故不用雁贽。”由此可见，在“六礼”中的“纳征”礼是不使用鸿雁为“婚贽”的。然而“纳征”又俗称过大礼，男方需携带聘金、礼金和聘礼至女方家中，女方亦需回礼。
牛津词典对“dowry”一词给予两种解释：一为新娘家给新郎家的陪嫁，嫁妆；
二为新郎家给新娘家的彩礼，多为“money”或者“property”。在中国婚俗传统中，男女双方真正交换“money”或者“property”的环节“纳征”中，没有出现鸿雁的身影。在源语作者和目标语读者之间没有相似的认知和体验的情况下，译者合理地采用换喻翻译，将喻体进行转换。将源域中的“婚贽”替换成目标域中具备相似涵义的词语“dowry items”，以期最大程度重现原文所负载的文化内涵。
隐喻翻译提供译者多种选择方式，或传达意义，或重塑形象，或对形象及意义进行修改，或将形象和意义完美结合等等。译者应充分考虑所译文本的功能类型，根据隐喻的不同目的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当目标语与源语之间缺乏相似的经验和认识时，译者为搭建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桥梁，需要充分衡量源语作者及目标语读者的经验和思维，以期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一） 直译翻译，增加注释
（例2）原文：蹀躞带是指一种缀以垂饰的革带，革带上有带銙，銙上附有小环，从小环引出下垂小带，以便悬挂各种日常用品。蹀躞带起源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胡服，佩戴起来方便乘骑，魏晋南北时期传入中原地区，唐代成为男子常服的组成部分。
译文：This is one of the belt plaques from the jade belt mentioned on the previous day. It was used to decorate the belt known in Chinese as diexie belt featuring jade rings attached to the leather strips on the belt from which small articles could be fastened for everyday use. It was a borrowed custom form the nomadic people living in the north of China.
“蹀躞”可以说是先秦汉语在现代语言中的活化石，它既有动词的意义，又有名词或形容词的意义。在北方方言中，“蹀躞”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傲慢或粗俗的礼节和奉承行为，也是对盲目热情或无效劳动的指责。在吴语体系中，也有“蹀躞”一词的身影，常用以形容一个人的小气和吝啬。当“蹀躞”作为动词使用时，它指的是用小碎步行走或上下踱步的样子。“蹀躞”一词在热闹的民间方言中得到了传播和发展，但遗憾的是，它逐渐被现代书面语所忽略。“蹀躞”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负载词。
如果在目标语言的概念体系中没有现成的对应映射模型，译者可以选择用目标文化中另一种可行的隐喻概念来替代原始隐喻概念。因此，应添加背景信息、历史地位、使用功能等细节，以缩小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鸿沟。在例2 中，“蹀躞”指的是出现在唐代的一种功能性腰带，常常为皮质品或者金属质品，所谓“功能性”是指其具有强大的收纳功能。唐初时期曾一度规定，五品以上的武官需要在腰间悬挂七种物品，如小刀、算袋、砺石等等，为了日常行走和生活的方便，均需要通过“蹀躞”带固定在腰间。“蹀躞”带因其强大的“功能性”深受皇室贵族和封建官员的喜爱，亦逐渐流传至民间。盛唐时期，朝廷甚至制定相关法规，以不同“蹀躞”带的质地对应不同的身份等级。该译文整合了中文原句的含义，将两个中文长句翻译成三个英文句子，打乱了原文之前的句型，将“蹀躞”这一隐喻意象进行直译，并后续注释进行解释。若翻译过程中存在语义内容的缺失，可以通过注释这一翻译手段，对缺失内容进行适度填补，因为解释说明可以提供目标语受众原文的真实含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内容缺失程度降至最低。译者通过注释突出“蹀躞”带的使用功能和具体内涵，希望将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负载词传达给目标语言读者。
（二） 换喻翻译，替代隐喻
（例3）原文：盒盖中心装饰一圆框，内有一只带翼飞狮；
狮子双目圆瞪，张口吐舌，三爪腾云，一爪前举，姿容飘逸威仪，其造型融合了欧亚草原流行的有翼神兽形象……盒底纹饰的布局与盖相似，唯“徽章式纹样”由一朵中国传统的宝相花代替，体现出这种外来纹样在中国的流变。
译文：
A flying winged lion with the feature of the winged holy beat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is en-graved in the center of this gilt silver case over ... Similar in layout, the case floor is decorated with an auspicious floral pattern popular in Buddhism, presenting the evolution of this exotic pattern in China.
“宝相花”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之一，它常现于日常生活中的金银器、织物、刺绣，或者敦煌图案上面，主要流行于中国的隋唐时期。这种纹饰是从魏晋南北朝起，自佛教界流行的一种图案，佛教将莲花视作圣洁和吉祥的象征，在佛教装饰艺术的影响下，植物和花卉的装饰几乎渗透到所有的艺术领域。“宝相花”的装饰构图一般以某种不确定的花卉作为主体部分，通常使用牡丹花或者莲花或菊花，亦有可能通过艺术处理将三者特点相结合，再伴随镶嵌着其他形状各异和大小不一的花和叶。特别是在花芯和花瓣的底部，嵌有一颗颗如宝石般熠熠生辉的圆珠，在多层次的叠加构造衬托之下，使之显得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故称“宝相花”。所谓“宝相”是佛教徒对佛祖的尊称，而“宝相花”是一种理想的花形，具有圣洁、庄严、美丽的特点。
从认知角度来看，假若想要实现完美的翻译，喻体所承载的概念意义需要在源域和目标域跨域映射时，激发起不同语种人们头脑中完全对等的认知意象。即来自目标域和源域的人们对世界具有完全相同的认知和体验，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概念整合，而此种完美只能实现在乌托邦式的理想状态下。隐喻的可译度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表达问题上，不同语域之间认知概念系统的匹配程度和隐喻的认知映射关系均产生弥足轻重的影响。在例3 中，“宝相花”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这一隐喻意象，在中西认知概念系统之间，匹配程度相对较低，认知映射的不匹配导致这一隐喻意象在翻译时，不得不对喻体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奈达（Nida）在其“动态对等”理论中指出，“为了用最贴切自然且对等的语言再现原语的信息，翻译最先强调意义，继而是风格”。
所以，译者没有从字面上直译“宝相花”，而是将喻体转换为“an auspicious floral pattern in Buddhism”，突显“宝相花”具备吉祥的征兆这一文化内涵的同时，又补充上起源于佛教的文化背景。将隐喻内涵的喻义传达放在了首要位置，用目标域读者熟悉的认知词汇，解释原隐喻在陌生语域的文化意象，采用相对笼统、概括的表达方式，再现“宝相花”在中国文化中的内涵和来源。
（三） 省略翻译，删除隐喻
（例4）原文：银盘中心装饰以熊纹。熊以凶猛著称，古人将勇士称为“熊罴之士”，熊罴入梦被认为是生男的吉兆。《新唐书·五行志一》记载，韦后妹曾经“伏熊枕以宜男”。熊在汉代是工艺装饰品中常见的题材，唐代较少见……
译文：As a powerful animal, bear was considered the symbol of masculine. Ancient Chinese likened warriors to bears and having bear in dreams was taken as a sign of expecting a baby boy.
“熊罴之士”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熊”和“罴”均指凶猛的野兽，“熊罴之士”常用来比喻勇士或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人。《诗经小雅·斯干》中记载：“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熊维罴，男子之祥”。其意为：什么才算得上是美梦呢？只有当一个女人在睡梦中梦见“熊”或“罴”时，这样的梦被人们认为是生男孩的好兆头。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产、生活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世人纷纷以生育男子为荣，甚至于皇族亦是如此。《新唐书·五行志一》中，韦后妹是魏王的妹妹，名为杞人，她非常崇拜道教，她认为豹头形状的枕头可以辟邪，白泽的枕头可以祛除鬼魅，用印有凶兽“熊”的枕头可以帮助自己在梦中梦到熊罴，以寄托自己渴望得子的心愿。
《诗经》和《新唐书·五行志一》是中国的经典著作，“伏熊枕以宜男”也是中国民间口口相传的典故。为了“正确传达某些隐喻意象背后表达的真实含义，译者通常会扮演一个中介的角色，使用非隐喻性的措辞进行表达”。目标语读者在其特有的认知背景中，与源域存在较大程度的信息空缺，跨文化翻译可能会由于文化差异引起语义不明和思维混乱。译者为了减少目标语读者的阅读负担，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贴合语境。当传播信息的内容和效果发生冲突时，译者选择舍弃某些特定的中国特色隐喻意象，特地删除某些信息以便于目标语受众理解。在例4 中，熊作为一种凶猛的野兽，在中西文化背景中有着相似的内涵，均是力量的象征。译者考虑到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以男子为尊，在解释熊的象征意义时，选择使用“masculine”一词，即“having qualities or appearance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men”突显当时社会风气的同时，略去原文中典故的信息，如古籍书名和来源出处。此时，译文强调的是传播信息的“力度”和“效果”，而不是原文内容本身。
（四） 整体意译，另辟蹊径
（例5）原文：唐代腊日除祭祀外，还有皇帝向大臣赐物的传统，因唐代腊日由沐浴合药的习俗，因此皇帝常将盛装有澡豆、面脂、口脂以及“红雪”“紫雪”等秘药的金银盒赏赐给臣下。
译文：
Silver case like this containing bath soap,facial cream, lip care, and medicinal body-care powder or cream was recorded to be bestowed by the Tang emperors on favored officials on the 8th day of the last month on Chinese lunar calendar since it was traditionally the time for taking bath in medicinal water.
腊日赐药的传说来源于晋武帝时期，敦煌文书曾这样记载腊月习俗：“十二月八日何谓？其日沐浴转障，除万病……并因晋武帝，至今不绝。”这一习俗延续至唐朝宫廷中，具体表现为，皇室对大臣们赏赐，同时获赏大臣们亦需上表作赋谢恩。“紫雪”“红雪”曾被大臣们描述为“方传上仙，药成中禁，妙诀如神”。由此可推断，“紫雪”“红雪”应是某种皇室秘药的名称，且药方和制作工艺由唐朝宫廷把控。后世医书中对其功用进行了描述：“红雪通中散，治烦热、黄疸、脚气、温瘴。解酒毒，消宿食……又紫雪，疗脚气毒遍内外，烦热，口中生疮，狂易叫走……”等等。其药方更是涉及数十种中医药材，繁琐复杂，不多赘述。
隐喻作为一种跨域映射，涵盖语言形式、概念结构、交际功能三个层面。隐喻意象的翻译离不开以语言文字为载体，以人脑思维为中介，实现语义共融的文化沟通为目的。刘法公使用“喻体共知性”这一概念，作为衡量隐喻翻译成功于否的标准。“喻体共知性”中，目标域选中的喻体，需具备以下条件：一为与本体之间具备帮助人们理解的相似性；
二为具备表达本体的特征，重要的是，必须是一般读者共知的物象。译者在面对“紫雪”“红雪”这种隐喻意象时，结合语境，进行合理推测，假若直白的将其逐字翻译为“purple snow”“red snow”必然对译入语读者，发现隐喻意义的能力、获取隐喻意义的速度以及解释隐喻的流利度三方面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同时，假若仅仅将其直译为“皇室秘药”，则在一定程度上舍弃了“紫雪”“红雪”背后的功能作用。所以，译者另辟蹊径，尽最大努力推理二词在原文中的语境意义。因唐代腊月有以药材沐浴的传统习俗，且澡豆、面脂口脂均属洗漱用品，为了更加通顺且忠实的重现隐喻的意象，对“紫雪”“红雪”的功能进行了意译，描述为“medicinal bodycare”。继而，因为并不能确定药物的存在形态，以期实现最佳关联，用“powder or cream”来进行描述，明示其翻译推理过程，使译文向原文实现最大程度的趋同。
文物介绍词本身蕴涵大量中国传统特色文化意象，大多较为抽象，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文化空缺，导致翻译过程中存在较大难度。面对文化空缺，若一味舍弃，或使用空洞的词汇，泛泛而谈，一笔带过，无论在思想内容表达方面，还是在语言表达效果方面,都会形成大打折扣的效应。若想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传递中国文化，需要更加深刻地识别、剖析、解读目标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背后的文化内涵。为此，文章以认知隐喻理论为导向，构建概念映射过程中的认知心理模型，进一步指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需要经过解码-编码-实现身份归属三个步骤。针对文化负载词英译的编码过程，译者需根据自身解读选择恰当的隐喻翻译方法，对原文的文化内涵进行再隐喻化或去隐喻化或非隐喻化的改编，以译文实现与目的语读者的视域融合为最终目标。基于此，文章进一步分析并总结了《陕博日历·2021·大唐花舞》中文化负载词隐喻翻译的四种方法：直译翻译，增加注释；
换喻翻译，替代隐喻；
省略翻译，删除隐喻；
整体意译，另辟蹊径。译者在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过程中，应灵活运用上述隐喻翻译方法，避免因认知模式差异导致目的语受众的误解和解码负担，促使中国文化负载词所承载的隐喻意象为目的语受众成功接收，有效助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