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西柳
我父亲吴朗西（1904-1992），1934年任美术生活和漫画生活的编辑，1935年创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生活出版社主任委员，新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室副主任等职。因此，我童年时代有缘与一些作家和画家及其子女有所交往。
抗战期间，我家从上海迁至我父亲的老家重庆。胜利那年秋天，我满10岁，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附属小学上六年级。第二年即1946年，中央大学要迁回南京，所以我们附小也在当年4月就提前结业了。上一年11月，我父亲因文化生活出版社迁回上海以及和成银行等事宜已去上海。为祝贺我小学毕业，父亲临行前，与母亲柳静一起给我准备了一件礼物——一本精美的纪念册。小学毕业前夕的3月底，我在纪念册最后一页具上自己姓名，先请同学签名留念，然后请老师们题词留念。极善书法的王尔镛（号伯芳）老师给这本纪念册题名“嘉言集”并题词，周仰堂校长以及姜越、陈德徽、盛振伟、刘学志、徐先志、余广坤、陈宝琴、朱碧华、张琪华、姚正鼎、张世梓等老师也都给我题了词。可惜的是，我自1946年离开重庆后，再也没有与这些老师们联系了。
另外，我还请到了父亲的好友——陈之佛、丰子恺、巴金三位伯伯，以及陈伯伯的大女儿陈雅范和丰伯伯的小女儿丰一吟为我题词作画留念。限于篇幅，在此只谈谈这五人赠我的词画以及与我和我家的一些交往。
陈伯伯在“嘉言集”上的题词是：“永远保持你的天真。”所用印章“雪翁”。雪翁为其号。雅范姐为我画了一幅画，是一只小鸟站在树枝上。
三位伯伯中，陈之佛伯伯最年长，他生于1896年，比父亲大8岁。他是著名的工笔画花鸟画的大家，也是一位艺术教育家，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2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立达学园教过母亲美术。1933年，立达学园负责人匡互生不幸病逝。此时，他已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母亲特意请他设计了匡互生之墓。抗战内迁，陈伯伯一家住在沙坪坝消费合作社的楼上。沙坪坝消费合作社是1940年父亲发起并动员中大、重大、南开中学等校教职员工一起创办的。父亲任该社经理，陈伯伯当过监事。合作社和我母亲开办的互生书店同在沙坪坝正街上，相距不远。
陈伯伯的小女儿陈修范长我1岁，和我是同班同学，关系非常要好，放学后常常一起回家。修范的大姐陈雅范（陈雪嗣）那时已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后移居台湾。她一生作画，尤以“乱针绣”闻名。修范的小弟陈家宇与我大弟念鲁年龄相仿，所以我与大弟常去陈伯伯家玩。陈伯伯家里的画桌特别大，让我们十分吃惊。他画一幅画要费好多时间。他家灶披间很大，位于后楼下面，我们几个小孩常在此玩捉迷藏。1946年5月，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去南京与父亲团聚，与陈伯伯一家乘同一艘民生轮。我和修范一直保持联系。她送过我好些书，其中有《陈之佛文选》及《江苏画院名家系列·陈修范卷》等。
丰子恺伯伯画了一个小女孩手里拿了两朵花，题词：“努力惜春华”。丰姐姐题词：“盛年不重来 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 岁月不待人”，还贴了一张她本人的着色照片。
左图：陈之佛为作者题词；
右图：陈雅范为作者作画
丰子恺伯伯1898年生，是画家，还通音乐。他在上海立达学园教过母亲音乐。他到重庆，是应当时兼任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陈之佛的邀请。1938年，我母亲在沙坪坝创办互生书店，书店招牌是请他写的。1943年夏，丰伯伯想自己建一个住所，父亲帮他在沙坪坝庙湾租到一块地皮，他在这里建了一座平房，取名“沙坪小屋”。“沙坪小屋”离我家所租的房屋“皋庐”很近，两家常来往。
丰伯伯的小女儿丰一吟长我6岁，当时是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应用美术系的学生。我们都叫他丰姐姐。她的弟弟丰新枚比我大弟小些，我们叫他小名“恩哥”。我和大弟常去丰伯伯家玩。丰伯伯和丰师母都非常喜欢小孩。我记得有一年春节，我们在他家院子里放鞭炮，踩高跷。我很佩服丰姐姐，感到她特别有学问，懂好多事情，字又写得特别好。所以请丰伯伯和丰姐姐一同题词。
1950年代丰伯伯住在上海长乐路时，我也去过他家好几次。我于1956年在交通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1957年民主德国伯宁（Boehnin）教授来交大讲学，我曾请丰伯伯画一幅画送给他。画的内容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1959年我与张直明结婚时，丰伯伯特地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俩。画的内容是小朋友们在国庆喜庆日放飞彩色氢气球。可惜在“文革”时，不得已烧掉了。前年我去看望过丰姐姐，她曾送我多本书，其中包括她编辑的《仰之弥高》，即丰子恺精品画集和《子恺漫画》，并签名留念。
巴金在“嘉言集”上的题词是：“不要回顾‘过去’，应该多想‘将来’。‘将来’是充满着阳光的。阳光会照亮年青的眼，抚慰年青的心。”
巴金本姓李，我和弟弟们都叫他李伯伯。其实他跟我父亲同庚，比父亲小一个多月。1935年春，我父母亲与友人伍禅、丽尼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邀请巴金任编辑。他当时在日本，8月份回上海，即任该社总编辑，与父亲共同经营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为作者题词
1940年10月和1941年2月李伯伯在互生书店楼上住过一段时间。在这里他创作了短篇小说《还魂草》。小说里描写的两个女孩的友情，是以我和陈修范为原型的。我每次读到这篇小说时，都倍感亲切，因为小说中描写的时事局势和生活环境等均与沙坪坝当时的具体情况十分相似，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5月，李伯伯和陈孃孃来沙坪坝“皋庐”我家住过一段日子。李伯伯十分喜欢小孩，特别是我的大弟念鲁，他又调皮又大胆，喜欢缠着李伯伯给我们讲故事，打桥牌，抽乌龟。李伯伯在此期间创作了小说《第四病房》。
1948年11月，我们家从南京迁到上海。当时李伯伯住霞飞路霞飞坊，我还去过几次。1950年后，父亲与李伯伯相互不再来往了。1992年2月父亲去世后，我们姐弟四人去武康路看望李伯伯。同年3月，吴克刚（是我父亲和巴金老友）的儿子吴崇侠从台湾来上海看望并慰问母亲，住在我家。3月23日，母亲和我及二弟一同陪同他去看望李伯伯。李伯伯拿出两本最新出版的著作《随想录》和《巴金散文精编》，签名后送给母亲。
［题图：1950年代末，吴朗西（右二）和丰子恺（右三）等摄于上海，右四为葛祖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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