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距离余华上一部小说《第七天》出版已有九年，《文城》一经出版就引起了文坛的热议，从人物形象、情节设置，再到主题表达，这部非传统意义上的传奇小说与作者以往的小说创作既有所承接，又带来之前少有涉及的一面。提起《文城》的创作契机，余华说：“是一个错误的契机，大概1998年的时候，二十世纪快要过去了，我想写《活着》以前的故事，因为《活着》是从四十年代开始写的。我们这代作家有种挥之不去的抱负……哪怕不是在一部作品里写完，也要分成几部作品写完。”在余华笔下，主人公林祥福从北方一路南下，执着地寻找一个叫“文城”的地方，展现了普通人在动荡年代中的艰难选择与生存，讲述了一个人和他一生的寻找。
这部作品从构思到完成，用了整整二十一年的时间，不管是从内容、形式还是主题思想等方面看，都是余华创作的一种“综合性”呈现。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都带着作者以前小说中的人物的影子：带着女儿踏上路途的林祥福有着杨金彪、宋凡平般的朴实与谦卑，有时又带给人们一种福贵的错觉;在困顿中依然对外乡人慷慨相助的陈永良夫妇与李月珍一家别无二致。在《文城》中還可以看到余华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叙事风格：如《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等早期作品中的暴力与冲突，在《文城》的乱世中得到再现;《活着》《第七天》等作品中的温情与暖意，在《文城》中得以延续，甚至成为全书的基调。在小说中，依然存在作家先前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要素，但关于血性与反抗的重新书写不失为余华对以往创作的一种超越与延伸。
二、现实与救赎：冷酷背后的温情
余华用24万字写尽了世间的生离死别和求而不得，对人世现实进行零度展示一向是他擅长的，他从来都不吝于向读者展示生活的残忍与痛苦，在《文城》中，余华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现实：林祥福幼时丧父，后又被小美背叛欺骗;小美受尽婆婆为难，最后仍逃不过和离的命运;陈耀武在少年时就被土匪割去了一只耳朵，与林百家青涩的感情也无疾而终;整个溪镇也一直匪祸不断。
关于现实中的痛苦，《活着》描述的是沉默而平静的忍受与吞咽;《第七天》则设置了“死无葬身之地”，选择走向更渺茫的虚无;而在《文城》中，人们面对现实时拥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拼死一搏的决绝。如果说《活着》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么《文城》描写的正是“活着”之外的种种追求。余华选择将故事设置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时期，并安排了一系列天灾人祸来形成一种情节张力，呈现出众多人物生生死死的浮沉命运。难以被苦难抹去的是每个人身上闪烁的人性光芒——信义、情义、慈爱与坚韧。
《文城》是余华展示出的某种诗意，现实世界中的一切苦难、暴力、背叛都只是背景和衬托，作者真正想展现的，是他的诗意想象和生命原力，是苦难之后人性的救赎。余华早期的先锋小说似乎是在刻意地展示这个世界不可理喻的非理性和人性的冷酷无情，但从《活着》开始，温情的色彩越来越重，和解的意味也越来越浓，包括后来的《兄弟》《第七天》，余华都没有离开这个基调。《文城》同样如此，故事虽然以一场欺骗和伤害开始，但紧接着展开的却是一场寻找与救赎。整个故事的核心依然是亲情的缺失和补偿，人性的宽和与包容，对一些人物的描写甚至达到一种近乎“神”的意味。
余华在小说补篇中解释了小美背叛林祥福的缘由，并在最后为小美设计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死亡场景，让小美和阿强在漫天飞雪中完成了赎罪，得到救赎——当小美和阿强在雪地长跪不起，他们是否洗净了身上的愧疚与歉意？这一场景正是作者在道德两难的境遇下，不自觉流露出的宽容与悲悯。林祥福一直都在寻找的“文城”，又何尝不是他在苦难中的慰藉与救赎。在这里，文城其实被寄予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与向往，就像是《第七天》中的“死无葬身之地”一样。“文城作为一个虚化的地名，承载着主人公的希望和信念”，而林祥福寻找它的过程也正是他获得救赎的过程。还未踏入溪镇时，一场龙卷风将林祥福与他襁褓中的女儿吹散，从以为失去女儿的痛苦绝望再到失而复得的满心欢愉，在这大悲大喜中，他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在霞光里，他不是一个从灾难里走来的人，而是一个满心欢喜的父亲，在那一刻，林祥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三、寻找与错过：诗意的悲剧感
从《活着》到《第七天》，共存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失去”，这一主题在《文城》中也依然得到保留，并延续了《第七天》中“寻找”的主题，只是从“寻父”变成了“寻母”。林祥福是一个北方人，由北入南，女主角纪小美则是南方人，由南向北，故事就从这一南一北的追寻中发生展开，所有的故事也都与“文城”有关。
林祥福认为与“文城”相似而选择留下的溪镇其实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小镇，他在初入小镇时遇到的那场飞沙走石的狂风，还有后来整整持续了十八天的大雪，似乎更具有北方特色。小说最开始也不叫《文城》，而是叫《南方往事》，“文城”只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地方，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但在小说中，“文城”又是无处不在的。它在想象和象征的层面提供了一个行动的方向，正是因为有了寻找文城的欲望，林祥福才开始了他向南方的“出门远行”，才有了新的人生和故事，但随着故事的展开，他实际上是一步步放弃了文城，最终踏上了归途。
在整个故事中，“文城”的代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情节发展，其被作者赋予了三重不同意蕴：第一是林祥福一直执着寻找的小美的家乡，这种不顾一切的寻找，明显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文城”在林祥福心中不只是一个追寻的目标，更是一个完整美好的家庭;第二是“信义”，是溪镇兵民所守护的小镇，虽然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灾荒兵乱，但是仍不愿离开自己的故乡;第三是小美和阿强落脚的上海、北方、定川，在乱世中，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和幸福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境，阿强随口说出的“文城”可能也曾是他心中的故乡与远方。对于余华而言，“家”始终是他创作的一个核心主题。他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到：在他书写人物命运的时候，“家”这个概念，始终盘踞在他脑海里最重要的位置。在《文城》中，“家”是易碎的，它会被龙卷风掀走，会被暴雪压塌，会被土匪破坏，但“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在小说结尾处，余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由此，“文城”从抽象变为具体，从地理名词化作寓言空间，从想象落到现实之中。
余华在《文城》中把林祥福与小美的故事完全分开，并采用了补叙的方式将小美这条线索进行单独叙述。林祥福寻找小美这一情节，曾一度沦为背景，溪镇独耳民团与土匪的生死斡旋逐渐成为中心情节，直到补篇，林祥福与小美的故事才重新被聚焦，在他们死后，这两条故事线才真正合在一起。在城隍阁祭拜苍天时，纪小美因雪冻而死，背负着对女儿的罪与爱迎接死亡，一直执着寻找的林祥福错过了与自己咫尺之隔的女子。十七年后，装着林祥福尸身的那副棺材与纪小美的坟茔在西山脚下擦肩而过。一个把他乡活成了故乡，一个把故乡活成了他乡，这两个精心设计的巧合与错过虽然有一些刻意之嫌，但仍在苦痛之中生发出无限的温情与悲悯，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从《活着》到《文城》，主人公都在兢兢业业地按照正常的生活逻辑步步前行，但命运却早已安排了结局。《文城》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各有所求，但终其一生都求而不得。温和与良善不能如愿以偿：林祥福南下千里，苦苦追寻小美，却得了个错过一生的结局;田大一心等待主人回家，却在接到书信后，亡故在接其归家的途中;陈耀文与林百家青梅竹马、两相爱慕，却碍于世俗禮道而天各一方。正是这种人与命运的冲突与挣扎带来的一种汹涌澎湃的生命热力，才能如此震撼并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四、完满与残缺：小人物的“信义勇”
学者丁帆曾将长篇小说价值判断的三个关键词重新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顺序为“人性的、审美的和历史的”，可见人性的重要性。价值观是认知世界的前提，任何一个作家都会在他的创作中或直接或隐晦地表达出这一价值观。在《文城》中，余华描写了众多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他们的肉体虽然有所残缺，但却展现出一种令人动容的，在乱世下的人性光辉。
溪镇遭遇匪祸，前后被绑走了二十三个人，在这二十三个人里，除了唐大眼珠被枪杀，剩下的二十二个都因赎金送得不及时而被土匪割掉了一只耳朵，这些失去耳朵的人历尽千辛万苦回来后，却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平衡感。其实丢失的外耳并不能使人失去平衡，让人倾斜的实际上是劫难之后的惶恐与不安，被割掉的耳朵正象征着每个人在土匪手下所遭受的折辱与践踏，不仅是肉体，更在于精神。这些独耳人如何重新找回平衡的过程，正是他们如何找回自尊和生命价值的过程。
教书的王先生从土匪手中逃回溪镇后，站在讲台上都会不自觉地左偏，后来，他在稚嫩的读书声中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与风骨，走路教书都不会再左偏，仿佛被割掉的耳朵又重新长了出来。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新生与蜕变，虽然他在身体上仍是残缺的，但是在精神上他又重新成为一个完满的、真正的人。
还有徐铁匠和其他十八位独耳人，他们一同参加了顾益民组建的护卫民团，在面对穷凶极恶的土匪时，他们也曾害怕过，但这种恐惧很快就被仇恨所取代，每一个人都在浴血奋战，直到全部壮烈牺牲，为整个故事增添了一份无法言说的悲壮。他们虽然是残疾人，却更加高大。
林祥福在表面上看，虽然是一个健全的人，但是实际上他也是一个“独耳人”，他所丢失的是精神上的“外耳”——曾经的妻子小美。让林祥福不顾一切去寻找小美的，或许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情感，而是一个无法放下的执念。他不仅仅是在寻找一个人，也是在追寻一个问题的答案，在“她为什么离开”的偏执中倾斜了。小美的离开就像是外耳的缺失，是导致林祥福倾斜的不完满，但其实真正导致其倾斜的，是林祥福自己的执念，这份执念最终在寻找的途中以及和陈永良夫妇的相处中逐渐消失散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林祥福重新成为一个完满的人。
在小说中，多次出现身体残缺而精神完满的人。摆船的曾万福虽因战时被流弹打断手指，但也只有他愿意为带枪赎人的林祥福摆渡。曾经作为土匪的“和尚”在与张一斧的决战中被砍掉左臂，流着鲜血在雪地昂首而立，这个姿势仿佛与古典小说中的英雄好汉的悲壮姿势重合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从一个满手血腥的土匪真正成为一个有着“信义勇”的完人。“《文城》的所叙时间固然是百年前的……但因为有了这种对普遍人性的深刻描摹，它又直指当下的时刻，它并非固态静止的历史演义，而是以镜像和幽灵的形式活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或许正是在这种矛盾中才展示出余华想要说的：健全者未必完满，残缺者未必遗憾，盈满则亏，而残缺却有再次完满的可能。
林祥福虽然失去了妻子，但却得到了女儿、遇到了朋友、收获了财富;顾益民失去了一个儿子、健康和家产，却获得了对“义”的全新理解和人生的新的感慨;土匪“和尚”失去了生命，却获得了人的尊严。现实和身体上的残缺却带来精神与感情的完满，这种矛盾的得失正是余华想为人们展现的生命原力。“还人性于江湖，成为小说主题的一种隐藏的重要内核。”《文城》充满对人的追问，对命运的思考，展现了余华一直以来的创作追求——“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五、结语
余华在《文城》中描写了兵荒马乱中的民不聊生与爱恨情仇，展示了贩夫走卒的赤胆精诚与人物命运的颠沛无常，而贯穿其中的正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仁、义、礼、智、信。小说中深刻的苦难意识、无可改变的宿命力量以及充斥其中的血腥暴力都被爱与温情所消解，使整部作品具有更广阔的意蕴空间。“《文城》是我最接近完成、又最难完成的作品”，虽然《文城》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憾，但是余华仍为人们带来一种新的思考与体验。
参考文献：
[1]丁帆.如诗如歌 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余华长篇小说《文城》读札[J].小说评论，2021（02）：4-14.
[2]洪治纲.寻找诗性的正义——论余华的《文城》[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07）：66-78.
[3]孟觉之，胡小兰.先锋作家的“出城”记——从《文城》看余华创作的再转型[J].南方文坛，2021（06）：182-186.
[4]丛治辰.余华的异变或回归——论《文城》的历史思考与文学价值[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05）：100-111.
（作者简介：李依林，女，硕士研究生在读，沈阳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责任编辑 葛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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