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
和很多自觉的非虚构写作者比较起来，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写作的诱因主要来自现实情绪的触发。我是一个容易激怒的人，一个人到中年依然难以优雅控制情绪的人（这可能和我属虎有关），但现实中，我并不拥有太多痛快淋漓发脾气的机会。意识到这一点，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成为一个运筹帷幄、目标宏大的自觉写作者，这种写作态度的应激性，可能是我文本局限性的一个内在原因。我还承认，对于写作，我内心有着深深的虚无，相比现实的坚硬，我时时感觉文字的虚弱和无力。当写作者内心蜷缩一个并不坚定的灵魂时，其文字必然会显露出困惑与犹疑。
在另一篇类似创作谈的文章《换一种方式延续思考的表达》中，我将自己的非虚构写作归结为换一种方式表达博士论文没有完成的主题：在中国激烈而丰富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普通个体到底面临怎样的抉择和命运？当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理论逻辑成为我理解现实的工具时，这架内置我脑海中的X光机，到底捕捉到了怎样的社会图景？
是的，我特别喜欢“图景”这个术语，喜欢这个词汇。胡行舟《大地上的轮回》与何瑛《抒情重构空间：非虚构文学的策略与限度》，显然也内置了一种图景式的视角，无论我怎样依赖自身的经验，他们还是发现了我背后整体性的企图，无论我怎样在写作中任由脾气发酵情绪，并进而不自觉地任由情绪滋生“抒情”的溢出，他们终究看出我“抒情”背后对现实越来越呈现出本质主义倾向的指控。
他们都是懂我的人。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有着相似性。
他们是研究者，当然会站在研究者的角度提出诸多思考和质疑，我是写作者，我就站在写作者的角度，回应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写什么层面”，我为什么在对学生的个人命运进行叙述时，毫不犹豫聚焦“家庭”维度，而不笼统使用“阶级”或者“阶层”的概念？胡行舟在《大地上的轮回》中，敏锐地发现了我的这一聚焦偏好。我不否认，在自己朦胧的整体性直觉中，我企图在70后、80后、90后的代际时空中，以个人的从教经历去缝合我的写作意图，但真正深入具体的学生个体时，我发现，庞杂而碎片化的时代，并不能给我提供一个边界清晰的标尺去丈量讲台下孩子们的成长，唯有家庭，成为我小心翼翼勘探笔下年轻人能够看清的布景。换言之，宏大叙事消解后，裹挟在成功学价值观和消费主义喧嚣中的个人化倾向合法化后，现实中零散的个体，能够让他们放下戒心蜷缩的地方，家庭是最后的堡垒。很多时候，我甚至愿意将房子外化为“家”的象征。在越来越本质主义的社会图景中，在事实上越来越趋同的个人命运突围路线中，群体上阶级概念的有效性和个体层面阶级概念的失效，是否我们面临的最大真实？更何况，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對文学创作而言，要想作品自洽地推进，直觉比理念要可靠得多。当作家无法顺利获得想要的结论时，尊重直觉，回到经验，往往是他陷入殚精竭虑写作困境时，能够突围而出的可靠方式。
我理解胡行舟剥丝抽茧深挖我写作意图时，特别渴望我在文本中能够推导出他想要的结论，或者用一种更为斩钉截铁的语言，表达他关心的议题，甚至“引向一场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世纪之辩’，也或将让我们往前一步，靠近‘雷鸣闪电’的源头，打开‘乌云’”的皱褶”。我为他能够触摸到我文本中内置的巨大结构而欣慰，但事实是，当我决定选择非虚构方式表达个人所见所思时，我知道所有的表达，只能戴着镣铐进行。非虚构对我而言，并不仅仅是一种文体，而是一种承诺，一种面对未知群体的信任交付，这意味着我必须接受非虚构天然的限度，意味着我必然遭遇很多无法完成的议题，因为我无法穷尽“我的二本学生”所指涉的所有个体，就算我能具体到叫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名字，但我生命的有限性，面对四五千孩子的现实存在，根本就不允许我去穷尽他们的故事，从逻辑而言，哪怕只有一个遗漏，我所得出的结论，就天然存在论证的漏洞。当对结论推导的欲望强烈到要凌驾经验和个体有限性之上时，回到有限的个体视角，老老实实表达自己的残缺认知，并心甘情愿地做一个老实人，是我作为一个非虚构写作者，唯一能做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怎么写层面”，“共情”是否技巧或者畅销书的秘密？何瑛在文中判断，“共情”是我“高度依赖的叙事技巧”，“恰恰是‘抒情’，成为这本书得以畅销的秘诀”。在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出来以后，我被人评价为一个“共情能力强”的人，对这种评价，我知道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实际，但总感觉有点隔靴搔痒。我尽管容易被激怒，但现实中，又时时具有换位思维，不容易极端并具有较好的平衡性（这可能和我是“水瓶座”有关）。可是，需要追问的是，一个创作者，共情能力难道不是一种最基本的要求？理解别人、理解身边的世界，难道不是文本演绎下去的基本保障？但在看到何瑛对“共情”和“畅销”之间关系的表述后，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媒体语境下的流行理解，可能遮蔽掉了一些写作主体更为重要的东西。我承认《我的二本学生》和《农村儿媳》一样，背后有一种我无法言说的沉重，我用最笨拙的方式将它说出，是显而易见的笨拙和无法逃避的沉重之间的张力，让诸多沉默的个体找到了赋权的契机。作为当事人，我知道这两个文本在大众层面引起共鸣的原因，只不过，作为写作主体，我并不方便说出。但这绝不是“共情”和“畅销”构建关联的秘密。而这种沉重，也是我猝不及防被打上强光后，内心蜷缩得更为厉害的原因。我无法辜负所看到的图景赋予自己的思考，更无法容忍自己对所见图景的消费式挥霍。而这，也是我容忍《我的二本学生》中，明知缺陷如此明显，却依然愿意尊重直觉，忍受文本的巨大漏洞，去表达自己有限认知的原因。我不知道别人写作非虚构作品的时候，处于怎样一种状态，我只知道自己每完成一部作品，就会耗尽几年的元气，这种真实的状态，经常让我怀疑个体的写作能力。
简单回应上面两个话题后，再说点别的感受。
首先，对胡行舟看出《我的二本学生》所留下的巨大空白表达感谢。“轮回的书写所书写的轮回虽理清了学生的家庭‘来路’，却远不足以敞明他们的‘此在’和‘出路’”。是的，这是我最深的遗憾，我由此一直心有不甘，而又无法找到辩解的机会。有些文本的出场，受制于当时的处境和写作心态。更何况，《我的二本学生》原本就没有完成，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文本，仅仅完成了我作为一个“教师”站在讲台上所看到的图景，根据本来的规划，还有一些跃出“讲台”之外想要表达的观察。只不过，因为自己的懈怠，直到今天，那些思考并没有完成。我将行舟“远不足以敞明他们的‘此在’和‘出路’”的不满，视为对我下一部作品的催促。至于能否实现他期待的思考和主题，我依然只能在非虚构的限度中，去尽力地摸索和触及。
其次，我得坦诚，在具体的写作中我所陷入的真实情绪困境。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提出了某些问题，那么，相比这种智性层面的发问，我更迷恋现实层面解决问题的操作。直面困境后的文字表达，远远比不上解决困境的建构性行为让我内心妥帖，而后者的完成，几乎毫无可能。这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不安分和越轨的局限，但却是我作为一个教师的真实心声。这样，就能解释，为何我在面对自己的亲人、学生时，没有选择一种疏离的姿态去尽力淡化“抒情”的阴影。说到底，当我的写作深度依赖熟悉的个体经验时，当我面对的书写对象是和我“有关的人”时，很多时候，就算阅历让我洞悉某种真相，我还是不忍下笔太狠，尤其是对年轻人，用中年人的世故和一针见血，用知识包裹显而易见的优越感，去戳指一种残酷的现实，无论如何，都是我做不到的事情。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如果被这样猛戳一刀，皮实如我都受不了，更何况现在比我当年要脆弱很多的孩子们。这种并不忠诚专业的态度，必然会影响我作品的成色。我想，这应该是胡行舟、何瑛在《大地上的亲人》和《我的二本学生》的阅读中，以批评家的敏锐，感受到我文本诸多分裂的原因。
最后，我承认，我并不是一个主体意识特别明确的作家，不是一个自我认同感特别强烈的人。我感到自己只不过因为偶遇的机缘被媒体打上强光，但写作如何发生，我始终记得打开电脑那一瞬间的情绪触动。
谢谢行舟、何瑛专业而真诚的解读。我们的对话和沟通，正是彼此发出“更广泛的邀请”的结果。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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