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每逢星期天，我总要去古玩和旧书市场逛一逛。机关的评论家董大中、谢泳也是常客。盛世兴收藏。慢慢我才悟出，去古玩和旧书市场，凭的是“眼力”。有时一件有价值之物，可能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终日遗憾；有时你又“拾漏”，获得一件心爱或有价值之物倍感兴奋。当然，去市场“淘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目标，大中、谢泳人家是围绕他们学术研究专题。我是玩玩而已。
一次在古玩市场的旧书摊发现了一本马烽的书，是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一个上级》，纸面布脊精装本。翻看书时，发现扉页上有马老的亲笔题字“王中青同志指正”，落款是“马烽五九、十、三十”。我知道王中青原是山西省分管文教的副省长。冲着有马老题字这一点，我买了这本书。收藏名人赠书题字也是收藏界的一大爱好。收藏不能着急，要求潜下心来。过了一段，我去旧书摊上转悠又觅得了两本马老的书，一本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早知道》，也是马老的短篇小说集。虽是地方出版社版本，但在当时来说，装帧非常讲究，浅灰色全布面精装。封面设计精致大方，书名“三年早知道”长宋体，左上角是一朵小红花，精装本印数不多。另一本《太阳刚刚出山》也是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印数15500册，其中精装500册)。布脊精装本，封面设计得也不错，右上方旭日初升，金光四射，书名楷书体，下方“马烽”两字是马老题字。书中还有苏光、王光宇、李里等知名画家的6幅插图。精装本定价1元。我买这两本书时心想，经过那场“浩劫”，名人们的物品、藏书流失甚多，特别是像马老这些大家，受冲击更大，兴许马老现在自己也没这两本书了。这一点我是看到上海一位收藏巴金著作版本爱好者的文章而联想的。这位收藏巴老著作版本的收藏家去世后，他的子女继承父业。据说巴老看后，有些版本巴老也没有了。
一天，我拿着这三本书去马老家，马老说，《三年早知道》我留下，《太阳刚刚出山》我有，随手他老人家拿起笔在《太阳刚刚出山》扉页上题写：此书是老樊在旧书上购得，马烽一九九九年冬。那本人文版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引起他不少感怀。他说，这本短篇小说集，是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选编的。我送给当时管文教的老领导王中青同志。“文革”一开始，他就备受摧残，于1990年去世，享年80岁。如今这本书又飘落到赠书人手里。留存吧!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如今，马老离开我们已经六个春秋了。我随着年龄和身体的变化，古玩旧书市场已经不多去了，但关注马老著作的版本仍如20年前。况且渠道也多了。年初，我在《藏书报》看到一篇短文，说四川民族出版社曾于1960年出版有藏汉文对照《三年早知道》，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在机关院内碰到杏绵老师，我问马老的藏书中是否有这本书。她说，没有。四川民族出版社有熟悉马烽的老朋友，时下大概都离休了。
马老的《三年早知道》写于1957年11月，时年35岁。首发于《火花》1958年1月号。这篇小说发表后好评如潮。各地相继发表了10多篇评介文章。茅盾谈《三年早知道》时说，全篇充满了幽默感，全篇的对话也很风趣的。这就构成了独特的风格，洗练鲜明，平易流畅，有行云流水之势，无描头画角之态。闫纲在《一篇幽默生动的好小说》一文中写道：“一开头，就把人紧紧地吸引住了，越往下看，越想看，看完了，又想看第二遍。这是一篇好作品呀!”无疑这篇好作品，也应有少数民族文字版本的。懂藏文又懂汉文的高原兵，把《三年早知道》翻译成藏文，交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藏汉文对照的《三年早知道》。时1960年，印了700册，藏文64页，汉文20页，定价1角2分。这确实是一件大好事。无奈那个年代，出版社或译者都未能给马老寄一本样书，都疏虞了。
话说回来，为能看到这本书，增添马老著作的版本，我给四川民族出版社写了封信，看看现在有无存书。要知道50年了，沧海桑田，谈何易!但我仍期待回函。时间到了3月1日上午，我去收发室取报纸，报内有一封山西文学编辑部给我的函件，我急忙打开一看，原来是我给四川民族出版社信原件和山西文学编辑部白琳写给我的短函：“樊老师：信件可能地址有误，被打了回来，不想混在我们编辑部的一堆书报里，因信封上未写明是谁寄出的，所以我只能拆开一看，无冒犯之意。见谅!”原来我给四川的信用的是山西文学院的信封，只在下面写了个“樊”字，收发室误将此信放在编辑部。
四川的路走不通，只好另觅它路。我又给藏书版编辑和作者各写了一封信，作者的信请他们代转。时间又过了一段，我收到了一个用明信片写的短函。那明信片时下不多见了，小到仅64开，背面的文字是写好后贴上的：大函奉悉……此书我是从旧书摊淘来的，只有一本，如割爱须100元……我按照地址，邮汇去120元，并函告寄书时一定挂号。6月6日，大顺之日，我收到了这本《三年早知道(藏、汉文对照)》，随即我去杏绵老师家，请她收下。她家正粉刷有点乱。她说，先放你那里，过后给她。正好我要为这本书拍个书衣，以备后用。
责任编辑 吴 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