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9年的春夏之交，我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转赴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那时我只是个16岁的小姑娘，向往着到延安参加革命。 由于有外祖父徐特立的介绍，我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就仿佛到了家，办事处的领导们，都把我当作他们的孩子，热情照顾，谆谆教导，使我深深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我的母亲――徐特立老人的长女徐守珍(原名徐静涵)，是上海南方大学学生，赤色工会积极分子，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失踪。同志们都认为她已经牺牲了(直到解放后她才跟外祖父和我们联系上)，因此对我这个革命后代十分关照。
我初到红岩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的时期。办事处刚从被炸成一片废墟的重庆城里迁到红岩，办事处的大楼还在施工中。许多人都暂时住在大有农场的茅草屋里。
人们把我带到了大有农场主人刘老太太的三层楼小洋房的二楼，让我和一些阿姨、大姐们一块睡地铺。记得有周怡的夫人张玉琴，吴克坚的夫人卢竞如，陈家康的夫人徐克立等。张阿姨一把拉住我说：“好孩子，你终于来了!”就好像我是她久别的亲妹妹一样。阿姨们都围上来，她们似乎早就知道要来这样一个小女孩跟她们一起住。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外婆家中那样温暖。我从小失去了母爱，这些阿姨就像是母亲一样。
一天，我正在办事处外边和廖梦醒的女儿说话，一位朴素、端庄的阿姨走来，我已经听人们介绍过她就是邓颖超妈妈，她径直走到我面前问我：“你就是徐老的外孙女吧?”我瞪大了眼睛，十分惊奇：她每天那么忙，要管、要问、要做的事那么多，还把我这个新来的小女孩的事放在心上……我又激动又高兴，点头说：“我要去延安!”
邓妈妈抚摸着我的头，把我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温和而又亲切地说：“好孩子，你的母亲可能已经牺牲了，我就是你的妈妈。许多革命同志都会关心帮助你，你会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可是你现在身体这样瘦弱，到延安去可要能吃苦啊，你顶得住吗?”
像是有一股暖流一下子注满了我的全身，这不是我多少回梦里相见又使我哭醒的妈妈吗?我泪水夺眶而出，一下子扑进邓妈妈的怀里，用发自内心的声音回答：“妈妈，我保证能吃苦!”
周副主席、董老、邓妈妈他们有时要到刘家小洋楼的三层阁楼上开会，走过二楼时，除了跟阿姨、大姐们打招呼外，总要拉着我这小女孩的手问长问短。
这幢小洋楼，三层的阁楼用来开会，二层的客厅作了我们女同志的地铺。楼下除客厅未占用外，两间小屋，一间住着凯丰、廖似光夫妇，一间住着一对有地下党员身份的艺术家。董老和何莲芝夫妇住在农场长工们住的茅草屋里。较大的一间茅草屋正在办地下党干部训练班。
我在办事处，是一个自由的“小兵”，年龄小，没有事做，没人管我，就到处跑，那秘密的地下党员干部训练班，就在董老住房隔壁。我有时出于好奇，也坐到门边去听讲，讲课的有叶剑英、凯丰等领导人。我听不懂，只能模糊知道一些如何做抗日救亡工作，如何扩大进步力量的道理。
训练班的学员们，也可以晚饭后出来散步。我认识了一个大哥哥，一个大姐姐。他们主动拉着我的手去散步聊天。原来，他们先是感到奇怪，为什么我坐到训练班门边听课没有人管，因为按照当时的纪律，有公开身份的办事处工作人员一般是不与训练班的地下党员接触的。后来他们才了解到我的身世，他俩原来是我父亲黄宪章的学生，是四川大学的地下党员。我父亲因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曾被军阀逮捕入狱，是地下党组织学生抗议请愿，把他营救出来的。那位大哥哥可能就是胡绩伟，大姐姐叫胡德辉，两年后我再到红岩时，在刘家楼房里遇见了她，可能她是到南方局汇报工作。
他俩对我关怀备至，听说我要到延安去，都鼓励我到延安好好学习革命道理，成长为一个好战士。他们还告诉我，到了延安，可以去找王怀安、胡朝芝、张宣，都是我父亲的学生。他们也一定会关心照顾我。
当时在办事处等待去延安的，还有一些人，有的是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有的是奉调回延安的干部。其中有一位大哥，也就比我大四五岁吧，大约二十岁左右，是桂林办事处叫他领着我到重庆办事处来的。他就是解放后的冶金部副部长马成德。那时他一脸书生气，一路上对我的纪律要求很严。在重庆办事处等车期间，他有时带我到嘉陵江边树荫下，教我读革命书籍。我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因抗战爆发，投身救亡运动而辍学。字认得不少，但道理懂得不多。他就当了我革命理论的启蒙老师。听说他那时已是地下党的县委书记了。他教我读《社会发展史》，讲猴子如何变人，什么是原始社会，什么是奴隶社会……
离办事处不远的嘉陵江边，哪里是读书的地方。从战区逃亡来的难民，到处搭起棚户，卖咸鸭蛋的，卖甘蔗的……四处吆喝。有的难民用草席铺地，横七竖八地躺着。城里遭到大轰炸后，城里的人也逃到这江边来……我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革命理论，谈何容易!但是我每天还是要把学习体会向老师汇报。这时，我就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小兵”了。
不过，这短短的启蒙学习，对我后来进入延安女子大学学习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我在冶金部包头钢铁设计院任党委书记期间，又与这位老大哥相遇了。这时他是我的直接上级领导。我们回忆起青少年时期的那一段往事，真有说不完的话……
在红岩办事处等待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国民政府批下来，三辆军车送人及物去延安。这次，最让我兴奋的，是周恩来副主席、邓妈妈，还有博古等领导人跟我们一起回延安!
得到消息后，我高兴地穿上了军装，军装太长太大，长过了膝盖，我也不会系绑腿，是别的同志帮助系好的。虽然人长得瘦小，便自己感觉还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车队要出发了，却忽然听说不能开车了。我们等了好一会儿，才听说是我们后面一辆车上爬上来几个青年，要跟着去延安。这怎么行呢?他们是什么身份?没有人介绍，也没有办手续，怎么能让他们一起走呢?有人说他们是抗敌宣传队的。我想，我曾在抗敌宣传队八队、九队都呆过，我好奇地想去看是不是有认识的人。我报告了领队后，跑到后面那辆车去看，果然是九队的陈寿等人。他们是从桂林宋重庆的，自己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来，刚好听说有车去延安，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爬上车来了!
得到我这个刚穿上军装的小“军人”的证明后，办事处的领导研究决定，把他们几个青年临时登记为调往陕西的八路军战士，给他们穿上军装，跟我们一起乘车出发了。他们真是兴高采烈，又说又唱，还称我是“先行者”呢。
责任编辑 任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