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西方势力入侵引起的冲击，李鸿章尝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论者亦多引用之。此语虽触目惊心，其实却是经不起推敲的。盖其后隐伏着一个大判断：即三千年来中国并无这样大的变化。这种观点，多少与当时西人以为中国沉睡的见解相符，其思想渊源或直接来自西潮，亦未可知。
李鸿章的论断本身虽经不起推敲，却颇能代表当时士人的危机感和以传统因应西潮之无力感。从思想史角度观之，李氏此语甚具时代象征意义。论者纵然知其不确而多引之，大约为此。非但如此，李氏这一呼也引发出时人及其后的一个趋向：即在思考和讨论西潮冲击之时，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视为不变的一体。更为不幸的是，中外现在思想史的研究者，似仍未跳出这个窠臼。
实际上，在西学冲击之时，中国传统经学自身也正经历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不仅传统在变，维护传统的人也在变。其时之思想界，并非是泾渭分明之传统与反传统的两军对垒。反传统者的思想模式和手段，有的则相当传统；维护传统者之思路言路，其实也常循西法。反传统的结果，却使士人更看清许多传统之价值。对传统的冲击、破坏，辄由当时某些维护传统者所造成，而传统之路数，又为反传统者所承袭。这样一种悖谬性(paradoxi-cal)的历史发展，正是清末民初中国思想史最复杂又最具挑战性之处。海外学者之中，先从这样一个取向探讨清代以来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是余英时教授。其后虽和者影从，率多零星摘引，少有获其神者。沿此取向发扬光大，几年间写出两部力作者，乃台北之王讯森君。
王君的《章太炎的思想(一八六八一一九一九)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一九八五，以下简作《章》)已奠定其在海外中国思想史学界的地位。至其《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一九八七，以下简作《古》)，影响更大。去年美国出版了日本京都大学著名汉学家岛田虔次关于章太炎的论文集之英译本。译者为哈佛大学的弗格尔(Joshua Fogel)教授。岛田氏的文章原发表于七十年代，其中对中国近代反传统思想的兴起与尊孔之关系多有高论。弗格尔对此评价甚高，以为尚无他人如此系统地注意此问题。当弗氏于一九九○年尚延此说时，美国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Metzger)即在书评中提醒弗格尔：他尚未读到的王讯森对该问题的讨论，“其创见和洞识均超过岛田氏的见解。”
的确，王君二书不仅援引流行的西人著作毫不费力，且审慎又不觉牵强；更主要的是其分析实奠基于作者对清季今古文经学发展演变之深刻把握之上。且文章亦佳，辞足达其所欲言。一般近代思想史所见，多将反传统旗帜归于维新之康有为，革命的章太炎，以及魏源、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黄遵宪，乃至孙中山一类受西潮影响的口岸人物。这些人虽然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线之一，但其所窥西学，至多不过皮相，而其所受的教育及思想基础，实则仍是传统的。他们所得心应手的，实在也多是从传统中来。而康、章两人，又正是清末今古文经学的领袖人物。在不忽略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突出经学之演变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对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影响，是《章》《古》二书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恰好是过去研究中所不足的。
太炎所学博杂，一生思想数变，王君将影响章氏最重要的思想渊源分别归为：乾嘉朴学，晚清诸子学，严复转译的西学，以及佛学。更用太炎自述之“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两句概括其一生之思想历程。王君这番梳理分析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他一方面注意到时代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更能进入太炎各项思想渊源之中去把握其自身之变化。如俞樾领导的诂经精舍，虽是朴学之大本营，但作者却发见其兼包今古二家及兼治经学与诸子学之新趋向。又如太炎的社会思想，向与严复相左，且曾撰文不点名诟骂严氏。但王君之分析，发现“太炎早年的文章中，处处有着严复的影子”。(《章》，34页)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评析康有为章太炎为代表的晚清今古文家之争时，透过双方争斗的表面，看到太炎在攻击有为时，却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着康氏之思维方法。而太炎自己亦在与论敌的长期缠斗中，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自己的立足点，其思想竟渐离古文家数，不知不觉地“被论敌制约形塑成一个特殊的风貌。”(《章》，59页)
除了反满革命的一面，长期以来，章太炎多被视为传统与国故的代言人。章氏本人也确提出“复古”。实则不懂“古文家”的章太炎与早期古文家已大相径庭，“传统”主义者的章太炎所维护的传统，也与常人认定的“传统”迥然异趣。王君仔细剖析了太炎从早年尊孔到诋孔到晚年再尊孔的变化，强调太炎揄扬历代异端和将“六经”历史文献化对儒家传统的冲击。章氏早年之尊孔，是将其尊为天下之“共主”，到晚年再尊孔，则只是尊其为百家中一家，国故之一部。在王君看来，其实太炎本意，“复古”即是“提新”。太炎要复的古，即是先秦百家争鸣的古。故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而言，太炎本是反传统的。其复古与反传统，并无矛盾之处。
章氏对“六经”的新诠释剥去了其神秘外衣，“使六经的神圣性发生根本的动摇，也使由经见道，援道济世的千古大理想崩坠。”(《章》，236页)结果，章氏在古文经学的成就固然标帜着清代考据学的胜利，但悖论则是：它也正反映了传统经学之终结。可以说，“清代的古文经学是铸造了打败他自己的武器。”(《章》，236页)，而章氏流风所被，一个直接后果乃是其下一代之思想传人对传统的挞伐。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古史辨”运动，就与章太炎的反传统思想有着密切的承接关系，也是王君《古》书的主要论题。
近代西方势力叩关，中国士人在因应西潮冲击并维护传统的过程中，或纳西学于传统之“躯壳”中，或设图回归到更为“传统”的状态去，其目的虽不外使传统更有效地应付当时的变局，其手段却迥异。依王君所见：意图和手段，外在结构与内在精神之间的组合方式可以有千变万化。而过去习用之“新”、“旧”、“进步”、“保守”一类术语实不足以窥近代思想之全豹，而必须做更深入细致的解析。在同一“爱国、救国”之目标下，有人固以为爱国即抱陈守缺，而另一些人却以为非得“冲决一切网罗”(谭嗣同语)不可毕其功，只有以激烈破坏和激烈个人主义的手段才能挽狂澜于即倒。故破坏即救国，爱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古史辨”运动对传统之冲击，其激烈就远甚于太炎了。虽“古史辨”派提出的问题，在两千年来之典籍整理中不属鲜见。而其恰值此时酿成一影响巨大的学术运动，亦因时势使然。反面观之，时代氛围只是外在环境条件，而运动之勃兴，其主将顾颉刚等人之作用实属不可或缺。而其“层累造成说”正是“古史辨”的主导思想。
但是，层累造成完全可以释为无意的自然积淀，而顾氏学说之要旨却在其认定这一切均为战国到汉代有意的伪造。所以无须层层辨伪，只需一举推翻。依王君之见，这是“古史辨”派与传统考据辨伪的本质区别。只有把握这一特质，才能搞清除了崔述、章太炎、胡适及民俗学的影响外，顾颉刚这位“五四”学生的疑古学说之基本构架，实是依附于“旧派”的康有为所集大成的清季今文经学。所以王君《古》书以一半篇幅来解析康有为等今文家“本意尊圣”而终至“疑经”(余联源语)之悖谬性发展。这也是全书最见功力和最精采的部分。
王君在分析中，既借鉴前辈学人如大陆汤用彤、周予同和海外余英时的既有成果，又不时活用各派西人的思想方法，并沿今文经学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将清季今文家在返求孔子原典的目标下，始则全盘否定古文经之地位，将其一概斥之为刘歆集团为助王莽篡位所伪造。继而以微言方式遍解群经，更进而认为今文经亦皆孔子手造以寄托其王心，故其中史事亦不必有根据。康有为更以同理析诸子，以为其均系创教改制之作。而出土简牍亦皆为刘歆集团伪造预埋，结果是旧有典籍无一幸免于伪。今文家在处理经典与时代之“关联呼应”时只顾时代需要随意诠释，终至作茧自缚而陷入不拔之境。故章太炎早就断言：长此以往则“兰台历史无一语可征信”，而“后之人必有言之者”。二十年后，“古史辨”运动果然蔚然而兴。(《章》，52页)
王君二书对经学分析的字里行间，暗含着一个方法论的提示：即今古文不过是经学这一钱币的两面，虽相对而不必非势不两立不可。书之真伪应与书中所载史事之真伪区别对待。即使是伪书，其中亦可有真史料。(《古》，296页)进而言之，今古文经学本可以是互补而相辅相成的。由正面言，文字考据到一定程度，必引发对“微言”的新理解。而“微言大义”的阐发，亦常导引出文字考释之新方向，相得益彰，此其谓也，由负面言，任何两者之一走到极端，必重形式而轻内容，自损其价值，结果为对立面的兴起创造条件。西人治学，也是一派重基本事实，一派重诠释阐发。近年是后者颇占上风，虽新论迭出，渐亦现其“空”而失真的隐忧了。
问题在于，清季经学到了俞樾章太炎师徒之时，已渐有今古融合之势，诸子学的兴起，也暗伏打破儒家独尊而恢复百家争鸣的前景。太炎的“齐物”思想，不仅确认中外各家的存在价值，且为其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根据。彼时中国思想界，无疑正处于一个转化突破的临界点阶段。在传统已被破坏得体无完肤的情形下，五四诸人何以仍感到传统的压力而强调破坏的一面？并且似乎不援西学为助就不足以反传统？新文化运动在“德”“赛”二公的旗帜下进行，充分体现了五四诸人在可能是假想之传统压力下的无力感。援西学为助固然与晚清以来向西方学习这个潮流相符，但仔细观之，其援之西学多采皮毛而甚少深究。在此大潮流下，当时许多士人之思想可以说是数年一变，速者一年数变，而断失根柢。虽然求新求变，但总趋向离不开追随二字，甚少有所创造。而太炎的“齐物”思想，实属其时极少有的一个原创性思想体系。但太炎的弟子辈，无论是站在维护还是冲击“传统”立场的，对“齐物”思想似乎都不能欣赏。不仅当时，就是现在，像《章》《古》两著这样能标举太炎“齐物”思想的也属鲜见。这又是为何？本书作者在为我们梳理出五四反传统思想的传统渊源之时，也提出了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