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代表仁、义、礼、智、信等社会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则象征“精打细算”求取富贵。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我们今天最紧要的任务。
――涩泽荣一
对很多人来说，涩泽荣一（1840-1931）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日本，他家喻户晓，被赞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企业创办之王”“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同时他也是日本现代企业制度――株式会社的创始人。
从政期间，他曾作为江户幕府访欧使节团成员赴欧洲考察，1869年被日本明治政府任命为大藏省（财政部）官员，参与货币、金融、财政制度的改革与调整。1873年辞职投身于实业，创立了第一国立银行，后又创立涩泽同族股份公司，成为日本极具影响的涩泽财团，他参与创办的企业组织许多至今仍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他曾在自述中提到：“明治六年即1873年，我辞官投身于梦寐以求的事业以来，就与《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初为商人之时想到今后要以锱铢之利来谋生了，若在这个社会里我该有什么样的抱负才可以呢？面对人生新的历程：经商，我踌躇了，突然记起以前读过的《论语》，这是一本教导人修身行善处世为人的训言之书。《论语》既然是万人万事通用的教材，难道不可以用来指导经商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商人活用《论语》的处世箴言来从事经济活动一定也会如虎添翼，宏图大展。”
义与利是否矛盾
在企业经营思想上，涩泽荣一深受中国儒家精神的影响，他把《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在《论语与算盘》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便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忠恕之道。
他把《论语》中的财富观念进行了认真的梳理，纠正了人们对儒家财富观的误解，他认为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获取不义之财，也就是《论语》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他认为“义”与“利”并不对立，《论语》中所讲的道德标准与在企业经营中追求利益二者是相互促进的。“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得其所，发财致富。”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涯，近在咫尺。”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
士魂商才
不追求物质的积累和财富的增加，国家、企业和个人就都不会富足；而若想求得财富，就必须依据“仁义道德”用正当的方式获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创造的财富得以持续。
一个商人既要有“商”的智慧和才干，又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在涩泽荣一看来，《论语》恰恰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以道德为根基的。那些不择手段夺取他人利益的竞争，是一个具有真正商才的实业家所鄙弃的，即《论语》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反之，对产品不断创新、精益求精，靠正当手段获取商业利益则是正当竞争，是以“士魂”为基础的商才。离开“士魂”的商才，采取不道德、不诚信、奸邪的行为获取商业利益，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同样道理，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也必定很难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也将难以为继。因此，一个成功的实业家不仅要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不仅需要《论语》还需要算盘。所以他在以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作为自己经商的立足点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经营方式，实现了经济思想的创新和突破。他也因此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
涩泽荣一不仅是“士魂商才”概念的提出者，更是这一理念的忠实践行者。他在《论语》中体悟到了企业的经营智慧，而他的经营理念和主张也在实践中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所接受和创新，成为日本企业经营管理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