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刚过完元宵节,祖父就送我去上学。小学在本村，离我家不远。学校就一位老师，是本村的一位堂兄，二十几名学生。他看我个头矮，说这小不点，上什么学！祖父就求他，孩子都七岁了，就当管管水吧！老师就要我数二十个数，我一口气一二三数完了。老师拍拍我脑袋，行！我就上学了。其实祖父隔年已教我数过无数遍了，为此还挨过几次骂。这次初试，当然能顺利过关。
学校是我村里的祖堂。北面墙上，赫然有“天地君亲师”的字迹，下面条案上有神龛、香炉、烛台之类的器物。堂兄是本村人，大概也不敢对祖先有不敬之举，所以一直保留着。但这不妨碍我们的学习和玩耍。
其时读书也就两本书：语文和算术。记得语文第一篇是毛主席像，下面一行字：毛主席万岁。老师没有教过笔画和笔顺，就要我们每个字写十遍。那个“席”字和“岁”字多难写啊。“席”字中间的笔画胡拼乱凑，“岁”字一不小心就写成了“发”字，那简直是政治问题。好在阶级斗争不对孩子们怎么样，但老师的教鞭却不饶人。最怕老师课堂上批改作业，教鞭架在作业本上，谁能保住它什么时候不打在我们头上或手心上啊，那可是他耕田时打牛的鞭子！
算术相对简单些，二十个数字教了整整一个学期。但反来复去的加减运算也叫人头疼。偏偏老师教学又让人摸不着头脑，他问：4+7等于几？我答：11。老师扬着教鞭：对吗？我赶紧答：13！“啪”，头上挨了重重一击！最终弄清还是11时，我都想砸他家的锅了。
最是农忙时季，是我们的节日。老师要在小队里双抢挣工分，无暇顾及我们，每天来教室一回，叫我们读书。于是我们大声地从第一课齐读到最后，又从最后读到第一课。累了，就说笑打闹，遍堂追逐。往往较弱小的挂彩了，老师回来后报告，牵出一串事来，罚站的罚站、挨打的挨打，教室里一片哭嚎！但我们不计较，后来每每如是，老师可能双抢累了，也可能厌烦了，懒得深究。
难得一上的军体课，老师哨子一响，我们欢呼雀跃倾巢出动，蜂拥到祖堂门前的稻场上，排队练习前后左右转、齐步走之类的项目。这时，老师手持教鞭，俨然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把我们羡慕得不行。还有赛跑。稻场小了，老师就安排我们到村里巷子里跑。两人一组，男女搭开。老师一声令下，我们撒开脚丫就跑，两旁伙伴扯嗓子喊加油，我们更加拼命，再累也不后悔。有一次，同伴苟枝在奔跑中一不小心把王妈刚孵出来的小鸡给踩死了一只，自己也摔了个鼻青脸肿！其时小鸡小猫在农妇心目中可金贵呢。王妈就在吃午饭时找到苟枝家，非要他妈赔只小鸡不可，两人理论、争吵了很久，苟枝妈还是赔了。没想到苟枝妈并没罢休，第二天上课时，她找到了我们教室，气汹汹手指着老师的脸骂了开来：你一年到头，风不吹雨不淋，吃得没事叫孩子跑什么跑？你教的几个字也让孩子跑丢了！论辈分，她比我们老师大。当着孩子们的面，老师没有还口，脸色气得红一块白一块的。事后我们都责怪苟枝，他累累伤痕的脸上，比哭还难看。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赛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