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成为一种新流行病时,作为“美国现有的两位目光最敏锐的论文家之一”的苏珊・桑塔格,在她1989年写下的《艾滋病及其隐喻》一书中指出:“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耻辱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①20年后,同样作为女性作家,温燕霞潜心创作推出的中篇小说《夜来香》(《百花洲》2009年第1期),以她敏锐的触角,切实的感受、批判的精神,通过发生在主人公孙为杰――一个不幸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上的种种遭遇,对强加在艾滋病之上的种种隐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批判、细究,并希望通过这种对艾滋病隐喻意义的批判,唤醒国家、社会以及公众改变对艾滋病的歧视和偏见。
艾滋病病毒被发现26年来,已在全球夺去生命2500多万,死亡人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2倍,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尚有3300万人。然而,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以现代文明和高科技引为自豪的当代人类,在艾滋病的挑战面前,仍然显得那么脆弱无能。“来自无数方面的事实和信息证明,艾滋病之所以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向整个人类的生存挑战,并不是因为病毒本身的强大和顽固,而主要是社会和人性中存在的各种弊病提供了这种病毒蔓延的环境和条件。”②
那么,这种人性中存在的弊病是什么呢?仔细想来,正是苏珊・桑塔格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中所指出的人们对包括艾滋病在内的各种疾病所给予的隐喻意义。“堆垒于艾滋病(及其患者)之上的隐喻更像是一场灾难――是的,正如它给人类所带来的。艾滋病是大瘟疫的复活,是一场毁,一场罪。”“身染污名,万劫不复,疾病的确认决定了他们身份的终结――被社会抛弃。”③
《夜来香》通过主人公孙为杰感染艾滋病病毒前后的经历、孙为杰本人及周围的人对艾滋病的反应,多层面、多角度地对人们强加给艾滋病的隐喻意义进行了文本的描述,并通过这些与社会现实的高度贴近和极度吻合的描述,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具有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强加在艾滋病身上的隐喻意义,由于广泛流传和深入人心,使得受害者本人和他的内心对艾滋病有着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和罪恶感。《夜来香》对这一点的描述可谓是着墨最多,刻画得也最深刻。小说里共出现了三个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分别是主人公孙为杰、小风和宝莉,作品中这三个人既是艾滋病隐喻意义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这种隐喻意义的传播者,当他们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无一例外地都给自己打上了罪恶的标签,当疾病确认时,也就是抛弃自己之时。主人公孙为杰在确认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后,从他的潜意识里,就认为自己是堕落和下贱了:“看到这儿,不用说你也明白,我被小风传染了艾滋病。对,我现在是个艾滋病感染者。你该鄙视我了吧?其实我也鄙视自己,我这是‘一贱到底’啊!”“我当时除了仇恨小风外,立马意识到悲剧真正的根源还在于自己的卑劣。”
这种堕落和下贱的感觉,不仅表现在孙为杰一人身上,宝莉在得知自己被感染了艾滋病后,也自然地把自己归入了堕落和下贱的行列。当孙为杰得知宝莉为了报复社会、每次做爱后都要咬破男人的舌尖或嘴唇,气不打一处来,猛地扇了宝莉几个耳光时,宝莉讥讽地对为杰说:“好,好,打得好。你有种,你勇敢,你高尚!你他妈的演戏给谁看,你骗谁呀?什么救人受伤感染艾滋病,你就是和那个贱女人操×操出来的病!”
堕落和下贱,正是人们强加在艾滋病身上最为原始的隐喻意义,它使得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都有着一种强烈的罪恶感和耻辱感,从而都认为自己即将被社会抛弃,因此,无一例外的,每一个感染者或者患者,在疾病确认时,第一个念头,除了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外,便是疯狂地报复他人,报复社会。《夜来香》以孙为杰确认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后的自杀开始,“不,我不是开玩笑,我目前正在自杀”,“是啊,那个折磨了我两个月的秘密,今夜终于要随着我生命的终结而消失了,这让我通体轻松”。而当宝莉确认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尤其是很快又成为艾滋病患者后,便是对社会的疯狂报复:“为杰,你想不出男人有多贱,这二个月,我枪毙了一百多个男人!”
冰冷的艾滋病隐喻毫不顾惜患病个体的脆弱性,无情地渗入现代公众话语中,并在国家伦理、政治语境中成为一柄无往不克的利刃。④因此,《夜来香》对艾滋病隐喻意义的批判,最重要的还是通过社会人群对艾滋病感染者或是患者的强烈态度来表现的。孙为杰公布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就像引爆了一个特大当量的炸弹,在原来平静的社会大海中引起轩然大波。而其中反应最快的居然是掌握着国家话语权的政府部门,他们在得知孙为杰感染了艾滋病后,专门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逐个对我发表了激烈的抨击言论,奇怪的是,却没谁想到要安慰我一下”。
孙为杰感染了艾滋病的消息传开之后,第一天上班,门卫大爷、单位同事,甚至原来关系很好的朋友,对他是如避瘟疫,好像艾滋病毒只凭笑容与目光就能传染一样,接班的同事戴上了手套与口罩,还有的打扮得像防化员,带了酒精、棉球和消毒喷雾剂。更为夸张的是,孙为杰“办公室的大幅彩照被人用红笔打了个巨大的×,旁边挂着条刺目的横幅:阿杰,请远离我们!还我们一个安全的办公环境!”
不但如此,当天晚上,孙为杰租住的房子也被曾经视他为儿子一样的房东吴姐给收了回去,“下晚班后已是子夜,吴姐却没睡,整栋楼的人都没睡。他们聚集在巷子口,集体驱逐我”。这种集体性的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采取的行动,正是自古以来我们对疾病给予一种隐喻意义的传统继承。不论是癌症、艾滋病、结核病,还是其他疾病,都或多或少被视为“对那种客观存在的道德人格的应有的惩罚。”⑤此种现象于现代艾滋病患者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才会有吴姐对孙为杰的一句看似痛心的话:“造孽哟,你这么好的孩子,怎么会得这种脏病哟!真是的!”
《夜来香》在揭露艾滋病的隐喻意义所带来的危害性上,可谓是不遗余力。在文学表现手法和语言的使用上,温燕霞一改其擅长的细腻温婉的笔触和追求优美意境的散文化写作手法,而是更多采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白描式的表现手法,非常直白地向读者展示了在艾滋病隐喻意义的作用下,艾滋病患者所要承受的来自社会的一种危险的断论――患病的责任归之于患者本人,这“不仅削弱了患者对可能行之有效的医疗知识的理解力,而且暗中误导了患者,使其不去接受这种治疗”。⑥从而导致了艾滋病感染人群在无助中的绝望,并对社会产生敌视和报复情绪,这也正是20多年来艾滋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的最大的原因。
但是,《夜来香》却以其出人意料的结尾,以主人公孙为杰最后时刻带宝莉回家的情节,表达了对艾滋病隐喻意义的最有力的批判。孙为杰的觉醒,其实自他第一次真正自杀,被母亲用爱心呼唤回来时,就已经开始了。他不想就这样死去,除了是对母亲的一种救赎外,其中更多的也许是来自他内心的对艾滋病隐喻意义的一种天然的反抗,因此,才有此后他一系列的动作,向社会公布自己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份、开办红丝带爱心热线节目、创办红耳朵酒吧、出版自传《我,艾滋病患者――一个男主播的私密日记》等,这一切无疑是对艾滋病隐喻意义的一种最好的反击。而孙为杰觉醒的最终也是最高的一个标志,是小说最后,孙为杰面对已经发病并疯狂报复社会的宝莉,没有答应她一起殉情的请求,而是选择了活下来,并把宝莉带回家。
因此,《夜来香》最大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其对艾滋病隐喻意义的批判上,它带给我们最有价值的一点在于,主人公孙为杰冲破艾滋病隐喻意义重重包围之下的觉醒与人性的回归,这不但让我们于黑暗中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看到了人性冲破隐喻桎梏所带来的光明,同时,也让人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类“在医学科学还没有能够最终战胜艾滋病病毒之前,首先要战胜的是人性中的弊病”。⑦
注释:
①、③、⑤、⑥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艾滋病及其隐喻》。
②、⑦夏国美《艾滋病防治:战胜人性中的弊病》,《文汇报》2002年12月02日。
④《总有一种隐喻要让血流成河――评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一痞了之2005年1月13日发表于msn小说频道红袖添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