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祚明（1623―1674），字胤倩，号稽留山人，浙江仁和人，是清初诗人兼诗文选家。朱自清先生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有感于“大家都忽略了清代几部书”，其中就提到了陈祚明的先唐诗歌选评本《采菽堂古诗选》。
一
关于陈祚明生平及诗文评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稽留山人集》引《浙江通志》语，仅称其“博学善属文，以贫�书京师，殁于客邸”。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中考订出他的生卒年、由浙入京时间及与龚鼎孳、王崇简的交游等。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复征引阮元《两浙轩录补遗》及吴振�《国朝杭郡诗辑》等予以补充。而据陈祚明的诗集《稽留山人集》（原名《敝帚集》），其家世、性情，尤其是寓京十九年的交游，以及诗文评选工作的一些具体细节则仍有再缀述的余地。该集系祚明顺治十二年（1655）入京后历年诗作，于诗人去世后三年，由同乡王崇简、严沆、陆嘉淑等作序，其弟陈康侯刊行。祚明入京前的诗文集《拟李长吉诗》、《前集》、《床头集》等均未曾付梓。
祚明生于业儒之门。其父陈石耕为学瓣香朱熹、罗钦顺等宋明理学家，平生志于著述，却始终科场失意。祚明兄弟四人受家学的熏染，亦以忠孝为出处大节。据祚明《忆昔行赠黄商侯佥宪》，明亡前夕，他曾与长兄玄倩并诸友人聚集扬州，诗云：“岁在癸未（按，即崇祯十六年）公车集，广陵城下停轮蹄。相逢南人望北关，意气一一凌虹霓。……是时中原已破乱，饷匮兵骄天子叹。上策不收各复归，少闲邦社俄崩散。烽尘四合几人留，贵贱存殁轻云浮。”再现清兵攻破扬州、明朝崩溃、生灵涂炭之可叹图景。诗人面对社稷倾覆，一种歌哭淋漓又回天无力的悲壮心情，由此可见。不久，任侍御之职的玄倩在抵御清兵渡江时殉难，祚明与另外兄弟二人均以遗民身份入清。由此可见，陈氏一门的选择，和当时江南许多抗清志士并无二致，但其家学家风的影响却至为关键。
祚明为人，颇有才略豪情。其门人翁嵩年《采菽堂古诗选》序称，明亡后陈祚明偕母隐居，被故人胡兆龙、严沆邀请入京，“�被奚囊，从两公游”。在他眼里，其师虽一介寒士，但“才情风发，赫然倾动朝野，踏门授刺者踵相接也。且胸次洒落，议论飙举，掀髯一笑，尝屈其座人”。王崇简亦称祚明“虽未履仕籍，而筹时之略实多谟，士大夫争下榻焉”。应该说，在当时京师诗坛，祚明诗酒遨游于公卿之间，也算一位身份特殊的布衣名人。1672年冬，以历时九年编刻《宋诗选》出名的吴之振，携带几十部《宋诗钞》自费入京，遍送文坛名人巨子，祚明也在其中，即为一证。而祚明极强的人伦忠厚之情，则给陆嘉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回忆北游燕京时，曾宿于祚明处，亲见其白天“从客酬对”、夜阑“篝灯著书”的劳苦，亲闻其“吾家数百指待吾以具糜，不敢复恤吾身名以处于此”之辛酸剖白。在陆嘉淑看来，这种“为劳人、为志士”的忠悃之心，亦皆“根柢于石耕先生之学”。
的确，对陈祚明而言，弃隐入京主要是为生计虑。在京十九年间，他孤身辗转就馆于严沆、胡兆龙府中，�书卖文聊以给食全家，所谓“我缘乞食走京华”（《燕山遥哭二小侄》），其勤勉劳顿远非“赫然倾动朝野”之光华所能遮掩。除了应酬之作外，《稽留山人集》也逐年记录了他流寓京华的苦乐忧辛，让我们读到了诗酒酬酢之外的失意与忧伤。如作于辞世前的《偶吟十二首》，可谓诗人后半生的总结，他将自己的景况比作漂泊夔门的杜甫、乞食的陶渊明、滞留北地的庾信（其一），饱历深窥世情真伪的强作隐忍（其九），混身清浊的无奈（其七），更有一介布衣“立功吾岂敢”、“惨淡经营就，能令饱肉糜”的自嘲自解（其六）。在这些文字里，我们体味到祚明“胸次洒落”背后那真实的内心世界。
二
由于长期流寓燕地，祚明与往来京邑的文士交游甚多。有王崇简、龚鼎孳这样最早一批仕清的明臣，顺康之际京城诗坛的名公耆旧；也有宋琬、施闰章等清初科举入仕的诗坛新辈。祚明入京不久，即与严沆、施闰章、丁澎、宋琬、张文光、赵宾诸人诗文唱和，有“燕台七子”之称，重张明七子文学复古旗帜。
颇有意思的是，陈祚明与当时或后来有宗宋色彩的王士祯、叶燮、吴之振、朱彝尊等，亦多往来。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周容的友谊。据《清史列传》，周容明亡后弃诸生，放浪湖山，狂歌恸哭，杂以诙嘲，世比之徐渭。他曾被举荐博学鸿儒科，但以死力辞。陈、周二人在出处选择上甚为投合。周容诗歌出入杜甫、梅尧臣、陆游，深为晚年钱谦益推赏，并得其指点。钱谦益论诗承公安余绪，力掊前后七子与竟陵派，对康熙中期宋诗风的炽盛影响非浅。据《稽留山人集》，陈、周二人酬和甚勤，而且私交甚笃。周容《春酒堂诗话》中很动情地回忆他们切磋诗艺之往事，称“陈胤倩诗，主风神而次气骨，主婉畅而弃宏壮。尝指责少陵诗，目为枵句，如‘乾坤’、‘万里’诸语。余笑曰：‘君奈何又有“乾坤一布鞋”之句耶？’相视大笑。忆此在己亥（按1659）春慈仁寺雪松下，今成畴昔矣。录及为之潸然。”因为他们都不满王世贞、李攀龙论诗独崇气势宏壮，故连带批评杜诗中的类似特点。可见在论诗方面，两人颇有契合。这则文字，足显两人友谊之深厚，而这份友谊似乎也更像是一座诗学桥梁，通过它，祚明完全可以辗转获知钱谦益的诗学，并将它吸收进自己的诗学体系中。所以，他在《采菽堂古诗选》“凡例”中明确提出“会王（王世贞）李（李攀龙）、钟（钟惺）谭（谭元春）两家之说，通其弊折衷焉”，则不仅出于对明代诗学之反思与调和，似与上述交游经历亦不无瓜葛。
在京期间，诗文评选是陈祚明的重要文学活动。选诗范围自汉魏、六朝、唐，迄明代李梦阳、何景明、边贡、李攀龙、王世贞、谢榛诸人，与其诗学的复古倾向相呼应。评选从1659年夏开始，1661年秋返乡一度中断。南归期间有《寄怀施愚山》诗，云：“懒慢幸能文选定，何时却寄待删修。”可知施闰章也关注着这项工作。但各选分别成于何时，则难以断定。至于《采菽堂古诗选》，据1665年祚明《赠山阴姜铁夫处士》诗“我删古诗亦未成，升斗为重笔为轻”可知，评选尚在进行中。但至少在1672年之前即已大体完成。因《采菽堂古诗选》卷一三“陶渊明”题辞云：“始选舍置十许篇，及后覆阅，又登七首于续集。壬子（按即1672）冬又览一过。公诗自成千古异观，……无一首可删也。”据翁嵩年《采菽堂古诗选》序称“此编向存宛委书库，山人考终时检以付嵩”，可见在祚明生前尚未刊，直到1706年，始由翁嵩年序刊。这也是祚明唯一刊行的诗文选本。
三
陈祚明诗学思想主要见于《采菽堂古诗选》的凡例及诗人题注与评语。全书四十卷（补遗四卷），以明代冯惟讷《古诗纪》为蓝本，精选诗歌四千余首。它是一部在汉魏六朝诗史、诗人及作品批评方面极有特色的选本，与明代中后期以来出现的一批汉魏六朝诗歌总集与选本相比，其最大特色就在于极大提升了选本的批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凸显选本的辩体眼光及诗史品格。选目上，有鉴于《昭明文选》的过严，《古诗所》、《古诗纪》的过滥，以及《古今诗删》、《古诗归》的过于主观，陈祚明在收诗范围上力求博且精，自汉至隋，“无�旨，有美必录”，以客观呈现诗史的全貌。体例上，出于“审其源流，识其正变”的辩体需要，以时代为线索，作者为单元，“辨风气以时，辨手笔以人，第各次人代”，这样不仅能俯视诗史全貌，诗史演进之趋势亦可赫然在目。
陈祚明还提出了“时各有体，体各有妙”的崭新诗史观，不仅考察体格高下之流变，亦强调“时体”的历史意义，眼光通达而平允。如“阴铿题注”云：“后人评览古诗，不详时代，妄欲一切相绳。如读六朝体，漫曰此是五古，遂欲以汉魏望之，此既不合；及见其渐类唐调，又欲以初盛律拟之，彼又不伦。因妄曰六朝无诗。……不知时各有体，体各有妙。况六朝介于古近体之间，风格相承、神爽变换中有至理”，“夏造殷因，不可指周文而笑夏质，执夏质以废周文也”。他对六朝重要诗人，如沈约、萧纲、何逊、阴铿、庾信诸人均客观评价，完全突破陈子昂以来，至明七子对六朝诗的一概否定。即便是宫体诗，除了辩其“汉魏前型，荡然扫地”、“在篇咸琢，靡句不雕，起结罕独会之情，中间鲜贯穿之旨”的体格之变，同时亦指出作为一代诗风，尽管性情苍白，但毕竟“梁、陈所尚，雕辞于态。此而不足，更何观诸？”这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褒贬，而是从客观诗史角度，承认其认知价值。可见，他是从诗史的宏大眼光选诗，与严格的“格调”论辩体不尽相合。这样一部诗歌选本，其性质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总集，而是具有更高目标的诗史“实录”。
其次，体现诗歌评选的文本鉴赏功能。陈祚明认为：“《文选》注，虽更六臣详故实，不究作者之意，如十九首、三曹、嗣宗、元亮及他家咏怀杂诗，言稍微者旨晦矣。学者习其读而昧其情，撷其辞而已。且诗所以佳，各有处，如吾前所云致于工之路者，曾不之及，将故实为佳乎？”所以，他着重从“情与辞”着手，分析作品的情感意蕴与艺术表现，旨在为读者探寻作品佳境指点路径，并表现出相当敏锐的审美感知力与通达稳健的作品批评旨趣。
因为“常虚其心，窥探作者之意，设以身处其时与地，思其所欲言”，所以他常能发人所未发。如《古诗十九首》“题辞”云：“《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为尽也。尽言之则一览无遗，惟含蓄不尽，故反言之，乃使人足思。……《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明清二代，“古诗十九首，解者无虑千百家”（李调元《雨村诗话》语），陈祚明却能在文本涵咏中读出一份独特感受，且这份理解又是从自身类似境况中悟出，所以能深叩其中三昧。这种重情感、重与作者对话、重身心感受，与传统“知人论世”不尽相同的批评倾向，与明代辩体批评兴起，且过于偏重诗歌形式审美与品评，相对忽视作品意蕴及感染力相比，显得颇异其趣。重新将“窥探作者之意”置于批评的中心，无疑是对辩体批评模式的完善与充实。
再次，自觉的学术批评意识。冯惟讷所辑《古诗纪》中，选录了不少历代汉魏六朝诗歌批评资料，但对前人观点未作然否。陈祚明受此启发，在各选目的题辞部分，选录前人的评论，尤其是钟嵘《诗品》各条，几乎全文照录，然后针对某些“经典”论断，揣摩深究，提出自己的意见，对一些“常识”生出新的思考来。如论曹植之“才”、潘岳之“情”、谢�的“篇末多踬”等，对钟嵘观点或申论，或反驳，在相关命题上形成了一种学术史“批评之批评”的延续。
陈祚明将纠正格调派独尊盛唐诗歌的偏狭，作为编选《采菽堂古诗选》的一个重要意图，所谓“今为近体如不读古诗，见不高，取材也狭隘。……予亟表古诗、示准的，学者游息其中，譬寻河得源”，目的是贯通汉唐诗史，为习诗者提供一部具有参照意义的古诗读本。这一做法，对后来沈德潜的《古诗源》很有启迪。谭献《复堂日记》称：“阅陈氏《采菽堂古诗选》，气体博大，以情辞为识志，所见既正，说谊多入深微。”是为知言。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