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新派武侠小说,延续了明清章回体小说的传统,梁羽生、金庸等均是驾驭古诗词的高手,两位的古文造诣实不分上下,故而才有了这么一则有趣的梁羽生与金庸暗中较劲的故事。
梁羽生招招攻心,直击要害
要说起这事,必须从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艺》创刊号的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说起。
《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为署名“佟硕之”之人所作。以往有人以为这是金、梁二人老友罗孚的笔名,可一直到1988年柳苏(罗孚)在北京《读书》月刊写《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才说出真正的执笔者,就是梁羽生本人。
这篇文章比较金庸、梁羽生作品的异同,也分析了二人的优缺点,持论大致客观平允。例如说金庸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则有浓厚的中国“名士气味”;虽然二人都“兼通中外”,但金庸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而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虽然同属“新派作家”,但金庸的故事情节变化多,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之妙,而梁羽生的写作手法则比较平淡朴实,虽有伏笔,却不够曲折离奇。可是,在客观公正的比较外也不乏泄露感情的偏颇,文中不但从武、侠、情等方面批评了金庸,认为金庸写武功有时候过于离奇怪诞,写侠义有时候不辨忠奸正邪,写爱情有时候不顾是非礼义,而且,在谈到二人的文字风格时,佟硕之一方面肯定自己(梁羽生)的旧文学造诣,说能用旧回目、能写诗词的武侠小说作家愈来愈少,说自己对诗词的运用,是够水平的,一方面却对金庸的小说,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下列批评:
金庸很少用回目,《书剑恩仇录》中他每一回用七字句似是“联语”的“回目”,看得出他是以上一回与下一回作对的。偶尔有一两联过得去,但大体说来,经常是连平仄也不合的。就以《书剑恩仇录》第一二回凑成的回目为例,“古道骏马惊白发,险峡神驼飞翠翎”,“古道”、“险峡”都是仄声,已是犯了对联的基本规定了(《碧血剑》的回目更差,不举例了)。大约金庸也发现作回目非其所长,《碧血剑》以后诸作,就没有再用回目,而用新式的标题。
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
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就是指《射雕英雄传》中女主角黄蓉与“渔樵耕读”中的樵子唱答《山坡羊》一事。樵子所唱的三首《山坡羊》曲子,以及黄蓉所答唱的那首,正是引自前人的作品。前者出于张养浩,后者出于宋方壶,二人俱为元代散曲的名家。据佟硕之的考证,《射雕英雄传》 最后以成吉思汗之死而结束,成吉思汗死于公元1227年8月18日,因此黄蓉与樵子唱答《山坡羊》之时,成吉思汗应该还在人世,时间当在1227年以前。然而,张养浩出生于1269年,宋方壶更在张养浩之后,试问黄蓉如何识唱元曲?
佟硕之不仅紧紧捉住这个“宋代才女唱元曲”的“缺点”不放,而且进一步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多有针砭:
老实说……写黄蓉的才华,我是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的。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但这么一来,就损害了他所要着力描写的“才女”了。岂不是令人惋惜。金庸的武侠小说流行最广,出了常识以外的错误影响也较大。所以我比较详细地指出他这个错误,希望金庸以后笔下更多几分小心。
金庸自谦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事实上,小说创作中引用前人的诗词,是不是考据得这么严格,尚有商榷的余地。金庸对于佟硕之(梁羽生)的批评,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梁羽生和金庸曾是香港《大公报》的同事,志趣相投,彼此非常熟稔。此次梁羽生化名写的这篇共二万字的文章,招招攻心,记记击中了要害。而金庸应编者罗孚的邀约,却只在《海光文艺》第四期,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来作回应。他自谦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只要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他之所以写武侠小说,只是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而已。文中他很含蓄地对梁羽生的批评,提出了辩驳。他说:
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戏、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生命,或是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
这些话,可以说都是针对梁羽生的批评而发。梁羽生一向认为主题应该非常鲜明,前后一致,要扣紧历史,反映时代,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写武功,不宜太离奇怪诞;写侠义要写典型英雄,形象鲜明;写爱情要发乎情,止乎体。这些要求,大概没有人反对,但写起来恐怕连梁羽生自己也不容易做得到。即使做得到,也难以感动读者,引起共鸣。《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发表时,金庸的《天龙八部》尚在连载之中,书中的“六脉神剑”,剑气可以杀人,已足够令梁羽生匪夷所思,可以想见金庸后来所写的《笑傲江湖》中,像“吸星大法”之类的武功,甚至像令狐冲、东方不败之类的角色,一定更让梁羽生无法接受。而被称为金庸武侠小说封笔之作的《鹿鼎记》,主角韦小宝不会什么武功,人在正邪之间,情出绳检之外,更可谓是颠覆了武侠小说以武功为主的传统。这与梁羽生的观念都是背道而驰的。金庸以为写武侠小说,不必陈义太高,“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而应该生动活泼地去“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即使这个角色亦正亦邪,个性复杂,充满矛盾,也一样可以感动人,令人赏心悦目。无疑,这种看法和港台五六十年代以后崛起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的观念是一致的。金庸变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也变成了他们模仿效法的对象。
古龙在《长生剑》的代序《关于武侠》一文中说:“武侠小说不应该只求诡奇神怪的情节,作者应该求新求变,转而描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古龙及60年代以后大多数的港台武侠小说作家,通常强调的是人物与个性,而非武功本身,他们不用联句回目,不多运用旧诗词,甚至不再注意故事与历史的结合,无朝代可记的作品多的是,而这个转变,金庸是一大关键。更明确地说,自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等书不用旧回目,改用新形式而获得读者热烈的回应之后,后来的作者可能是避难而趋易,也可能是迎合时代的潮流,多已舍旧而用新了。
有时候,小说就是小说,不必用做古典文献研究的功夫去苛求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