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诺贝尔委员会2003年10月10日在奥斯陆宣布，将2003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伊朗妇女希林・伊巴迪，以表彰她为民主和人权，特别是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所作出的努力。 由于诺贝尔和平奖具有崇高的国际威望和深远的国际影响，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它一直是国际上各种政治势力觊觎、角逐的政治目标；同时，也是如英、美、苏、法等一些大国为了防范和平奖落到对立的政治势力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心病。为此，各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游说、贿赂到威胁、恫吓。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确实也不尽公平、独立，为人诟病之处多多。根据近年来解密后曝光的档案材料，人们不难看出，以英、美、法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利用和平奖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在冷战当中和冷战之后，更是以和平奖为武器来制造舆论，打击对手；同时，又千方百计阻挡别人利用和平奖来对付自己。
甘地为什么落选?
甘地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始作俑者，也是20世纪和平理念的最重要的缔造者。因此，他从1937年起就连续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是，英国人却千方百计不让给甘地授奖。原因很简单：在这个节骨眼上给甘地颁奖，无异于正面肯定和鼓励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于是英国凭借着它跟挪威千丝万缕的联系，运用各种方法影响诺贝尔委员会，千方百计阻挠甘地得奖。
1947年，甘地领导印度人民经过长期的非暴力抗争，终于赢得了独立。此时，他的声望如日中天，得奖可说是众望所归。因此，挪威国会议员再次提名甘地为该年度候选人。然而，由于挪威同大英帝国不但在皇室和文化传统上有着共同历史渊源，二战中，挪威流亡政府还曾迁往伦敦，得到大英帝国的庇护。此外在1946年，挪威前任外交部长赖伊更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力挺，当上了首任联合国秘书长。当时的挪威，对英国可说是言听计从。由于这种背景，这些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不愿意甘地甚至反对他得奖，自然就是意料中事。
当时，为了防止甘地得奖，英国人机关算尽。例如，他们在和平奖评选前，在英国《泰晤士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由路透社自印度发回的报道，题目是《甘地先生准备向巴基斯坦宣战!》，肆意歪曲报道甘地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竭力让人相信甘地已经放弃他提出并坚持了几十年的和平立场，准备对巴基斯坦决一死战。果然，10月30日，诺贝尔委员会最后一次开会讨论决定，把奖授予一个总部设在英国的“教友派”。
共产党员科伦泰功亏一箦
在诺贝尔和平奖百余年的颁奖历史中，它从来没有被授予给任何来自共产党的候选人。尽管斯大林在1945年曾被提名，但并没有入围。惟一的例外，就是科伦泰，她曾入围1946年和1947年的和平奖，并且直至最后一刻才被排挤出去。
二战爆发后，斯大林利用科伦泰早年积极从事女权运动而在西方国家享有的崇高威望，委派她出任苏联驻瑞典大使。当时的瑞典虽然表面中立，实际却跟纳粹德国暗中调情。因此，同盟国便纷纷利用跟瑞典的关系，或刺探德国的机密，或跟德国做政治交易。在1940年至1944年间，科伦泰在苏联同芬兰的谈判当中促成了后者倒戈，为苏联最后赢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科伦泰的被提名，还跟挪威工党在战后第一次执政有很大关系。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正在形成，挪威工党正奉行一项新的“架桥”外交政策，企图沟通东西方，借和平奖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于是，科伦泰得到挪威工党的支持，工党在诺贝尔委员会的委员特兰迈尔跟科伦泰也交情匪浅：早在1915年时，他就曾经为在北欧从事俄国革命工作的科伦泰及其他俄罗斯社会主义者提供落脚点，后来特兰迈尔因此坐牢时，科伦泰还带着鲜花到监狱里慰问过他。由此，特兰迈尔接连两年在委员会里强力推荐科伦泰。但由于工党的“架桥”外交政策得不到英、美的支持，在外力的介入下，科伦泰最终没有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克格勃强力阻挡萨哈洛夫获奖
诺贝尔委员会有一套严格的保密制度，以确保每年的得奖人在宣布之前对外界严守秘密，造成轰动效应。尤其是在冷战期间东西方两大阵营紧张对峙的时候，这种保密措施更属必要。然而，苏联克格勃却无时无刻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随时防范西方国家利用和平奖来支持苏联国内的政治异议人士的阴谋。
1975年8月，克格勃通过确切消息来源获悉，该年度的和平奖将授予克格勃最为头痛的人权斗士萨哈洛夫。
为了阻止西方国家的这一“反苏挑衅”得逞，苏联克格勃驻奥斯陆的负责人铁托夫立刻开展工作，但收效甚微。于是，当时的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不得不亲自出马，领导成立一个专门小组，拟出《关于消除授予萨哈洛夫和平奖政治理由的综合计划》，力求扭转挪威的舆论导向。根据这一计划，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发出训令，要求驻挪威、瑞典、芬兰、丹麦，英国等五国的苏联使馆人员，动员他们在这些国家里够级别、有分量的朋友公开发表文章，批判某些政治势力企图通过授予萨哈洛夫和平奖来达到破坏欧洲缓和的阴谋；组织一场运动，反对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影响西方的媒体；广泛散布一封克格勃伪造的：由臭名昭著的智利大独裁者皮诺切特给萨哈洛夫的祝贺得奖的信件；诬蔑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萨哈洛夫勾结，动员阿拉伯国家舆论抗议授予萨哈洛夫和平奖。
但是，一来由于时间过于仓促，使得这个庞大的计划流产了。二来它低估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用人权问题和军备竞赛来搞垮苏联的决心。1975年度的和平奖，终于还是授予人权斗士萨哈洛夫，由此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1978年5月，克格勃再度获悉，诺贝尔委员会将再次授予和平奖给苏联的另一异议人士――被判七年监禁、五年流放的物理学家乌洛夫。这一回，克格勃驻奥斯陆情报站人员决心坚决粉碎这一阴谋，这次负责的是马卡洛夫，他跟挪威工党里的那些重要负责人打得火热，并婉转地向工党领导人表达了“希望挪威政治领导人努力发展挪苏两国双边友好关系以确保挪威的国家安全”的意思，不希望授予乌洛夫和平奖。
与此同时，由于1978年中东和谈取得重大突破，所以当年的和平奖理所当然地应当授予和谈有功人士――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
从以上曝料不难看出，诺贝尔和平奖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曾经不只一次地改变了它原来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