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拍全家福照片，在五十年前我就做过，可是，那时要做这种好事真难啊! 春节前夕，贵州省文化厅组织摄影家下乡为农民免费拍摄“全家福”，我得知后高兴地报名参加。
元月13日，零下二度，雪花飘飘。大清早，我们准备好设备，从贵阳驱车前往黔西县太来彝族苗族乡。到了乡政府，乡干部带领我们去芭蕉村，村干部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群众后，很快传遍全村，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少穿着新衣来到拍摄现场。他们说，这里离县城四十多公里，全家老少要去拍一回“全家福”太困难了。
82岁的夏凤英老奶奶，穿着新衣戴着新帽，在外孙女陪伴下，拍完全家福，还要求拍张肖像。拍完后，我们立即在自己带去的设备中印出照片给了她，她看后高兴得流出了热泪。
有一户苗族人家，要穿本民族节日盛装拍照，我们等候一个多小时，全家老少才穿好，在他们刚由茅草房改建的砖瓦新房前拍了“全家福”。……
由于村民们争先恐后地要求拍照，我们忙到下午两点过才吃中午饭。村民们围拢观看着各家的照片，你一言，我一语，赞扬这个活动。把一百多幅照片打印完送给各家各户后才回家。有位干部激动地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等我们把村里建设好，修建起鱼塘后，请你们来钓鱼。”
这次活动引发了我的很多感想。
为农民拍全家福照片，在五十年前我就做过，可是，那时要做这种好事真难啊!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在《贵州日报》当记者。下乡到偏僻农村采访，周围没有饭店、餐馆，非在农民家吃饭不可，但是，纯朴的农民怎么也不收我们的饭钱。我们外出采访吃饭不给钱是违反纪律的。为了纪律，我常常要想些小点子。
六十年代初，我住在毕节县豪沟村贫农陈家云家(当时强调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三同”中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家里的人，餐餐吃包谷饭、酸豆米汤菜，为了我，却特地花钱买米煮饭，还每餐给我煮一个鸡蛋。我坚决给饭钱，他坚决不收。我只好趁他不注意时，把五元人民币(当时每斤猪肉才二角)塞在他床铺席子底下垫床的稻草里。过了几个月，我问他见到这钱没有?他说没有见到，家里把垫床的稻草拿去垫猪圈了。
我记住了这个教训。以后去兴义马家村采访，有位农民不收饭钱，我就给他家拍摄全家福的照片寄去作报酬。但用公家的胶卷拍私人照片也是违纪的，事后我才知道，有个记者因给农民拍私人照片收钱，被开除了。于是，我主动向组织上检讨，赔了三个胶卷的钱。此后下乡，就自己买几个胶卷备用。
1982年，我到施秉县凉伞村采访，对我这位“省里去的干部”，当地苗族群众、村干和积极分子争先恐后要请吃饭。请人吃饭请不来，当地人会认为是这家人被人瞧不起、有问题。几十家人要请我，但我怎么能家家都去?
我就建议他们分批吃。每家拿一个菜，一壶酒集中在一家做，十多户一批，我只参加三次，等于去了三十多家吃饭。大家在一起喝酒猜拳，都很开心，饭后每家还送我一个大糍粑。在这种盛情下，更不可以开饭钱伤感情。于是，我给每家照全家福，回贵阳冲洗后寄照片去，他们很高兴，我也解决了难题。二十多年后我再去这个村，还有人拿出当年我拍的全家福照片给我看。很多照片中的老人已去世，但他们留在照片里的形象，却成为子孙后代珍贵的收藏。这说明给农民拍全家福，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受欢迎、有意义的好事。
过去做这样的好事，困难重重，现在却如此方便。这个离县城四十多公里的偏僻村寨，过去，需要两三天才能到达。现在有了柏油路，上午到达，拍完照片，当天就可返回。这次去黔西的摄影家里，许多人是把私家车直开到村子里。更方便的是自带冲洗设备，农村里已通电，插上电，当场洗好照片当场送，避免了过去农民很多天看不到照片而产生误会。过去自己买胶卷为农民拍一次照片，要花去月工资的10％以上(胶卷占月工资的4％，洗照片约占6％)，现在大家用数码相机，当场可以出照片，不愁花不起这钱了。一件件现代化的好事，使我这个吃过这方面苦头的老摄影人，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
有人说，你这个77岁的老人，凑什么热闹。但我觉得这比做什么都快乐。
我曾经患结肠癌，动过三次手术，胆囊切除，大小肠割去80厘米，活到今天可谓死里逃生。在长期的康复生活中，我深深体会到，做好事、善事、乐事，心情愉快，比吃什么补药都强。况且，拍照片还是很好的体能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