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关编写《紫金煤业志》期间,我最先感兴趣的是五十年代初期那种“混沌初开”的面貌。 从自然面貌看,紫金煤业所在的南关镇地处晋中南端,盆地边沿,紧靠汾河,当地人说起山来,林木绿葱,说起河来,汾河,也曾经像条河,河边草丛树棵子杂生。河里淌着一河水,来往要走桥,或者坐船。河面上有野鸭子、鸳鸯等。水里有黄花鱼、片片鱼、鲇鱼……
有吃鱼的,路过河边逮上两条,放在篮子里,头尾都担在外,甩呀甩的,这还不算大,曾有个打鱼的,打过一条大鲇鱼,拿棍子插在腮里,背了往回走,尾巴拖在地上,那就是一人高。
孩子们剥下鱼皮,鞔在当年日本人侵占矿区时扔下的空罐头盒上,做成小鼓敲着玩儿。
灵石籍的作家胡正以五十年代为背景的电影《汾水长流》风行全国,那首插曲《汾河流水哗啦啦》至今余韵流传。
《紫金煤业志》也从这种草长鱼肥的淳厚时代开始写起。
再说人的精神面貌,最先,我在南关镇的大街上看到一张五十年代初期的照片,质朴之风扑面,一下子就让我由衷地喜欢。
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南关煤矿快一队的合影。全国知名的快速掘进队,照集体相许是要上报纸体面一回吧,不过,他们本色本相,什么“范儿”也不拿,只把原生态的生活袒露出来。他们的长相带了各自地域的特点。五十年代,内战刚结束,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大规模的工业化急需炼钢用的焦煤,煤矿就成为急中之急,成为最先吸引劳动力的行业,从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等等山那边河那边,拿根棍撅上行李,跋涉四五天,甚至七八天,到闻名中外的富矿来下坑,当时,南关小镇不大,中国大陆各省来了个全可,只除了太远的西藏和新疆。
南关是个山口,遗有老祖宗大禹治水的痕迹。大禹在这儿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方有了晋中盆地,给这一方黎民带来安居乐业的希望。
如今这里又是许多南来北来的人谋生活的希望,南关火车站,矿长亲自举着“山西省工业局”的白铁牌子招工,见有带行李的男人,就问:当工人不?
其他地方哪有这等便宜事?虽然暂时住着山窑洞,后来是简易排房,一间屋子十个人,睡觉枕木枕头,洗脸伙用铁脸盆,可这儿发柳条帽,发球鞋,发绑腿,发灯油到发电石,发小米。从掌子面往外运煤,暂时还保留着人拉“拖儿”,拖儿是荆条筐放在小轮车上的运煤工具,拉一拖,可挣一斤二两小米,拉十几拖,一个月可挣二百多斤小米,后来,改挣工分,又可挣一百五六十分,直到挣上了工资,五六十元。
当了工人,可以把一枚矿山圆徽章戴在胸前,工薪阶层那会儿叫工人老大哥,很牛的。照片上这些不同特点的面孔上袒呈着朴实与淳厚,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有的洒脱地穿着秋衣。好古风的装了怀表胸前吊着链儿;追求时髦的戴手表露着手腕;识字的,小口袋前插着一支或者两支钢笔。有的抱了孩子,有的买烟刚回来,顺手把一条“中华”横挡在孩子前。还有的膝盖头抱了小猫咪,把平常的生活顺过来。
前边就地坐着些二十啷当的年轻人。有不愿坐地上的,便把井下用的“拖儿”立起来,坐在荆条筐上。
中间坐在板凳上的一排人中,有他们的队长,全国劳动模范康永祥。带领快一队为南关坑恢复生产建设立下了赫赫战功。
南关一带“水大炭多”,采煤久有传统,上世纪初就有了民族煤炭工业的雏形,只是被日本人强占后,进行了掠夺性的开采,南关坑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一九五○年,南关坑恢复生产,遭遇到最大的拦路虎,主运输巷正干道出水,顶板被浸泡酥了,连续冒落,形成半个篮球场大的塌陷区,塌了两层楼高,还不罢休。
大动脉塌落,使南关坑停滞一年多,无法向前推进,一九五二年四月,康永祥受命于矿井的困难处境,率领这支队伍,从富家滩来到南关坑征战。
康永祥从十三岁起,就在老家平定下过窑,挣过一天一碗小米一块大炭的生活。二十五岁逃荒,来到富家滩下窑,当时,是日本人占领期,窑下极多平定一带的东山人,他刨炭,拉拖,经历过种种艰辛,甚至到了“万人坑”的边沿。九死一生,也练出了一身本事,矿上因为战事频仍,仓促停产,他头不剃,胡子不刮,黑虎着个脸,装成老头样在街上走,走在汾河桥头,冷不防被人一把抓住,连喊着名字说,老康,你别装了。你快领人去准备巷道,解放了,富家滩矿要恢复生产。
这个工友是接管人员,他这才知道,解放了,没人抓壮丁了。
康永祥巴不得能干自己的本行呢。立即召集了几十个人,看好山,开始采煤。有个十五六岁的小冯也是从东山来,当时在街头流浪,没活干,他也收罗起来,打个杂。
五十年代蓬勃的时风,滋养了康永祥过人的胆识。
他把快一队带到南关坑,自己先下正干道细细观察现场,当时,整治塌陷区的活曾经想承包出去,一些工程队来看过,顶板垮落一年多了,周围顶板仍被压得叭叭作响,有时甚至黑虎,轰轰隆隆吼个不停,一般,谁家也不愿包揽,知难而退。眼前,碴石堆积得像座山。
康永祥与工友商量,提出先在左边开个巷道,绕过去,前后夹攻,当时,铁轨被淹在水中,煤车运行只能露出一半,像漂在水面上。人进去,齐腰深的水,他们称之为“过长江”。寒冷袭骨,靠烧酒暖着。
他们又在侧面筑一水库,将陷落区的大量积水排泄过去。
难点集中在老顶的不断塌落,木棚架好几次,几次被乱石压塌。
康永祥和工人许占亭设计出“铁木抬棚”法。经过大家补充,成为新的施工法,构木在铁轨上一层一层叠加构架,护住了老顶。
这个快一队经过三十七天连续苦战,终于使正干道穿过了大片顶板陷落区。而且还为国家从水中捞出六十多吨淤煤。
第二年八月,正干道第二次出大水,三个工作面被迫停产。当时的坑口主任吴康田的治水方案是打水泥墙密闭。
吴康田在日本人手里学过采煤,当过实习生。他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可是康永祥有多年走窑的窑经。他反复尝了井下出水的味道,认定它不属于越来越凶的老虎水,而是会退缩的经脉水。他提出了引水出正干道的做法,这种对付水的法子,有点类似大禹“空出晋阳湖”的做法,是“给出路”的政策,“引水”,他在总部立下军令状,又带领快一队,经过三十多天奋战,在右十二线建成井下水库,成功排空积水,使矿井再次恢复了正常生产。
两次大战,救活了南关坑,康永祥和他的快一队声名大振,被画入连环画,并且出席全省及全国劳模会。上北京,授勋章,观礼花,与开国领袖们一起合影。
当时,让老康始料不及的是,吴康田因为与他施工见解不同,竟被打成反革命,以破坏生产逮捕入狱。
我翻到当时的矿史,这一段是如下叙述:“经过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清查出暗藏在全矿工人队伍中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共二百五十名。”在不到千人的矿山中,可见比例之大。
我访问当时的知情人,说,吴康田主要是旧矿的留用技术人员,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当过采炭股股长。可巧当时井下又出了事故。就赶上那个形势了。他蹲了十几年监狱,文革后才平反。
快一队的队长,见过领袖的劳模,没料到的是,文革的势头太猛,他也被掀翻了。别人戴高帽,他戴柳帽,帽子上做了些牛鬼蛇神。
三四十年代的平定新村王家,庄稼带买卖,挺有名气。有院子,有长工,阳泉有水磨、面粉房、铺子。王家两个女儿,一个嫁得门当户对,另一个,出人意料嫁给了单门独户的康家。康家虽然穷。可是康永祥有力气,挑水挑得动四只桶。王家内当家的知道商人家里男人常年不着家,所以把二女儿嫁给穷人,盼着能厮守在跟前,过一份安稳日子。没想到这一年平定发大水,地里庄稼都淹了。康永祥半夜里起身,一肩挑了锅碗瓢勺,老婆领了两个女儿,走西下南,到了富矿。
出于有些人的妒忌,康永祥岳丈家的那份背景,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受到了牵连。老太婆的小脚,站在凳子上挨斗站不稳,常常被推下来。
因为怕再受牵连,康永祥被赶往农村时,不肯返回离开几十年的平定老家,而是携家带口下放到汾西矿务局所在地介休的农村。当天风雪交加,他不停地咳嗽,往罐头瓶子里咳着一块块“黑痰”,黑中带了红,儿女们看情况不妙,拿平车拉着,送到车站,辗转到介休,正军管的局医院以“外工”为由,不收。又拉到县医院,才打上“强心针”。只三天,他就带着矽肺病和一肚子委屈,溘然去世。时年五十七岁。
康永祥的三儿子拿出他爸当年别在胸前的银质勋章,说完了辉煌,说到晚景,声音不免凄凉:送我爸上路的,没有干部,都是快一队的工人。
这些质朴的工友从灵石的最南端赶来,在老队长灵前洒一碗壮行酒,说:“老哥,慢走。”
当年十六岁就跟了老康干的小冯,更不避嫌,披麻戴孝来送葬。
那个坑口主任吴康田刑满释放,也为康永祥的追悼会送一花圈,上面写一首小诗。
你东我西,南关相聚,
同样走窑,前世兄弟。
你先归西,我回更南。
康永祥从东山来。吴康田是西山来,所以东西相聚。吴是临汾人,在南关之南,所以更南(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局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康永祥平反。他的三儿子保存了这么一张集体照,还有一张康永祥的单人照,胸前戴一排勋章,只遗憾是复印的。
现在,南关矿破产后,重组的矿井叫“紫金煤业”,百万吨现代化矿井,采煤是综采,掘进是综掘,单身宿舍实现了旅馆化管理,窗口上都蹲着一台虎雄雄的空调。这些采掘工已经不知道,那“拖儿”是什么东西,即使现身在照片上,也没人注意到。快一队这张照片,经现代技术放大后装在矿区中心地带,这帮人从当年的槐树院坐到琉璃瓦顶的长廊里。可惜,这里边的人,已经大多离世,仅存的几个人,没有脚力去看新井,看那宿舍如何旅馆化,他们在冬阳晒得着的时候,坐在大照片前,想着的,还是那年如何“过长江”,康永祥如何到北京跟领袖握手。
虽然今天汾河成了季节河,偶尔流过南关,难见的一股细水,如小孩子的尿。
但紫金煤业又找到了当年创业的执著,一下子重建起一百多万吨的现代化矿井,工业化的进程迈出了一大步。
《紫金煤业志》编撰完后,我跟着感觉走,没有把新井的新气象做封面,而是为它设计了一个由真实而转入艺术的封面,我把当年快一队这张照片做成了浮雕,在本色上起鼓,成为可以抚摸到的一页。所谓历史,正是由这样一些简单的人,与一些复杂的细节构成的。共和国工业化的基础,也正是由这些淳朴的面孔从百米深的井下打造的。
从头说起,才能叫史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