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记得2002年的崔永元,是因为他突然离开了《实话实说》。 之所以要离开,一方面是由于职业的倦怠,“我经常觉得我采访一个人,提一个问题,我都能想起1996年我怎么提过这个问题,开一个玩笑也能想起来1997年我怎么开过这个玩笑。”崔永元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熟练工,没什么挑战,这是他不满意的地方。另一个原因是,崔永元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快乐了。
他说:“《实话实说》我做了六年半,我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这六年半,我要和好人告别了,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
面对职业的瓶颈和精神的困境,崔永元开始失眠、抑郁,他吃过很多药,试过很多办法,最后不得已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对他说,你喜欢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于是,在2002年,崔永元离开了《实话实说》。
《电影传奇》的传奇
《电影传奇》是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后,寻找到的“喜欢做的事”。这档栏目主要致力于抢救性采访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等地的电影人,收集与电影相关的影像和资料,用轻松的“情景再现”拍摄手法,将其制作成电视节目。
从节目主持人到口述历史采集人,身份的转变在外人看来跨度颇大。然而,对崔永元来说,这并不是突发奇想。
崔永元最初想做口述历史起源于1999年他去日本NHK(日本广播协会,是日本的公共媒体机构)访问,他说:“我在NHK最吃惊的事情是,日本人对口述历史的重视与投入。我记得他们的工作人员当时正在剪辑一个还在台上的日本领导人的资料片,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在做日常的准备。将来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出他们的纪录片。比如钱学森过世时,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第二天就可以播出六集纪录片。没有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没有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邻国在历史资料方面的积累,让我感到自卑。”
从那时起,崔永元就下定决心,要做这个事情。2002年,他退出《实话实说》后,就一手创办了《电影传奇》。
采访时,电影人坐在摄像机前滔滔不绝,讲很多与电影相关或者无关、完全是自己人生经历的事情。崔永元说,这些特别打动他,他忽然觉得其实这些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电影的历史,它是人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历史。
为此,崔永元和他的团队毅然抛弃了传统的访谈节目功利性的做法,采访的时间越来越长,为做节目15分钟就可完成的任务,他却让老人们撒开了讲。“我们开始学习口述历史搜集的方法、分类、考证方式,整个团队陷了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深坑,本来5块钱能干成的事,一下变成5000块钱了。”
这样做的结果是,从2002年开始,截至2009年下半年,《电影传奇》一共采访了中国及世界电影人1000多位,平均年龄超过80岁,其中100多人在采访结束后已经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电影传奇》为我们留下了5000多分钟的珍贵谈话录音。《电影传奇》从2004年开始,共在央视播出了229期,有超过1000万的固定观众。
2009年10月29日,美国洛杉矶,崔永元接过了第五届中美电影节组委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台下热烈的掌声中,包括许多美国人。
崔永元的“抗战”
一切并不顺利。目前,崔永元的公司已经要停发工资了――实际上,崔永元自己以及部分高层管理者的工资已经停发了。
对此,崔永元挺苦恼,“因为我的团队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我,甚至很大一部分人都不理解我”。公司里的人经常对崔永元说:“如果咱不做口述历史呢?如果咱做电视剧呢?咱做电影呢?哪会发不出工资来啊,只会一年比一年挣得多。”无奈之下,崔永元和其他创立者决定把公司分开,各干各的,崔永元只做口述历史。
为了多少回收一些资金,也为了那些采访过的老人在去世前能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崔永元和他的团队历尽艰难,制作了一部30集的纪录片《我的抗战》。采访记者张钧这样描述他们的工作方式:“好比做一盘宫保鸡丁,别人是为了做宫保鸡丁只找这些材料,我们是几年里搜集了各种各样的材料,看看比较充分了,抓取一点点先炒个宫保鸡丁。”纪录片所呈现的只是他们口述历史素材的冰山一角。
尽管如此,《我的抗战》依然是一次“更接近口述历史”的纪录片尝试。不得不为之的背景交代、历史影像,为补足影像缺失而制作的木刻风格动画,串联起来的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亲历战争的回忆。他们大多是当年的普通士兵,其中90%的人可能既是一生中第一次接受采访,也是最后一次,“他们在做一生的终极回溯”。
崔永元要做的,是和时间赛跑,是抢救性的采访。“早十年(开始)的话,抗日战争我们能访到战役的指挥者,现在可能只能访到一些士兵。”张钧说,这是最让他们遗憾和无奈的。
除了《我的抗战》,崔永元还制作了专题片《我和我的祖国》,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时候播出:由当事人讲述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开国大典的总指挥、新中国最早的留苏学生、第一辆国产汽车的制造者以及第一批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出现在画面中的讲述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他们口中栩栩如生的故事引得很多观众,特别是老观众泪如雨下。
最让崔永元心痛的是,拍着拍着,很多老人就没了。比如有个音乐家叫葛炎,是《阿诗玛》的编剧。他们到上海去采访的时候,他在医院,说要去体检,等两天,去医院后就再没出来。还有歌曲《洪湖赤卫队》的作者,是在他们赶去采访的路上去世的。
大家向前,我向后
一亿两千万元,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做口述历史采集的所有款项都是崔永元和他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他们为口述历史建立了实体的资料室与在线数据库,做完采访,再做笔录、校对,所有文本、影像、相关书籍照片的扫描都录入系统。“这些资料不仅对我们有用,未来的研究者、历史爱好者都能很方便地查询。”崔永元的理想是――建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可供人们查询、借阅。
如今,崔永元的口述历史资料库已建得初具规模,积累了包括电影、音乐、战争、外交等各领域前辈人物的采访素材超过百万分钟。他的私人电影博物馆已在北京怀柔开馆,很多老一辈电影艺术家都将自己的珍藏捐献出来,崔永元还义务当起讲解员。
他做了很多似乎应该由研究所来做的事:从日本搜集各种侵华战争时期出版的老画册;重金从美国购买回滇西抗战影像;一些重要的历史亲历者,他愿意花一两年时间去说服他们接受采访。
崔永元把自己和团队做的事比喻成“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能跟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 “于丹论语心得为什么火?是因为没有孔子的采访。如果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我们做口述历史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他说。
正因为意识到了口述历史的重要,崔永元表示:“口述史我很可能会做一辈子。现在大家都在研究股票,等将来大家再想起研究历史来,可就没东西了,所以,我们先把这些东西保护起来。”
如今,观众已经越来越少在电视里见到那个嬉笑怒骂、“拍案而起”的小崔了。在人人都“今天赶着做明天的事”的时代氛围中,昔日的名嘴仿佛比别人更忙、更紧迫。不过,他和时代反着走,赶着、抓紧着办那些昨天没办好、没办完的事。
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崔永元依然想改变这个社会的想法,他说:“我还是想改变这个社会,假丑恶的东西我历来就看不惯。但是我觉得方式在变,以前我是媒体一线的人,我觉得振臂高呼、呐喊、拍案而起可能是最有效、动静最大的。现在我改变了方式,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梳理的方式、沟通的方式、观点碰撞的方式、沙龙的方式,这样不像以前动静那么大,但效果也许会更好。”
在渐渐远离公众视线、貌似沉寂的日子里,崔永元真正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
资料来源:《时代周报》、《北京日报》、新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