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巫丙安还记得小时候村里请二人转唱堂会的盛况：“刚化着妆的时候我们就跑去看，南炕北炕都站满了，窗户上都是人，根本挤不进去，怎么办?有的人就趴在房顶上，用脑袋从窗户眼往里看。如果这一个礼拜六七天在我们家唱，那这一个村子什么活儿都不干了，着火了都没人管!”曾经跟拍过有关东北二人转纪录片的温普林说，东北人好逗笑，可能跟那里气候冷、人稀少、生活枯燥有关系。“一年里有半年是冬天，外面天寒地冻，啥事也干不了，只能在家呆着，他们叫‘猫冬’。”
二人转起于何时，兴于何处，源于何种曲艺形式，不同的学者、民间艺人、考据学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这种艺术形式是在嘉庆年间，脱胎于东北大秧歌，借鉴吸纳了莲花落、什不闲、东北大鼓等不同的曲艺门类，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迄今已经有了近300年的历史。
东北大秧歌是民间文化的早生子，在元朝之后，农民逢年过节就自发地组织起来走村串户去表演秧歌。秧歌舞的队型是排成两行，一边是男，一边是女，那时候女人不能抛头露面地跳舞演出，所以都是由男人抹上脂粉穿上花衣假扮的。秧歌以“女”为主，旁边的男人绕着旦角舞，一会去逗一下，表演动作里就逐渐有了动手动脚，甚至一些男女调情的说口。白天看秧歌不满足，晚上，农民们就把唱得最好、长得最美的那一对秧歌队员请到屋里去了。
东北那种南北大炕，一大家子，包括老公公、新媳妇，全在一个炕上暖着，剩下的也就是三四尺宽的地，秧歌根本舞不起来，艺人没办法，只好在说唱上下功夫。点上一盏油灯，唱个《白蛇传》、《绣荷包》啥的，大多是江南、河北、山东等地的民歌小故事，用东北的曲调来演唱。这就是二人转的雏形。春天铲地播种毕，东北叫“挂锄”，得唱20天二人转，秋收完了，再唱半个月或20天，一年这两季几乎是二人转的季节。到了猫冬的时候，二人转就更加必不可少。春秋两季的二人转，大多在场院里，露天里唱，所以有个别号叫“滚地包”，田间垄头、粪堆之上表演的，叫“滚土包”天寒地冻在屋里炕边上唱的，叫“靠炕沿”。
闯关东的人生活艰苦，所以渴求欢乐。在田间地头，他得说说笑话，说说歇后语，要逗一逗，甚至乐于自嘲，这就是对劳作生活的一种放松和解脱。他终于在他生活的经验里面，用他的理性找到一个规律：越穷越有盼头。今年盼不来咱盼明年，这辈子盼不来咱盼下辈子。老有这么一种盼头在。想通过这种文化生活创造出一种喜剧人生，用这种喜剧人生，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人们看二人转，目的很明确，主要是找乐。就连悲剧，都得悲剧喜唱，不能够一悲到底。
民国时期出现过一段二人转，讲的是3年饥荒，冯魁一家为了不让孩子们都饿死，打算把孩子卖掉一个。卖男孩吧，就叫老冯家断了香火；可是卖女孩吧又卖不出价钱，救不活一家人的命，于是母亲挺身而出：卖我吧。你们在家好好过日子。这是一个非常悲苦的戏，唱的时候艺人们都得掉眼泪，特别是在临别一场戏，为娘的就叮嘱：咱家还有半碗小米，藏在什么什么地方，还有几枚小钱，将来怎么怎么用；还有一捆柴火……买妻子的是个做小买卖的，赚了点钱，说赶上荒年买个老婆过日子吧，结果夫妻告别的时候，把买主感动得哇哇大哭：不行了!把钱也给他们家了，老婆也不买了。
是个大团圆结局。那个时候，冰天雪地，军阀混战，豺狼虎豹，人民生活已经很疾苦，在艺术里再表现疾苦，那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所以二人转千方百计地要提供一些欢乐，一些希望，给人信心。只要小手帕一转，小唢呐一吹，人身上的律动就是生机勃勃的，而不是大悲大痛的，灰色低调的。你家里有多悲多苦的事儿，只要一听了这个小唢呐，就不一样了。
在旧社会，二人转演员社会地位很低，属于下九流，正经人不屑为之，只有那些家境贫寒又痴迷曲艺的才会入了这一行当。“出来献艺，一走大半年，到春节总得回家吧?天不黑都不敢回家，等着天黑了，溜墙根，偷偷回去，就怕给人瞧见。”
从清朝到民国，再到伪满，几乎历朝官府都禁止过表演二人转，理由无非是伤风败俗。这种民间土生土长的文艺形式里，多少携带着粗野泼辣的基因。
场院里唱，宅门里唱，一唱到后半夜，就把看的孩子呀妇女呀撵走了，剩下的都是男性观众，这时候就要求他们来点荤的、粉的。点名要这些。演员都是男的，观众都是男的，就像现在讲讲荤笑话似的，各种荤段子荤说口就来了。
在行话里面，二人转又叫“谣”，艺人们把家庭演出叫“子孙谣”，兵营里演出叫“翅子谣”，大车店里演出叫“轮子谣”。对子孙谣有严格的限制：不许卖笑，不许卖肉，不许说脏口，不许说粉词儿。轮子谣和翅子谣面对的观众都是小伙子、当兵的、老爷们，就可以说得放开一点儿。
“东北闯关东的光棍比较多，有性饥渴，所以艺人说说黄色的，淫秽的，释放释放。艺人们是什么地方什么唱法，什么对象什么唱法。比如《西厢记》里有一段《荼蘼架下》，莺莺和张生在荼蘼架下野合，艺人一看，今天来的正经人多呀，他就掐了。一看今天是在大车店，他还临场发挥了。所以聪明不过艺人，伶俐不过江湖。”原长春艺术研究院院长王兆一说。
传说，张作霖就不许演二人转，连他家人都不许看二人转，有一次他出远门，家里就请了一伙二人转班，在家里围着偷偷地唱戏，正唱着，大帅回来了。家里人吓得不得了，这得惹多大的祸呀?二人转艺人一看张作霖回来了，马上就现改词，改说口，说的是张大帅怎么怎么把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救了关东救了中国，尽歌功颂德，把张作霖说笑了，从此以后他就不管了。
二人转在形式上比说书、唱戏都更灵活，说大点是为了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存，说小点为了自己吃饭，他们会想出各种方法来适应它的发展，从来不敢得罪观众。政治热点，流行歌曲，手机短信，网络笑话，当时有什么他们就演什么，唱的说的都是社会上最流行的东西，听起来很有时代感。凡是民间的东西，往往生于草莽，兴于江湖，死于庙堂或殿堂。民间艺术一旦走到宫廷，走到极致，往往也就意味着它快走到终点了。俗很活跃，但是粗野，雅很高贵，但是和寡，在俗和雅之间，二人转还在摸索平衡点走钢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