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史上，创造社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的文学社团，其成员“除留欧学生王独清外，几乎都是留日学生”①。美国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当时较具有吸引力的作家，几乎清一色的是留日学生。他们的文笔和见解，难免受到所在地时髦的思想或偏见所感染”②。创造社主成员赴日留学期间正值日本大正时期，其时日本文坛受法国自然主义文艺思潮影响，“私小说”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应运而生并一度盛行。它要求真实地描写作家边琐事或自我内心体验，暴露隐私，发抒性苦闷，不讲情节和结构，形式以短篇居多。代表作家有葛西善藏、广津和郎、宇野浩二等人。
综观创造社早期小说创作，其体裁、技巧等方面确实直接以日本私小说为范式。如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行路难》；郁达夫的《沉沦》、《银灰色的死》、《还乡记》；陶晶孙、成仿吾的一些早期小说，都取材于作家本人的日常生活，抒写着内心的苦闷：性苦闷、经济的苦闷、精神的苦闷，特别是通过对性苦闷的表达，裸呈着情与理、自我与现实的对抗性矛盾，并借此张扬以满足个人欲望为目的的个性追求。他们早期的小说也淡化情节和故事建构，直抒内心情绪。他们注重人物内心心理的开掘，用人物情绪流动贯穿小说始终。创造社早期小说对日本私小说的自觉模拟，形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小说流派中的“自叙传小说”一脉。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影响的介入，必然有赖相应的历史语境。
私小说在日本的出现，无疑具有历史必然性。经过民治维新，经过对外扩张，大正时期的日本已跻身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之列。与西方处于同一实力平台的日本，具有了从容、自信地平视西方的可能性。“明治时代人们的生活与西方有太大的落差，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十分困难。但是到了大正，老百姓开始喝起啤酒和汽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西方的模仿就成了可能的事情，一战以后西化尤其明显”③。这种平视心态的模仿使日本作家在对外来理论资源的借鉴上表现出能动的过渡、融合、改造特征。
前面已经提到，日本私小说肇始于法国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但日本作家显然并未生吞活剥地照搬与模仿。19世纪，原汁原味的自然主义文学排斥创作技巧，只要求作家服从自然，以科学的立场对现实生活作纯客观的描写，不掺入个人主观倾向。它是从“遗传”和“环境”的角度去把握、解释人及其行为。自然主义到了日本，则被“偷梁换柱”，将目光聚焦于自我及其周围的生活事实，重视人的自然属性中欲望、感官的需要。这一种批判性眼光的获得与实现，正是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在封建主义天皇专制的绝对主义体制下的日本作家“自我”抒发受阻后的道路选择：要么逃避，要么“另一条路是对自我感情以一种积极的、对所有束缚无视，对于人自身本能野性的全面肯定”④。因此，他们借自然主义这件衣裳还原自己当时历史条件下灵魂的合理需要，自然主义对他们而言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为我所用的工具使用而非被动的精神需要。他们在此中灌注了“我”的精神，使阐释的过程变得相对次要。当然，他们“我”的精神的展示选取的切入点是我之丑而非我之美。因此，“私小说”便具有了独特姿态的日本风格。
而创造社将“私小说”引入中国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大别于日本的历史语境。在与现代西方接触以前，中国经济的性质是农业的和前工业化的。自19世纪西方势力打开中国门户以后，民族工业才开始缓慢起步。由于列强以武力或外交手段获得的特权，他们大量倾销的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强力地钳制着民族工业。一战后，西方列强忙于应战，无暇他顾，使得中国民族工业发民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加速了中国传统自给自足农业和乡村经济的崩溃。一战后不久，促成经济振兴的国际条件不复存在了。随着日本影响的增强和其他列强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的雏型工业面临种种障碍，呈现出很大波动。本国和外国的经济势力往往发生尖锐的冲突。这些冲突最终导致了重大的社会变革。1915年至1922年间发生了10次大的内战，总共长达48个月。自然灾害和农村经济的崩溃使无地农民和失业人数猛增。许多人离乡背井，或成为职业士兵，或沦为土匪、流氓。这批不安分的人，滋育了军阀主义，并在“五四”之前不久大为发展。工业薄弱，政治飘摇，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这就是当时的中国。
一个面临生死存亡之境的民族，“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鲁迅先生语）是它现实生活的确切的逻辑。而当时中国社会的广大劳动者面临的正是生存、温饱问题的无法解决。极小部分阶层，包括落难的“士”，如留日学生群体，他们当然可以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讲自我发展，因为，相对的讲，他们解决了温饱。但他们也常常无法逃脱苦难意识的控制。这种苦难意识在创造社成员早期小说中以“我”的个体体验，被一览无遗的加以倾泻。他们着力倾泻的是性的苦闷。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完全被消解在个人“性的苦闷”中。在他们笔下，个人性欲的满足凌驾于现实中一切别的欲求之上，“性”被极力 “夸饰”。对于性的极力渲染与鼓吹，鲁迅先生有一段妙语加以讽刺：“弗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地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原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不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他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创造社成员早期小说对性欲的鼓吹显然是对日本“私小说”的不加本土关照的一味模仿。换言之，他们丢失了日本作家对自然主义加以改造的精神，却将别人改造所得的“私小说”中的“性”主题作为一种时髦的玩具。试想，食不果腹，生死攸关之时，“性”能反抗什么？
郁达夫无疑是这群模仿者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位。以《沉沦》为例，他在其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漂泊异域的“士”的形象。“他”孤冷、忧郁、敏感、自卑，与人与世格格不入。“他”在凄清生活中，一面追求行而上，一面却在无法抗拒的性欲的压迫中一步一步走向沉沦。有人认为：“色痴，是郁达夫小说写男青年性苦闷的特色：一见女色就引发性意识。《沉沦》生动地写出了色痴按自然时间顺序和故事情节顺序一步步递进的逻辑发展。（一）性幻想：在故乡时，写小说，把自己写成一个多情的骑士，把邻家寡妇的两个女儿，当作贵族小姐，把故乡的风物，全编成田园的风景； （二）性紧张：在日本，看见两个女学生，呼吸就紧张起来；（三）性变态之一：被窝里不能自制的手淫；（四）性变态之二：窥视女性洗澡；（五）性变态之三：在野外偷听男女野合；（六）性沉沦：进性乐场所。这四种因子，性幻想、性紧张、性变态、性沉沦，在郁达夫以后的小说中交替使用或共同使用着，构成郁达夫小说的基本生成方法。在郁达夫小说里，性追求没有传统意识、社会意识、家庭意识，而仅仅是性”⑤。 “色痴”即泛滥、变异的性无疑是郁达夫小说的重要母题。在解读《沉沦》时，也有人认为其间有忏悔意识，而郁达夫本人也有“中国的卢骚”之谓。但我认为，郁达夫在一次一次的追悔中无非是渲染情、理之战，突现情欲的绝对控制力，并非是旨在真心忏悔。《沉沦》主人公沉沦之后，怨天尤人地高喊：“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⑥可算证明。什么是忏悔？至少是反观自身后的灵魂自救，有一种自我担当的责任意识。沉沦中落魄之“士”人，既恶妓女的脏又怨祖国的穷，然后不甘不愿地跳海了事。这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一种不愿承担责任的矫情。
当然，人的文学是现代文学的根本精神支柱。自我个体需要与群体需要第一次实现分裂，这在中国无疑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意义。但对人自身关照演变成纯性欲与身体的关照，这本身又与人的本性相背离。按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求是五个由低级到高级的需求组成。“性”仅仅是其中一个低级的需求而已，而且这种需求有赖于“食”为基础。古人讲“饱暖思淫欲”就是这个道理。就创造社成员而言，他们已具备某种程度上自我发展的物质基础，就算确有性苦闷的经历与体验，也断不至于身归祖国，常常“花酒”喝得醉醺醺还要大做“性苦闷”的小说。这种对自我不切实际的关注确然成了刻意的模仿与表演。
总之，“五四”新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表现出了多方面的现代性特征。最重要的特征当然是个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但这种觉醒以性欲的追逐和展览为重镇，显然既是对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表错了情，也对这些作家本身的境遇表错了情。是对历史与作家自身的一种误读。这种误读本身也隐含了对人的全面需求的否定。创造社作家早期小说对日本私小说的移植，并未体现出移植者更为自觉地主体能动性特征，这对学理输入重模仿而轻熔铸也留下了最初的流弊。
参考文献：
①② 贾植芳《中日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见《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王琢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③ 童晓薇《浅析日本大正文学界对前期创造社的影响》，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11期，第109页。
④ 参见“海外研究丛书”：《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一次印剧。
⑤ 张法《解读郁达夫》，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12期，第154页。
⑥ 见“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郁达夫《沉沦》，第35页，姜德铭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1年1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