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55年11月22日，“想象3号”进行了第一次试验。那天，能见度极好，但大气温度的分布却出现了颠倒的情况：最冷的空气在下，最热的空气在上，因此，冲击波会紧贴地面产生出来。然而，气象部门和核试验监测部门照样表示同意进行这次试验……
这一次，由于我相信了美国核试验说明《黑皮书》，我就没戴黑镜：戴上墨镜，既看不清楚，而且，取下墨镜，因光线反差太大，什么也看不见。我背对着爆炸的方向。当周围的建筑物和天际被爆炸的反射光照亮时，我立即转过身来。我看见了一个耀眼的黄色圆圈，被实际上接近于白色，在天际上方迅速扩展开来；刹那间，它又变成了橙黄色，接着又很快变成红色；接近地平线时，它又从下部开始渐渐变成扁平状；接着，它被翻滚的尘埃所笼罩，并涌现出滚滚的灰白色烟云，在反光的作用下又变成紫色。在烟云和尘埃之间渐渐形成了原子蘑菇腿，它比第一次核试验时的要粗好多。这时，冲击波朝四面八方扫去，顿时出现了一个表面上看去是乳白色的圆锥体；很快，它又奇怪地变成了一个“大蘑菇”。以前，在进行核试验时，我的感觉是：由于远在爆炸地点好几十公里以外，天气寒冷，就像揭锅时那样，热气扑面而来。整个奇妙的景象就这样悄悄地出现了。好几分钟过去了。突然，在我们眼前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冲击波出现了。强烈的冲击波压倒了地上的枯草。
“跳！快走！”我大声喝道，并先从台子上跳下。大家模仿我的样子纷纷跳下台来，就剩下为我服务的几个“秘书”中最年轻的一个没有动；那天，是他当班跟在我身边，他或许是受到自尊心的约束才没有逃离现场。实际上，平时轮班跟着我的几位“秘书”都有克格勃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监视我们这些科学家。
冲击波把我们的耳朵搞得生疼，我们一个个被震得摇摇晃晃，但仍站在那里，只有那个仍留在台上的“秘书”却倒下了，并受到轻度挫伤。冲击波过后，我们随即听到雷鸣般的轰隆声、阵阵爆裂声、玻璃的破碎声。我的同事泽利多维奇奔跑着高喊道：“成功了！成功了！一切都很成功！”他来到我面前，紧紧地拥抱着我。
几小时以后，我们才了解到冲击波造成了许多损害，包括一位产长都被天花板上震掉下来的石块把头上砸了一个大肿包。试验过程中，我们科研人中遵照命令全趴在地上，因此，全都安然无恙；其中只有一人可能是由于失去自我控制，谋略逃跑时，重重地摔倒在地。可是，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排队士兵呆在战壕里，爆炸后，战壕被淹埋了，一位年轻的士兵丧了命，他还是头一年服役。
另外还有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在试验场范围之外的一座村子里。照估计，那里本该处于安全地带。居民们仍遵照命令全都躲到一座极为简陋的防空掩体里。爆炸后，天空被照得通明，居民们全从掩体里走了出来，只剩下一名两岁的小姑娘呆在里面玩积木。冲击波摧毁了掩体，可怜的小姑娘被砸死在里面。
2
1961年7月10日上午10时，我又一次走进椭圆形会见厅，两年前，我曾在这里受到赫鲁晓夫的接见。这一次，根据赫鲁晓夫的口谕，把我们这些原子能科学这召集起来，同党和国家领导人见面。
一上来，赫鲁晓夫就对大家宣布了他的决定：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苏联所完成的核试验的总数明显低于美国――如果加上英国的核试验，那就更低，所以从1961年秋来秋季开始，必须恢复核试验，以提高我们的核威胁力，向“帝国主义者”显示我们的实力。
尽管赫鲁晓夫没有提到1961年6月他同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维也纳的会晤，也没有提到即将筑造的柏林墙（当时我还不知道此事），但很明显，他的决定纯粹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至于技术上的因素，还没有1958年时那么重要。
当然，用不着讨论。赫鲁晓夫讲话以后，几位主要负责人先后发言表态，就各自分管的工程提出原则性的意见。正好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轮到我发言，我简明扼要地读了一下军备的落实情况，并表明，照我个人的看法，根据目前我们所处的时期，恢复核试验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我的这句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没有激起任何反响。……我重新落座以后，向我的邻座要了几张纸，因为我没带纸头。我给赫鲁晓夫写了张纸条，请人递给他，可惜我没留底稿。事隔20年了，根据我尽力回忆起的内容，我记得纸条是这样写的：“转N.S.赫鲁晓夫同志收。从美苏力量平衡的观点来看，我认为，目前恢复核试验是不合明宜的。现时，在美国的人造卫星赶上我们的人造卫星的水平以后，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试验来改进他们的导弹性能。以前，他们低估了我们的力量，而我们对实际情况也非常了解（下面一句话因涉及军事秘密，我不得不略去）。难道您不认为恢复核试验会给停止核试验谈判、裁军和世界和平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吗？”下面是我的签名。
赫鲁晓夫看完我的纸条，朝我瞥了一眼，便把纸条折好，装进制服的上口袋。会见快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对“所有参加核试验的人”说了几句感激的话，接着又说：“现在我们大家休息一下。一小时以后，我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邀请我们亲爱的贵宾们同我们共进午餐，就在隔壁大厅，里面正在进行准备。”
一小时以后，我们全都走进隔壁大厅；大厅里摆着一张能容纳60人的大宴会桌，桌上摆好葡萄酒、矿泉水、色拉，还有新鲜的浅绿浅绿的鱼子酱。待科学家们在各自指定的位置上落座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们才最后进入大厅。赫鲁晓夫一直站着，等大家全都坐下后，他端起酒杯，看上去准备祝酒。可是，他又放下酒杯，开始谈我写给他的那张纸条。起安，他的语气很平静；接着，他越说越激动，满脸涨得通红，时而又大声嚷叫……
“我收到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的一张纸条，喏，就是这个（他出示了一下那张纸条，但没有念出纸条上的全部内容，因此，在场的人不可能了解我的观点）。
萨哈罗夫的纸条上说，我们不需要再进行核试验。但是，我有数字可以说明：我们的记录是多少次？美国的记录又是多少次？萨哈罗夫能不能给我们说明一下，用较少的核试验，我们就能胜过美国人？难道美国人比我们蠢吗？我不知道。当然，我知道技术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试验的数量，因为没有足够的试验数量，就得不到技术。别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萨哈罗夫走得太远了。他从技术走上了政治。他管了自己不该管的事。他可以是一个好学者，但对政治却一窍不通。政治就像下面这上老掉牙的故事那样滑稽可笑。有两个犹太人乘火车旅行。其中一个问另一个：‘请告诉我，您去哪儿？’‘我去伊托米尔。’‘啊，狡猾的家伙，’第一个犹太人这样想：‘我知道他确实要去伊托米尔，但他这样说，目的是想让我想念他要去的是伊姆林卡。’因此，还是让我们这些人来搞政治，在政治方面，我们毕竟是专家，而你们呢，你们搞你们的导弹，你们搞你们的核试验。我们不会妨碍你们，我们还会帮助你们。从力量的对比来看，我们从必须从政治上来考虑我们的做法。我们不是唱高调，事实确实如此！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政治，我们的对手不懂别的说法。喏，我们帮助肯尼迪当上总统，可以这么说，去年是我们选他当美国总统的。我们在维也纳同他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或许是个转折点。然而，肯尼迪对我们说什么呢？‘请你们不要提过高的要求，你们将使我的立场变得脆弱。如果我过多地让步，我就会改变态度！’肯尼迪简直不是个玩意儿。他是来谈判的，可是，他什么也不能干。我们又能从这样的人身上得到什么呢？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同他讨价还价？萨哈罗夫，你别再对我们这些政治家指手画脚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做什么。我或许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但如果我听了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人的话，我可能就不是部长会议主席了。”
赫鲁晓夫愤怒到极点，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然后又接着说：“今天可能就差不多了。让我们为我们未来的成功干杯。遗憾的是除了矿泉水，医生不主我喝别的。”
过了一会儿，赫鲁晓夫稍许平静下来，又继续说：“萨哈罗夫可能有许多幻想。下一次，我同资本家谈判，我带他一起去。这样，他就会亲眼看到那些人，还有眼前这个世界，他或许会明白一些道理。”
这些年来，每当我走出家门，身后立即会出现克格勃的“观察员”，遭跟踪……
3
高尔基城的克格勃并不满足于监视我和孤立我，他们还履行更“微妙”的任务。从我们住在高尔基城的开头几个星期起，我们就发现，有人进入过我们的住房，有时还损坏了房子里的东西：录音机、收音机、打字机等常被弄坏；有一段时间，我们修过不知多少次。我不敢把笔记、资料，还有最重要的无法更换的书籍随便丢在房子里，我一直把这些东西随身带着……
回想起来，我清楚地看出克格勃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一直试图夺取我的公文皮包。可惜，我没有把这种危险当回事，而我的许多手稿就一直放在公文包里。8个半月以后，克格勃终于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利用我当时去诊所看病疏忽之际下了手。
克格勃的这一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失去了大量手稿，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科学方面的，都很宝贵；还有许多资料、别人写给我的信件、我写给别人的信件和复印件、利乌西娅写给我们孩子的信件的复印件和三大本日记，这是在一个连续14个月的重要时期写下的。另外还有三大本是我的回忆录初稿。
将近1982年4月，也就是那次失窃快到一年的时候，我完成了《我的回忆录》新稿，并以我手头现有的这份草稿为基础，着手准备一份不同稿本，用打字机打出来。利乌西娅在莫斯科安排打这份稿子，因为在高尔基城根本无法做这项工作。1982年8月31日，我对原稿修改了一半，并准备修改另一半，将近900页手稿。可是，10月11日，这本手稿又一次从我们手中被盗走：500页打字稿和没有来得及修改的900页手稿……
10月11日那一天，利乌西娅和我两人驱车进城，我们把车停放在靠近内河码头附近的广场上。旁边就可购买和预订火车票。利乌西娅去买她的火车票。同往常一样，她从公文包里拿走残废证，凭证可购买优惠票，而且不用排队。我呆在汽车里，我把公文皮包照平常那样放在驾驶员座位后边的地毯上，紧挨着我的背后。当时才下午四点钟，正是大白天，这时，一个脸色黝黑、满头卷曲黑发、将近35岁的男子朝汽车走近过来。驾驶室的窗玻璃降下了一半。他探过身，朝汽车里瞥了一眼，然后问道：“您的汽车是莫斯科的吧。您去不去哪儿？”我回答说：“不，我去车切尔别斯基。”
紧接着，不知为什么，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继而，我只记得看见有人从车窗玻璃伸进手来把我的皮包抢走了。我试图下车，可是足足持续了好几分钟，我怎么也摸不到门把手。当我一走出汽车，就发现三位妇女朝我围过来，其中一位提着一只小箱子，像是大夫用的药箱。那几位女人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急急忙忙朝栏杆奔去，并翻过了栏杆。为什么那么久您才从汽车里出来？”我回答说：“我摸不到门把手……”她们又说：“是嘛，您知道他们把您的一扇窗玻璃砸碎了？”我凑近汽车，果然发现侧面的后窗玻璃确实全被打碎了，玻璃碎片酒满了汽车里的地毯和车旁的地面。这一切来得这么快，不声不响地发生了；然而，我怎么也意识不到。我能想到的惟一解释是，有人对我下了速效麻醉药。
我立即到警察局报了案。当然，警察什么也没找到。
（摘自《青岛生活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