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位名叫林治波的先生发了一条微博，质疑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说法是“夸张”和“污蔑”之辞，是“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他说，有人为此走访了安徽、河南的很多村庄，“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见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
林治波言论一出，立即唤起一股民间追溯历史的力量，上万网友跟帖，举证自己的亲人、邻居或同乡都有死于那场大饥荒。但大多数网友都是“刚回家问了我爸，我爸听我奶奶说的”。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只是听说”，“没有亲眼看见”，而这正是林治波所质疑的。历史不载，春秋不作，冤魂无法自证，对于出生于大饥荒之后的几代人而言，该如何了解当年真相？“只是听说”能否构成重构历史的力量？个体记忆与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暧昧关系？
读过一本关于老舍之死的访谈实录——《太平湖的记忆》。为了恢复当年老舍之死的第一现场，编者走访了当年参与此事的各方面的人士。原以为这些历史当事人会为我们恢复一个真实的现场，但读过之后，却越发糊涂起来。这些“亲历者”对四十多年前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记忆筛选”，有的被遗忘，有的被强化，更有杜撰和消解。一说到关键处，不是“某某某”，就是“×××”，语焉不详。采访者傅光明说，到目前为止，自称参与打捞老舍尸体的就有三位，而且这三个人还互不相识，但恐怖的是，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上了同一个人。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只能有一个人真实，不可能三个人都真实。因为如果三个人都真实，那就等于那一天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这又怎么可能呢？到底是谁的记忆出了毛病？
仅仅四十多年的时间，仅仅是两代人的距离，“个体记忆”中的历史真相就已被深刻改写。采访者问当时批判老舍的主要负责人浩然：“现在有人要求您忏悔，您表示拒绝，为什么？”浩然说：“要求我用现在眼光看那时候，不可能。我只能慢慢回忆，但回不去了。”一个清晰的现场尚无法恢复，犯罪主体就难以指认，忏悔更无可能。我们这些70后、80后、90后们，既不能在被马赛克处理过的“正史”中与闻其事，又不能在前辈们的“个体记忆”中得知真相，谁又能带我们回到当年的现场？
如果“记忆”不可靠，我们只好求助于“记录”。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可作为“信史”的“记录”又在哪里？历史不记载的地方，流言就会产生。“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赫尔岑语）前苏联女作家利季娅认为，这一半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损，“先存在一半，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幸亏我们还有“在火炉旁讲故事的祖母”（本雅明语），历史的见证人还没有死光。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历史本就是“一个人的调查记录”。个体记忆虽不见得准确或全面，但毕竟离现场和真相更近一步。
在德国、奥地利等国，对于公开否认、淡化或为纳粹辩护的行为，均视为犯罪，最高刑期可达20年。2006年，公开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被奥地利法庭判处3年监禁。他认为不可能有600万之众死于集中营，理由是：“我所熟悉的文件和档案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告诉我被杀害的人有600万，但是据我所知，没有这么多。”这和林治波的逻辑何其相似，但人家毕竟还是经过“研究”的。然而被捕仅仅两周后，欧文就通过律师向外界宣布，他“发现了新证据、新文献证实大屠杀的确存在”。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林治波也很快发文向公众道歉，“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云云。一个出生于大饥荒尾声之年、人大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说自己不了解那段历史，怎么让人相信呢？如果“掌握情况不够”，为什么不去多了解点“情况”再来发言，何以一上来就“糟蹋”就“夸张”就“污蔑”呢？
【邓卉卉荐自《南方周末》2012年5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