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鸿兵（《货币战争》作者）：一直以来中国出口两大产品，一是制造的商品，二是百姓的储蓄。中国购买美债、欧债，就是在出口国内储蓄。这些储蓄以外币形式体现，但实质是百姓存款白白给美国人用。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币贬值，最终偿债折算为人民币时，储蓄损失将出现。
刘道玉（武汉大学原校长、知名教育改革家）：很多学者进不了长江学者，就巧立名目，搞了一些以名山秀水为名的学者，黄河学者、泰山学者、天山学者、闽江学者、赣江学者、珠江学者，名号有38个之多。用名山秀水命名学者，改变了实质没有？没有，他们还是原来的学者。
周立波（东方卫视《壹周立波秀》著名主持人）：取消交通管制，让官员感受堵车之苦才能真正治堵；取消食品特供，让官员品尝有毒食品才有食品安全；取消福利分房，让官员体会买房难，民众才能安居乐业；取消公车消费，官员才知油价之高、养车之难；取消干部病房，官员才知看病难、看病贵。
刘福垣（著名经济学家）：一提到多占房子多收税，骂街的就跳出来了。什么公平、正义、民主不过是一些人用于攻击别人的工具，涉及到个人利益秤就换了。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理、利、力的较量是需要时间的。
毕淑敏（作家）：总有人说农村民风淳朴，真有那么淳朴？同样的人，为什么进城后就不淳朴？我不觉得有什么天生淳朴的地方，那是在狭小生存环境里，人与人之间需要维持基本道德约束，一旦跌落，周围人根本不能容忍。现在，人心需要新的约束，社会需要建立新的信任体系。
王澍（中国建筑师、普利兹克奖得主）：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城市到底应该怎么建造，这种大体量建筑建起来的并不是城市，而像是欧美的城市化的郊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不是城市化过程，而是城市郊区化过程。不仅传统没有了，而且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就相当于暴富起来的郊区。
梁文道（学者、凤凰卫视评论员）：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张泉灵（央视主持人）：农民是种粮食的，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饥荒，饿死最多的是农民。粮食先保障了城市。农民拥有土地长期的承包权，可说征地，他们却是土地收益中得到最少的。城市用工荒，劝他们来；金融危机，劝他们回。他们住着城市里最差的房子，干着城市里必须有而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我们欠农民的。
陈丹青（艺术家、学者）：我母亲在美国20年了，我试图让她回国，在上海给她买了房子，她待了3个月就坚持回美国。因为她到处被人推，在马路上、到医院里、进电梯、上车、走路都可能被人推。她说她在美国20年，只被人推了两次，回头一看都是中国人。
陈忠林（法学教授）：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人。结果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高1倍；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
资中筠（学者、翻译家）：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
陈里（陕西公安厅副厅长）：尽管我们都在喊政务公开、执法为民、亲民，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政策、法律层面都是文字上的……比如说很多伤天害理的案件、轧死人的案件、野蛮拆迁的案件、野蛮征地的案件，老百姓历历在目，我们根治这些事情需要下大功夫。
陈九霖（中国航油前总裁）：网易和武钢等知名企业纷纷涉足养猪场，令人费解！养猪赚钱，便去养猪；以后养驴赚钱，是不是又要都去养驴呢？如此这般，何谈企业核心竞争力呢？我国企业若都这样，世界级品牌能够在我国产生吗？
慕容雪村（网络作家）：有出租司机会归还乘客遗失巨款，却经常为了几块钱绕路；有人会关心千里之外的失学儿童，却对身边人极其刻薄；有人会慷慨捐助灾民，却经常为了蝇头小利虚开发票；有人会为初恋男友花心自杀，却在婚后同时有7个情人；有人会无比关心邻家的猫，却十余年不回家探望父母。
朱德庸（台湾漫画家）：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你的坏对别人来说就像一个疤痕，留下就永久在。这就是人性。我们只能把握自己内心的纯洁，记住别人给我们的糖而非疤痕。这样的世界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创造的世界。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记者）：民众对于政府的期待之一，就是要让民众拥有安全感，而一个越是负责任的政府，越是敬畏生命，信任个人的政府，越能够让民众感到安全。因为当政府让民众失望太多之后，只有当民众真正感受到这种信任感后，才会回馈自己的信任。
冯小刚（电影导演）：我对好人的定义就是：有基本的善良底线，不要太恶毒，人品四六开，优点六缺点四就行了。这样的人是主流，咱这社会就算健康的了。
朱明国（广东省委副书记）：如果我们很多优秀人才、很多精英都往工商业走，这个国家和地区就有发展前途；如果很多优秀人才纷纷跑去坐机关了，去当官了，可能这个社会和国家就没前途。
龙应台（作家）：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刘震云（作家）：见识，远见、真知灼见，对我们这个民族是个稀缺的东西。我们民族不缺人，不缺钱，也不缺资源，但就是缺少远见。我们的城市规划的建设大多考虑不过20 年，我们总是将马路修好了又废掉，然后又重修，我们是在牛奶有毒了才想起要关注牛奶，我们看问题总是就事论事，不愿意从事情中看出道理。一个民族不懂事不要紧，最怕的就是不懂道理。所以，一句有建设性的话对我们的民族和身边的人太重要了。
王开岭（学者）：世界有两部分，一是人类成就，一是大自然成就。现在问题是，我们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里，地球的一切都成了人的“资源”和“使用价值”。我们不是地球的业主，只是她的孩子……人应学会谦卑，应承认占了很多不该占的，消耗了很多不该消耗的，应向被剥削的事物道歉并发誓节俭。
宁财神（作家）：有朋友劝我，你不缺吃不缺喝，何必关心政治呢？你又不当“公知”，说多了对你有百害而无一利。我说：我从不关心政治，我关心的，只是我自己的生活，我希望，我能吃到物美价廉的放心食品，希望我的娃不用吃昂贵的进口奶粉，希望小区物业不会跟我耍流氓，希望能活得像一个有尊严、有安全感的小市民！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任何一个朝代，哪怕碰上所谓的明君，臣子也不能完全说实话，真要是实话实说，君主就不叫君主了。完全说实话，直言不讳地批评当家人，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有可能。
【余娟、杨孔翔荐自《济南日报》《新京报》《羊城晚报》201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