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富士康。据报道，9月23日晚至24日凌晨，富士康（太原）工业园区发生员工斗殴事件。富士康公司新闻发言人称，约2000员工参与，警方介入后事件平息。看上去，“千人群殴”只是保安与员工积怨甚深导致的偶发事件，媒体和网民却关注有加。
此事似无多大“蹊跷”。把富士康近年“连续十二跳”、员工“洗澡死”、爆炸事故，以及今年10月郑州罢工、烟台“童工门”等串联起来，就会发现，“群殴”不仅是员工与保安之间的事——2010年20所高校部分师生完成的《富士康调研总报告》提出：在富士康，实行全面的封闭式管理和监视，安保系统是管理制度执行者，保安打人事件时有发生。为何“时有发生”？其背后恐怕是“半军事化管理”思维和模式导致的劳资关系紧张甚至激化。
不仅富士康。近年来，媒体频频曝光，一些企业的员工被打耳光、罚跪、脱衣搜查，拖欠工资、超时加班……
原因多多。比如，一是“二代”农民工，在贫富差距拉大情形下，参与分享企业发展成果意识逐渐增强，权利意识不断觉醒，不再为了生存忍受带有军事化色彩的管理，但维权法制意识有待提高，维权资源、手段和能力不足。二是有些企业为应对激烈竞争、追逐高效，将工人“机器化”，忽视其精神权益和人格尊严，从而易激发暴戾之气。三是有些非公企业没有建立工会，即便建立也因受资方控制难以有效维权。四是有些地方政府，因GDP政绩导向，“亲商不亲工”，无视企业违法违规。五是劳动执法监察力量不足、力度不够。六是劳动仲裁过程过长，相关制度有待完善。七是劳动争议案件执行难。八是欧美债务形势严峻，世界经济举步维艰，国内劳动力成本增加，有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走低、生存艰难，从而向工人“转嫁”压力，等等。而其中，有关“二代”农民工的原因，令人悲凉。难以推测，有多少“一代”农民工是在何等条件环境下劳作，虽可回乡“自豪”甚至“炫耀”，而背后辛酸也许被他们永远雪藏。
不管什么原因，劳资矛盾是随市场经济发育起来的社会经济矛盾，客观存在，不可避免，也难以完全消失。需注意的是，当前这种矛盾不时以群体性事件方式出现。
而问题的解决，好像总是“两难”。劳动力成本上去了，“投资盆地”有可能消失，就业压力加剧，而劳动者对“地板工资”、“围墙管理”忍耐也是有限的。从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阶段看，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比较优势产业。依靠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走出“中国组装”、“世界工厂”低附加值模式种种困扰，走向自主研发、自主品牌模式，提高劳动者素质，又非一朝一夕。靠普法增强劳资双方的法律意识，使其认识到对抗双输、合作双赢，也难立竿见影。而对此类产业而言，即使迁至内地或其他人口红利较高地区或国家，如仍盲目逐利，劳资矛盾也将不可避免。
事实上，看似纷扰，从根本上讲“资强劳弱”是矛盾主要原因。不管何种产业，无论当前还是长远，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相关法制，核心是增强劳方在与资方“博弈”中的智慧和力量，让双方通过充分、公平、公正博弈，实现“沟通、理解、合作、双赢”，从源头上化解矛盾。比如，要梳理相关法律法规，适时弥补缺陷、解决滞后问题，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特别是要为避免管理层对企业工会和集体协商的控制，建立健全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确保工人包括精神权益在内的合法权益。地方人大要加大探索力度，比如，去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州市劳动关系三方协商规定》。而强化劳资矛盾预警，加大执法、确保司法公正，自不待言。
对富士康群殴等事件，关键是你怎么看。要把坏事转变为好事，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和谐社会建设。而人大，既要看到相关立法监督工作的紧迫性，也要看到“二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增强，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扩大公民特别是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提高科学平衡、调整、协调利益关系能力，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化解劳资矛盾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