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在当代中国诗歌史的编撰上，关于梁晓明的创作一直存在着评估不足的问题。迄今，对他一系列寓意深刻、饱含想象力和实验性的诗歌，主流研究和评论仍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必要的总结。因此，在中国现代诗的推进上，梁晓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抵达的诗歌高度，不仅没有因时间的前行在九十年代以后得到“更上一层楼”的提升，而且因理论权威们的傲慢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遮蔽了，导致不少滥竽充数者以“劣币驱逐良币”之势窃据了显赫的名声，进而对年轻一代产生了糟糕的负面影响，使后者单纯地以为借助浮浅的抒情句式、发霉的陈词滥调、简单的押韵合辙就可以包打天下，以为诗歌写作不需要难度，不需要认真地探究词与词之间隐微的差别和联系，而是一件可以随心所欲的事情。这固然是诗歌评论家与研究者的失职，对一名优秀诗人所作的贡献表现出的不公，更是中国现代诗艺术流变的一种内部损失。
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复苏与繁荣并行，文学赢得了超乎它自身的关注，诗人在某个阶段甚至赢得了当今演艺明星似的被追捧和拥戴；当然，也无须讳言，文学也因此扛起了它原本不必承担的一些负荷，其中尤以政治、伦理的压力为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晓明自觉地展开了个人的超现实主义写作，其笔底出现的诗歌，率性、随意、自然、清新，充满了对智力的挑战，同时对僵硬的语言逻辑和实用理性的桎梏形成了海涛般的冲击。浏览那个天才爆发期的作品，读者可以发现，其语言节奏仿佛纯粹出自天籁，像一粒粒清冽的水珠，无拘无束地流荡在现代汉语的河床上。
记得最初读到《瞎子阿炳》一诗时，我就叹服于该诗自然的语言节奏中所展露的超常想象力：
当黑夜像锅盖从天上盖下来的时候
人们都熄灯了
只有阿炳的泪水从脸上流下来
像一个个
无家可归的流浪孩子
在阿炳的嘴边颤抖
在中国的梦外徘徊
在我看来，把黑夜比作一张锅盖，无疑有相当的艺术效果，不过，在新颖度上似乎尚未触动心灵最敏感的那根细弦。但承接下句而来的“泪水”之滚落，却令我眼前陡然一亮，那“像一个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孩子”的诗句有着近乎神赐的贴切，不仅给人以出人意料的冲击、震撼，更在忧伤的情调里添加了一部分凄苦的质料，随后，两句“在阿炳的嘴边颤抖/在中国的梦外徘徊”也衔接得十分自然，恰切地写出了阿炳那种“边缘人”的处境。
伴随这种想象力的推进，这首诗的背脊始终承载着博大的悲悯心，恪尽职守地履行艺术陶冶人心的职能。这首诗立意描写音乐温暖人心的现象：阿炳依靠二胡为自己取暖，却像蜡烛似的温暖了“许多人”。这是梁晓明为阿炳揭示的艺人生活之归宿，就某种意义而言，也是他自己的诗歌理想：
阿炳死的时候
嘴边还是有泪的
阿炳临死的时候，作者显然不在现场。他嘴边的“泪”多半出自想象，但这种想象是合理的，它符合生活的逻辑。这是深刻的感恩，是一个被阿炳的琴声滋润过的少年面对一颗高尚的艺术心灵的感恩。
从《二泉映月》这首诗中，我们得知，梁晓明对阿炳的印象来源于他的父亲所讲的故事。相比知识教育，这种以音乐的方式对孩子的熏陶是极为重要的，它的落脚点是情感，借助美的途径介入了人格的诗性塑造。梁晓明认为：“诗歌的完成必须向着自己的内心深处。它像是一种引领，一列火车，它带着你观赏，它目的性不明确，它只是告诉，它只是倾诉与说话。你听到了这种告诉，你为这种说话所吸引，你走入了说话的内容之中，不知不觉的，你会发现，其实你已经加入了说话的行列，你并且可能已经在开始向它说话，通过它又向着自己的生命讲话。就这样，一首诗，才真正的完成了。”在《瞎子阿炳》和《二泉映月》中，诗人既是说话者，又是倾听者，在语言的铺陈中把读者带进了对话之中。
这两首诗都写于1985年。当时，“朦胧诗”在遭受到诗坛保守势力的粗暴讨伐后，稍稍站稳脚跟。一时间，以高扬自我，运用意象、暗示、象征、比喻等艺术手段的写作模式，在年轻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中间赢得了较多的喝彩声，效仿者众多，几有洛阳纸贵的态势。但朦胧诗过多依赖情感，过多沉溺于意象、象征的表达方式，加上纯粹夜莺玫瑰式的吟唱语调，为虚假的浪漫主义留下了较多的缝隙，也引起了一批敏感的年轻人的逆反心理，这其中就包括了本文的论述对象———梁晓明。有意思的是，当人们还在为诗歌的懂与不懂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梁晓明的写作已大跨度地走到艺术的核心，赶上了世界诗歌大师的步伐，共同走向现代诗的未来。
在一次私人性的交谈中，梁晓明告诉我，对他的创作影响最大的是两个外国诗人，其一是惠特曼，其二是聂鲁达。前者是美国现代诗歌的开山者，他磅礴、自信，才气毕现如火山爆发的诗句几乎成了美国精神的象征。可以说，惠特曼翻山越岭来到中国，像一名诗歌领域的“白求恩”，为诗人灌注了一种昂扬、奋发、自由创造的雄心。后者来自拉丁美洲，他一系列的创作实验体现了语言创造蓬勃的活力。从传记中，我们还知道，聂鲁达超逸的想象力更有传奇般的生活实践的支撑。这位以西班牙语写作的智利诗人具有超强的主观化抟转能力，他善于把内心的强力赋予平凡的客观事物并使其神奇化，极其擅长“变粪土为黄金”的语言魔术。这对年轻的中国诗人简直起到了醍醐灌顶的作用。这种作用在组诗《歌唱米罗》中有着淋漓尽致的发挥：
我看见米罗跳出我的眼睛，他向往墙壁
那些裂开的缝隙表示他的生活
他从我手掌的栏杆上跳下
他奔向广场，他最后的家
他可以安放画具与日子
可以让风悄悄越过旗杆，收集白云
抽屉里分别贴上标签，安上乌贼鱼
鲸鱼，蝉与口琴
几千年前他是一粒大麦的胚胎
现在我庭院里也生长大麦
米罗是与毕加索、达利齐名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他的作品有如天马行空，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其汪洋恣肆的想象力能够让生活中的任一事物汇聚在自己的笔底，或在安谧的氛围里展示野性，或在狂放的想象中捕捉宁静，或在复杂的拼贴中提炼抽象的简洁。正是对米罗的理解与同情（在写下同情两字时，我不由得斟酌了一下，最后还是落下了它们，因为它们并非是居高凌下的怜悯，而是内心深处的认同，类似一种心灵的拥抱）促使梁晓明写下这样的诗句：
整整四十年，只有他的画具知道他的家
他的色彩安慰他的手，他植物的梦想
只能在墙壁上伸枝长叶，整整40年
只能在后院里制造番茄
米罗属于在艺术中生活、把艺术当作生活的圣徒式人物。就某种程度而言，与其说他是一名优秀的画家，更不如说他是一名喜欢自由抒情的浪漫气质的诗人。他涂抹油彩时就像一位精于遣词造句的诗人，在训练有素的前提下放任自己的潜意识之手，在画布上天真而快乐地滑动，他“在牛奶里种植星星”、“在星星上种植鞋子”“在鞋子里安排城市”“在泪水里骑马画下菠萝”“在枕巾上画下叹息的贝壳”……可以肯定，梁晓明在面对他的画作时肯定浮起了惺惺相惜的体验：
我也被太阳的目光追赶，于是我转向你
这片头发上的海滩，飞跃与鱼
扭弯脖子的葫芦与歌声
安置梦想的港湾
船
我轻轻把故乡这座小城拆开
一块一块贴到月亮的脸上，以后
米罗
你的脸就是我唯一的故乡
梁晓明出生于江南一座美丽但稍显闭塞的小城。这种童年记忆在他的生命中留有深刻的烙印，同时也从另一个方向鼓励了他向一个开阔，甚至无限大的空间的追求。这种追求在《歌唱米罗》时幻化成了美妙的声音，令作者扬弃了地理含义的“故乡”之狭小、封闭与拘谨，跨入了充满启示性的精神“故乡”，辽远而深邃。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米罗这个名字，通过神秘的画与诗的“跨界”，慷慨地馈赠给了诗人一份价值连城的遗产。
二
无疑，梁晓明属于天才型的诗人，可贵的是，他没有滥用上帝赐予的这份礼物，而是对天才的拥有与发挥有着清醒而谦卑的自知：“诗当然需要天才，而且几乎可以说诗歌是所有艺术中最需要天才的一种。但倘若整天躺在天才的自得中最终是写不出伟大的作品的。我们需要的是把这种天才变成水源、养分，来灌溉和培养诗歌这类娇嫩的树：我们必须天天这样小心、谦卑、刻苦地从事这份工作。只有这样，我们的诗歌之树才有可能结出无愧于我们天分的果实。这也是一个现代诗人必须经历的艰难过程，并且这也是他生命的寄托与荣耀。”正是有此认识，他近乎苛求地要求自己“找到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是从艰难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串血、一滴泪、一段梦想、叹息和惊醒，它必然充满沉思、向往、深入人心和现实存在的反映。它是生命内在的视野，是一种经历、体验、观看的沧桑与总结，在总结中发展，开阔新的存在与启示。”
据我所知，日常生活中的梁晓明多少有些懒散，几乎没有什么功利性的生活规划与筹谋。可是，透过这种懒散的现象，我却从他的诗中读到了精神的勤奋，一种活跃的智力活动。正是这种积极的活动，使他极有分寸地把握了自己的天赋，对西方超现实主义的写作进行了本土化的移植，以此对接了唐诗宋词的风韵。这里，我想借用一下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术语，将梁晓明的写作定义为“后超现实主义”的风格。这种风格吸收超现实主义的有益成分，将之推陈出新，在它的非理性层次上进行了智慧的提炼，使作品介乎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在“明修”表面纷乱的“栈道”中“暗度”目标清晰的“陈仓”，表象是无序的，内质有着紧密的联系。
行文至此，需要指出，梁晓明的后超现实主义写作绝非纯形式主义的游戏，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诉求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环境有所松动，国人多少摆脱了一些以往的压抑心态，开始张扬自我，肯定个人价值、个体存在的权利。诗歌作为时代的产物，也对个人、自我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与此同时，弊端也随之出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因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扩大了，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旗帜被方向不明的狂风吹刮而缩成了一小团皱巴巴的破布。《各人》便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首诗被谢冕先生看做“中国诗歌开始‘由热情向着冷静，由纷乱向着理性的诗的自我调查’的分水岭”，它以冷静的语调叙述城市化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冷漠：
你和我各人各拿各人的杯子
我们各人各喝各的茶
我们微笑相互
点头很高雅
我们很卫生
各人说各人的事情
各人数各人的手指
各人发表意见
各人带走意见
最后
我们各人各走各的路
诗中不断出现的“各”字，是形式与内容之间不可分割的范例。该字发音上的“格涩”在声带上引发的不舒适感仿佛是一种特殊的障碍，增强了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冷漠：“各披各人的雨衣/如果下雨/我们各自逃走。”亲情、友情这些生命的润滑成分仿佛被彬彬有礼的功利性算计抽得一干二净，只剩下高雅的外壳———保持着五官四肢的空洞身躯。
生活改变了自身简单的轨道，它也同样改变了轨道上行驶的车马。如上所述，年轻一代的诗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朦胧诗较平直的书写方式，认为这是一种低智力、创造性不足的写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晓明的写作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非逻辑铺排，它既挑战自身对现代汉语的把握能力，它们拒绝平庸的阅读，对读者的感和悟的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他在写作中经常致力于越出常规的词语衔接，以此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智力底线。在《自从文字来到我手上》中，诗人皱起眉头设问：
自从文字来到手上
我有过什么乐趣？
在天空寻找太阳的消息
好像一只燕子的尾巴
我带着春天和下雨的眼睛
来到世界上
有过什么乐趣？
这样的诘问不免带有孩童式的天真，追问着似乎无须追问的问题，没有答案的问题，但其中更蕴含了诗人在经历人情世故后成熟的疑虑，实际是一则有关存在的重大命题，这种重要性涉及到生命的细节：
在人类相聚的桌子上
我看到黄昏被蚂蚁
互相残杀
生命的香蕉被手指习惯地往下剥皮
所有的柏油路都通向厨房
那唯一的月亮
恰好是昨天升起的爱情
需要注意的是“昨天”，它不是今天，更不是明天，意味的是“消逝”、“过去”、“不再”，此处将它与令人憧憬的“爱情”缀连在一起无疑令人感到沮丧。
不过，现实中的某些令人沮丧的现象和个人情感的失意并没有摧毁梁晓明对生活的信心，诗的存在一直帮助他坚持着对爱和美的歌唱。《林中读书的少女》是一首唯美主义色彩颇浓的作品。抒情对象是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树林”“少女”是世界上最具诗意的存在，树林以茂密、幽深而在隐现之间挥发神秘的气息，少女则在时间最娇弱的链点上凸显美的脆弱与诱惑。诗人极具匠心地以“读书”将两者联系了起来，歌颂了青春的骄傲与美好：
纯。而且美
而且知道有人看她
而更加骄傲地挺起小小的胸脯
让我在路边觉得好笑、可爱、这少女的情态
比少女本身更加迷人
这里，“比少女本身更迷人的”是一个生花的妙句。纯洁，这个词就像一道阳光，照耀着我们的诗人，也温暖着读者在暗夜里等待奇迹的心灵。
梁晓明说：“我忽然想写一种节奏缓慢的诗！一种完全是由内心在说话的诗！……我想找到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必须是从生活的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一滴血，或一滴泪，一段梦想与一声叹息。这必然是悠长的、充满回忆、向往、深入人心与现实存在的反映，它不可能是快节奏的。”
上面这段话实际更进一步证实了诗人对自己才能的自省。他清楚写作的难度，这种难度与“生活的海洋”密切相关。“缓慢”造成了他九十年代诗歌的转向以及二十一世纪的“低产”，报答这种“低产”的是此后作品的厚重与丰富。《开篇》便是这样的一组作品。评论家刘翔先生认为：“这部大组诗是他迄今最成功的作品，……是九十年代抒情诗的高峰之一。”另一位评论家沈健则将它看作“集大成式的作品”，“它傲视群伦，独立寒秋，在当代诗歌泡沫化的沙漠中，是类似于金字塔式的巨作”。人是大地上的存在之诗，这是海德格尔的看法，也是梁晓明笃信的理念。在这组名为“开篇”诗的开篇，我们听到了一位漂泊者充满真诚的疑惑：
在世界的触摸下我衣饰丧尽
我离弃了故土、上天和父母
像一滴泪带着它自己的女人离开眼眶
…………
我在为谁说话？时间在唤谁回家？
来到手边的酒浆是谁的生命？
鸟往空中飞，谁把好日子寄托在空中
将眼睛盯死在发光的门楣上？
梁晓明借用树木、石头、风与火、钟表、金杯、风暴、城堡，等等上帝创造的词与物，吟唱历尽沧桑的苦难、水与光。无疑，诗人善于从“黑夜中取出黄金”，那是一种精神的黄金，是自由飞翔的曙光。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诗人祈望自己的“精神在风中坚定，在歌中胜利”、“在广大的荒漠中找到水分”，让自己浴满光辉，“脆弱的双脚抬头升起来”，得到一把开启世界的“钥匙”以自如地进出。这样，
在我的死亡中你永远不死
因为我的逝去你再度扩宽了永恒
关于“缓慢”，梁晓明还有进一步的阐述：“一首节奏缓慢的诗，在我看来，几乎是享受上的一种奢望，因为那是一个诗人语言表达的方法与独特能力的展示，以及他那不为人知的生活遭遇与态度的精湛结合，是一种让人难以回避的演出，它与人有关，与整个人类有关，在这样的演出中，我们会随着诗人的脚步一起踏过泥泞，黑夜与木桥，我们会和他一起惊奇月亮的升落，爱情的兴衰，沉思与感慨，在这样深沉的共鸣中，我们觉得我们和诗人生活在了一起，和他一起笑，一起哭，不知不觉中，我们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增加了生命的认识与感受，我们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人。这些，便全是诗歌带来的恩惠。这也便是我此刻认识到的诗歌的力量与它的任务。它是帮助人、关心人，是绝对以善为基础，以感受为出发点的一种人类存在的记录。”在消费时代，人类的创造力几乎被消耗殆尽了。踏在精耕细作过的土壤上，耕耘者要想找到一颗新芽，就像截去双腿的运动员面对创造的起跑线，哪怕迈出一小步都很困难。但唯其如此，创新和创造才体现出真正的价值，让诗人体验到上帝创造世界一般的喜悦。
三
罗兰·巴特对现代诗的一个阐述曾经在诗人的心底引发了深刻的共鸣：“让意象在一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上各自发光。”为此，梁晓明需要在诗中呈现切实的存在：“在诗中出现的是一整座实在的山，一片粗砺的石滩，一间瓦房，一盏灯，一座充满孤寂骚动和冷漠的城，一整个大陆和一个人……每一物体都必须独自领略过风吹雨打，每一个词的出现都是一段生命的呈现。”这段话令人回想起俄罗斯白银时代阿克梅派诗人的艺术追求，他们注重语言的精确性和描述的客观性，力图摒除美的幻影，希冀玫瑰的美“来源于自己的花瓣、芳香和花色，而不是来自旁人怀着神秘的爱慕或其它情感设想出来的类似物。”
《敬献》是一组献给父亲的挽歌，其中的“每一个词的出现都是一段生命的呈现”。令人感叹的是，几乎每个男人都是在自己做了父亲以后才开始真正理解了自己的父亲。梁晓明大概也不例外。在这组诗中，诗人以“感慨、气愤”，又“充满敬意”的口吻追忆了父亲“一生的错误、固执、豪爽、天真、愚蠢、大笑、浪漫、迂腐与受尽挫折却始终怀抱一份莫名其妙的理想主义的感情”，其中流露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和对世界的思考与迷惑弥漫在每一个浸渍了泪水的汉字里：
有一种悲哀我已经离开
我的泪水忘记了纪念
我坐在宁静的空白当中
我好像是一支秋后的芦苇
头顶开满了轻柔的白花
我和空白相亲相爱
等待冬天到来
“相亲相爱”与“空白”的神秘组合如同生命中最后的叹息，叹息里掺合着痛彻心扉而无以言表的哀伤。于是，我们情不自禁地会跟随作者去追问：这种近乎绝望的等待迎来的将是什么样的灯盏呢？它的形式有什么特异的地方？血脉里的亲近在飘离中将以何种方式呈现？
摇晃我小镇上简朴的后院
恍惚睁开他
已经走远的两只眼睛
最终的答案是残酷的，但仍然保留着绝望深处的希望。虽然“恍惚”，虽然“走远”，那两只眼睛是“睁开”的。这是生命的长明灯，是肉体消亡后也不会熄灭的精神之灯。
死亡的细胞无所不在，它植根于人老去的每一瞬间。历史的轮子不知不觉地滚到了二十一世纪。风华少年梁晓明也正如但丁所说，进入到了人生的中途。有幸的是，诗人并没有丧失诗歌的激情，而是将这份激情更内敛化，表现得更沉郁了。诚然，人到中年，句号已经划了半个圆甚至大半个，接下来的半个应该如何规划？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多思的诗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考虑到前半生的圆多少有点懵懂，这后半生的圆也不时地在计划、观望之中。生活尽管时有极端，但犹豫、徘徊、茫然却是人生的常态。饱经沧桑，诗人渴望抱持“中立”的姿态，以避免出现那种失衡的人际关系：“厅堂中立。秋风中中立。竹林瑟瑟在山中中立。”由物的中立姿态，联想到人的不偏不倚，诗人发现，其间的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
谁能中立写完一生的诗章？
我不行，悒悒向西
更多人走得更加混沌……（《中立》）
在现实生活中，中立是一种理想，它来自人们对“极端”的恐惧，甚至表现在对拉偏架的厌恶。人们常说，沉默是金。但现实经常让人尴尬地开口，梁晓明的近作《态度》一诗就是这样宣告着沉默的不可能：
每个人，都有态度，鸟在飞，有飞的
态度，掉毛的时候，它开始
产生下降的态度
…………
你在船舷边，不表态，船在海上，海在泥土上
没态度。痛苦煎熬是飞动的？
幸福是稳固的？
稀泥一把摊开胡乱的自己，是态度
也会相反，比如你刚好是吓人的冬天
树林白、山峰白、大街行人
一片白
生活的态度与生活的经历、生活的体验有关，它随后也将决定生活的方向和生活的归宿。每个人都有态度，这是平淡的表述，但伴随“掉毛”、“下降”，态度一词由平淡急转弯飞进了生命重大的思考。不表态，是不是就没态度了？难道就可以据此认为是拥有了幸福，从此高枕无忧。诗人沮丧地告诉我们，不是的。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其中更可能掩饰了深层的痛苦，平静的水面下实际滚动着巨大的漩涡：
你白白的走在大地上，白白走完一生
也可以笑一笑
需要态度？
梁晓明性格的豪放与为人的仗义是朋友圈里公认的，这些特征多半留给人们乐观、快乐的印象，甚至让许多北方诗友惊诧于他典型的南方才子面貌下的坚毅和大气。不过，上述性格特征并不意味着诗人缺少敏感的气质。熟悉他的朋友非常清楚，他的忧伤可说是与生俱来的，而正是这种伤感，令他在常人的感受之外写出了一种特殊的悲凉：
节日如鸟，纷纷散了，如烟缕离树、杨花点点
非行人泪、是一个季节过去
几艘偏栖的小舟
无人划
日子平淡，却在平淡中演出着惊心动魄的人生，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节日的欢聚如同一场华丽的大梦。这一切都“静悄悄停泊在文字中间”：
倒点小酒、小杯、自送唇边
友人离婚、有友去世、有老人更加走的遥远……
（《节日如鸟》）
生活中偶然发生的某些变故就像一场洪水，漫过之后，原本躲藏在角落里的一些垃圾和渣滓都被冲出来曝光了。它们碎裂成时间的玻璃渣，然后，混和着酸甜苦辣咸涩，一股脑儿泼进了体验的万花筒。随后，如花如烟，在岁月的枝头或光阴的焚尸炉里飘散，忽隐忽现，忽近忽远……。我一边诵读《节日如鸟》的诗句，一边想到了里尔克的名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是啊，作为中国诗歌的书写者，我们需要挺住，而在我们挺住的每一刻，能够随身携带的只有孤独———诗歌的孤独，以及由孤独神秘地滋生的友谊，那对创造之天才由衷的赞美。
华丽的幕布已经扯下，返璞归真是最好的选择。《种菜》是梁晓明最近的一份收获。那是一首豪华脱尽的作品，语言朴素、平实，节奏舒展、淡然，就像一名敞开土布褂子、缓缓走在田野上的老农：
我的名字就是我的青菜，他们都点名要我的青菜
所以，我种菜就像种我自己
哪一天种下哪一棵青菜，
我都知道，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种好青菜，过完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