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山不愧是广告导演出身，《铜雀台》拍得很华美。当刘亦菲饰演的灵雎一袭大红的披风出现在漫天风雪中的时候，观众甚至会惊叹这要让张艺谋自愧弗如了。赵林山自己介绍说，领衔主演的周润发也很投入，多次从香港飞来北京，和他讨论角色。发嫂甚至抱怨，曹操这个角色让发哥陷入到某种痴狂的状态中，“整天呆在楼上不下来”。
苏有朋饰演的汉献帝，是影片的另一大亮点。自始至终，献帝都不断地在吟唱“诗经”，有一点哈姆雷特的味道。献帝生活在曹操万丈光焰的威压下，为了生存，他只能通过演戏来掩饰自己。对他来说，演戏是演戏，生活也是演戏，时间一久，他也就成了“偶人”，分不清什么是演戏，什么是生活了。他假痴不癫，毫无困难地在各种尴尬、危险的情景之间转换，撞见了自己的皇后和曹丕通奸，也视若无睹，真够难为他了。演技比他高的，可能只有他的堂兄弟蜀汉后主刘禅，他的“此地乐，不思蜀”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台词，竟然骗过了嗜杀残忍的大尾巴狼司马昭。
不过，以我在现场的观影感觉，虽然导演、主演都很卖力，但整部电影却好似在高原上烧开水，到了八十度就再也上不去了。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很少听到笑声和掌声，也很少听到惊叫声和叹息声。影片的画面虽然华丽，但终究缺乏一点摄人心魄的精神力量。
在《铜雀台》中，灵雎本是吕布与貂蝉的女儿，吕布被曹操击败并被斩首之后，她流落到了民间，后来被人掠去，押到一个巨大陵墓里，进行残酷的训练，以备有一天能够完成刺杀曹操的使命。但诡异的是，灵雎被送到曹操身边后，谋刺未成，反而爱上了他，赵林山就以此为主线为我们讲述了一场阴谋与爱情的故事。
这个情节不能不联想到张艺谋的《英雄》和李安的《色戒》，编剧汪海林也自我调侃说，《铜雀台》一不留神就会被人当成是一部不上床的《色戒》。
刺客认同乃至爱上自己的刺杀对象，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弯子很难转，在电影当中，对导演来说也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很容易被精明的观众看出破绽。
在《英雄》当中，张艺谋做的就不好。刺客“无名”在即将得手的时候，被秦王说服，觉得不能杀了一个能一统天下的人，于是放弃行刺，并甘愿死在了秦王的万箭之下。这个逻辑，看似圆满，但张艺谋却忽略了一点：刺秦之时，六国未灭，凭什么秦国才有统一的权利？无名本是赵人，为什么不能支持自己的祖国赵国来实现统一？放弃抵抗去迎合秦王的统一，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奴性。张艺谋不明白一点，实际上宣扬了不要反抗强者，主动当奴隶的意识，这也是《英雄》在放映后遭到舆论诟病的主要原因。
《色戒》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就更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因为无论是从民族大义还是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看，汤唯饰演的刺客王佳芝都没有理由放过汉奸“易先生”。这个问题在小说原著张爱玲那里就是无解的，张爱玲只好通过肉体的快感来解释——所谓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李安则用了大量的床戏，来帮助王佳芝完成这样的转变。只是这样一来，就把人下降到了动物的层面，人可以像动物那样只追求感官的刺激而不管其他更具有超越性的价值吗？张爱玲、李安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大多数观众对此并不认同，想当畜生，并且承认自己就是畜生的人，终究是少数。
赵林山在《铜雀台》中，也想为灵雎找到一个爱上曹操的理由，但相当困难。唯一能够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就是一直活在动乱和忧患中的灵雎，跟着曹操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但难道为此就可以放弃杀父之仇吗？这很难说得过去，赵林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最终没有让灵雎与曹操“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是让她带着自己的搭档穆顺的尸体（日本演员玉木宏 饰。灵雎和穆顺不可能是情侣，因为穆顺是一个太监），一起跳下了悬崖。不过这就更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了，因为穆顺在刺杀过程中，也已经归顺了曹操，并且为了掩护曹操脱离险境，自己化妆成曹操，替曹操引开了叛变的军队而慷慨赴死。既然如此，灵雎为何还要和他一起自杀呢？这既突兀，也不合情理。也许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导演需要她死。
赵林山曾说，他拍这部电影的目的是要为曹操翻案。翻什么案？篡汉的案。《铜雀台》的背景是：庚子年，恰逢天象“四星合一”，预示改朝换代之征兆。曹操身边的人，尤其是世子曹丕（邱心志 饰），希望借此良机推献帝禅位，让曹操登基。同时反对曹操的势力，也加紧了行动。在这样一片忙乱之中，只有曹操本人心如止水，一心只想在统一后再把天下交还给汉献帝。
为了使曹操的形象丰满，使他感动刺客显得可信，赵林山颠覆了《三国演义》的情节：曹操带着献帝一起围猎，借用献帝的弓箭射死了一头鹿。在罗贯中的笔下，曹操借此机会“泄露”自己篡汉的野心，并试探拥汉派的实力。但在《铜雀台》中，曹操在把弓箭还给献帝时，却深沉地说：“弓、箭都是陛下的，鹿虽然是我射死的，但却归陛下。”在中国的传统语境当中，“鹿”一直被用来代指“天下”，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中原”等都是这个意思。
不过，也许是怕文化底蕴肤浅的当代观众不能理解曹操的苦心吧，赵林山又安排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刺阴谋，并且腿部负伤的曹操，和汉献帝在星象室，在一幅标注着“曹、孙、刘”各自势力范围的“中国地图”前，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大意是说我本来是想在统一后把大政奉还给陛下的，但现在看来天不假年，无法实现这个愿望了。于是曹操无限伤感地抽去标示“曹、孙、刘”边界的绳子，象征性地把一幅完整的“天下”交给汉献帝——至此，赵林山确实完成了一次颠覆，把曹操从一个一心想代汉自立的“白面奸雄”的形象，改造成了孤忠耿耿，老成谋国的忠臣形象。
只是我感到不解的是，如果曹操真的是忠于汉室，那他就是一个“好人”吗？我们臧否历史人物真的只能看他是否忠于一家一姓的天下吗？仔细梳理一下其中的脉络，我们会发现，赵林山看上去颠覆了罗贯中，其实却恰恰是全盘接受罗贯中的价值观——一切以是否忠诚于刘姓皇室划线。罗贯中否定曹操，是因为他有篡汉的野心，并且他的儿子曹丕最终在他的基础上代汉自立。赵林山肯定曹操，却是因为他没有篡汉的野心。赵林山和罗贯中相反相通，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拥汉派。 这当然是一种陈腐的价值观，因为它屏蔽掉了人民的意愿。其实上层权贵们的刀光剑影，阴谋与爱情，忠诚与野心，和人民没有什么关系，谁当皇帝对人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体现出人民性，代表人民的利益，推动历史进步。
为曹操翻案的戏，早就有了。1959年，郭沫若创作的五幕历史剧《蔡文姬》，讲述了才女蔡文姬受丞相曹操之请，从南匈奴返回汉朝继承父亲蔡邕遗志续修汉书的故事，就是一部翻案戏。郭老曾经说过：“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是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
但是郭老为曹操翻案，却并不是以对刘姓皇室的态度划线，他借剧中人董祀之口，谈了自己翻案的理由：“他（曹操）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的景象。”“如今‘马前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从前我们的边疆，年年岁岁受到外患的侵扰，而今天呢，是鸡犬相闻、锋镝不惊。我们从南匈奴回来，沿途都受到迎送，没有些微的风吹草动”——总之，在《蔡文姬》中，曹操的正面形象是建立在他的政策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比《铜雀台》要坚实多了。今天，《蔡文姬》已成经典名剧，不断被复排，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同时也启发一代又一代人的思考，而《铜雀台》的命运，恐怕只会和其他商业大片一样，虽然也可能凭着各种噱头获得不菲的票房收入，但终究不过是一个文化泡沫，看上去绚丽多彩，但旋即破裂，化作过眼云烟。
和郭沫若那一代人相比，当代艺术家——导演、编剧、作家等——拥有更为优越的创作条件，但遗憾的是，他们却失去了人民史观，这使他们丧失了诠释历史的能力，作品缺乏一种浩然正气！他们在细节上力求完美，但主题却往往含混不清，且常常自相矛盾。由于不知道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因此他们镜头中（或笔下）的人物要么是暴虐的、古怪的，要么是偏狭的、冷酷的，但很少是豪放朴实、平易近人的，他们个个工于心计，却个个命运悲惨，让人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比如《铜雀台》中周润发扮演的曹操，气质就过于阴鸷、多疑，给周围所有的人，包括观众，都带来了很强的不安全感，让人觉得不舒服。这和《蔡文姬》中那位雄才大略但却朴素俭约，广开言路，察纳雅言，勇于改正错误的“曹丞相”，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责编/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