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在历史上是指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特定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中国历史上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乾盛世”。这些盛世是怎么发生的？从这期开始，我们陆续编发一系列中国古代“盛事”的故事，看看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是怎样一次又一次走向繁荣颠峰的。
秦的先世是周天子的“弼马温”，因为牧马有功，周孝王授予封地，成为在今甘肃西部一带的一个小国。西周末年，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送有功，受封为诸侯。地处偏僻蛮荒的西北一隅，秦国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为中原诸国所鄙视。也正因为这点，秦国国君很重视从其他诸侯国引进人才。秦穆公时，以五张羊皮为代价，从楚人手中赎出百里奚，任其为相。秦国逐渐富强起来：战胜晋国，将国土推进到黄河西岸；灭了十二个戎狄国家，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秦孝公征贤
秦孝公继位时，秦国受到东方强邻魏国的威胁，黄河以西穆公时拓展的大片领土又被魏人夺去。面对严峻的形势，孝公决定发奋图强。他首先发出一道“求贤令”说：无论是秦国人还是外来宾客，只要有办法使秦国强盛起来，就给他授官加爵，分封土地。此令一下，引来一位将要改变秦国命运的人――商鞅。
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人称公孙鞅。他原是卫国人，又名卫鞅，商鞅之名是由其封地在商（今陕西商县）而来。
商鞅当时是魏国大臣公叔座手下的小官――中庶子。公叔座很欣赏他的才能，在病重时将他举荐给前来探病的魏惠王，要惠王“举国而听之”。见惠王只是敷衍，他屏退左右，轻声说：“大王如不肯用他，就把他杀掉，断不可让他离开魏国。”过后他又后悔。急忙召来商鞅，让他速速逃亡，以免杀身之祸。商鞅却说：“大王既不肯听您的建议用我，又怎肯听您的建议杀我呢！”
商鞅离开魏国，来到秦国，做了秦孝公宠臣景监的宾客。经景监引见，他两次谒见孝公，秦孝公对其所说不以为然。商鞅再次求见，这一次却说得孝公大悦，对景监说：“这人不错，可以一叙。”此后多次召见，畅谈数日不倦，有时听得兴起，孝公还不知不觉离开坐席，凑到商鞅跟前。景监很纳闷，问是何故。商鞅说：“前两次我给君王说先王之道，也就是孔丘、孟轲所宣扬的‘王道’，他听不进去。第三次我给他说‘霸道’，也就是强国之术，对上他的胃口了。呵呵，这不正是我平素所学的吗。”
农与战，强国之本
秦国的东邻魏国在魏文侯时，重用西门豹、李悝等人，变革法制，使魏国富强起来，在诸侯国中首屈一指。秦孝公十分羡慕，早有变法之意，只是苦于无人辅佐，更恐天下议论。现在与商鞅畅谈强国之术，真有相见恨晚、如鱼得水之感。
商鞅对他说：“犹犹豫豫，什么事都做不成。智者在新生事物尚未萌芽时，就要预见它的未来。成就大事的人必须有乾纲独断的魄力。为什么不能变法？圣人只问能否强国，不问是否合乎成法；只问是否有利于黎民百姓，并不拘泥于陈规旧俗。”
孝公一听此言，连连点头，又问如何变法。商鞅将胸中酝酿已久的想法一一道出，秦孝公十分赞赏。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便不顾一切反对意见，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让他主持变法。
商鞅敏锐地抓住了在当时国家强盛的根本：一是“农”，一是“战”。农，就是发展农业生产，非农不足以富；战，就是强兵，在商鞅看来，还须勇于出击，非战不足以强，甚至不能自保。
商鞅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农耕和征战。
首先，取消贵族世袭爵位的特权，规定只有具有军功的人才能得到爵位；依爵位定尊卑等级，使“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其次，将社会上各种闲杂人员（包括从事“末业”的商人）驱向农田和战场。为做到这一点，商鞅规定：一，对于不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闲杂人员按人头征以重税；二，凡努力耕织而生产粟帛多的人，可以免除本身徭役。
第三，鼓励开荒，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负担。这样就破坏了井田制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农民垦荒、生产的积极性，使秦国的耕地面积大幅扩大。
第四，以严刑峻法安定社会秩序，保证农业生产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商鞅按照五户一伍、十户一什的方式将民户组织起来。实行“相坐法”，责令各民户互相监督，严禁社会斗殴。
徙木立信和太子受罚
法令制定出来了，商鞅怕秦国百姓不相信国家变法的决心，就命人在都城南门竖立一段三丈长的木头，张贴榜文说：谁将这段木头搬运到北门，就赏他５０两金子。过往百姓指指点点，谁也不敢揭榜应命。有一个胆子大的人，把木头扛到北门，果然得到了５０两金子的赏钱。秦国的百姓这才明白，朝廷说话是算数的。
商鞅这才把法令公布出去。在新法施行的头一年里，举国哗然，数以千计的秦国百姓跑到都城诉说新法对民众生活的干扰。这事引起太子的不满，他故意违抗新法，阻碍其实施。没想到商鞅铁面无私，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要惩办太子。但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对他用刑，商鞅便以责罚太子的师傅来代替。太子的一位师傅公子虔被责打，另一师傅公孙贾遭受黥刑――在脸上刺字。数年后，公子虔再一次犯法，商鞅仍没有放过他，对他施以“劓刑”――将鼻子割掉。这样一来，秦国对新法有意见的，也不敢说出来了，只好老老实实照新法去做。１０年下来，秦国面貌一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家富足；老百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国力大增，受到各国尊重，周天子也将祭祀用的肉（胙）赠送给秦国。
秦国新政后的扩展
国内富足以后，秦国开始东进扩张，新近遭受桂陵之败的魏国成了它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公元前３５２年，秦孝公派大良造商鞅率军进攻魏河东之地，包围魏国都城、河东重镇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安邑守军战败投降。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魏国将都城东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对秦采取守势。
第二年，秦孝公再遣大良造商鞅率军进围魏固旧城（今陕西米脂），将其占领。公元前３４１年，魏国在与齐国作战中大败，周边各诸侯国再度乘机犯其边境。秦大良造商鞅也率军攻袭魏西部疆域，魏军组织反攻，被秦军击败。
公元前３４０年，大良造商鞅劝秦孝公乘机攻魏，夺回河西之地，然后“据山河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成就帝王大业。秦孝公采纳了他的策略，即遣商鞅举兵攻魏。魏使公子�率军抵御。商鞅在魏国时，与公子�友善。两军相遇，商鞅函约公子�相见，议和罢兵。公子�不知是计，前往赴会。双方盟誓已毕，正饮酒时，秦预先埋伏的甲士冲出，俘虏了公子�。秦军乘势攻魏。魏军无备，遭受重大损失。魏惠王闻讯，十分惊恐，被迫割让大片河西之地向秦求和。这为秦国东出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遭此大败，魏惠王诲当初没有听取公叔座的建议：任用或者杀了商鞅，可惜时机已经丧失。
秦孝公没有食言，因其杰出的功勋，封给商鞅於（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之地１５邑，号为商君。
公元前３３８年，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为秦惠文王。公子虔等人见报复商鞅的时机到了，便诬告他谋反。惠文王派遣官吏缉拿商鞅。商鞅逃到自己的封邑商，起兵反抗。兵败被杀，惠文王为泄当年被罚之恨，将商鞅尸体车裂示众，杀了他全家。
商鞅变法涤荡了秦国的领主制度，发展了生产，使秦国一跃而为当时的“超级大国”，为几十年后秦统一中国的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