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阐释了伊尼斯的主要传播思想并对其进行评析，揭示伊尼斯传播思想的特殊价值，展现媒介环境学派在理解媒介特征及社会影响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伊尼斯；媒介时空偏向；西方文明危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1--01
哈罗德·伊尼斯早期受维布伦的影响，密切关注技术和加拿大地理环境和制度环境的交叉点。作为伊尼斯的主要论题——物质决定论坚持认为，对于重要的原材料的历史的分析为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提供了手段。伊尼斯的后期学术视野更为广阔，从政治经济研究转向对人类传播的分析，并将传播技术置于他的理论框架的中心位置。这时，他不仅关注加拿大的经济，而且关注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历史分析。《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正是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传播技术的实例。他把传播媒介放在社会历史运转工具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开创了后来蔚为壮观的媒介环境学派。
一、媒介属性二维度：时空偏向
伊尼斯所谓的“传播的偏向”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内容因主观因素所导致的偏颇，而是媒介本身的性质——在时空上的倾向性所导致的文明的偏向，他将媒介分为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
媒介“倾向性”划分的意义在于成为伊氏理论架构的基础，以及依此向前延伸的解释——媒介传播倾向对“帝国”的意义。总的说来，偏向时间的媒介如羊皮纸、石块等重型的材料，倚重视觉和口头传统的结合，其划一化的意义边界和内在化指向与宗教正好在认识层次上高度一致，利于培养稳定持久的国家观念。而空间偏向的媒介如莎草纸，轻便易复制，随取随用，其空间优势利于帝国的扩张，但个人对文化符码相对自由的解读则不利于政权稳定持续。
伊氏在区分媒介属性的向度这个角度上把历史上的文明简化成两类：偏向时间的“宗教帝国”和偏向空间的“政治帝国”。不过，这种概念上的划定应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真正具体存在的文明能够发生和持续存在都必须既解决自己的空间拓展问题，又解决自己的时间延续问题，只有在不同文明之间相互比较时，各自的倾向性方会显现。
二、作为社会管理手段的媒介——知识与权力的桥联
伊尼斯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于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不同的媒介倾向性导致了不同的权力构成。偏向时间的媒介倚靠口头传统，易形成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分量轻，有利于远距离的管理，在于世俗政治权威的增加，其等级制度相对松散，个人的流动性也较前者灵活快速。
而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说，通过对于符号的操纵以活动支持的方式运用的权力是“令人信服的权力”，也是作为文明象征的帝国权力运作的秘密之一。伊尼斯认为，“一种书写的复杂系统成为一个特殊阶级的所有物，并且倾向于支持特殊阶级。” 知识垄断意味着人类知识及话语权的独揽，由此形成被某一部分人所独有的政治威权和文化权威。这种垄断通过拥有主要媒介的控制权和媒介使用技能的掌握来实现。印刷术使《圣经》及宗教材料的普遍易得成为可能，这无疑削弱了西方中世纪教会对于宗教信息的控制力，使权力中心向世俗国家政权转移。由于占支配地位的媒介的偏向导致了所在文明的偏向，而当这种偏向无法为另一端偏向所弥补时，文明就开始失衡。
三、西方文明的结构性危机
在伊尼斯看来，媒介偏向成为一种文明发展的动力机制。他所论证的媒介的倾向从倚重时间走向倚重空间的变化趋势，使用中东、希腊、罗马的例子，又引证了中世纪向现代过渡的例子，无不阐述了轻便媒介的使用都催生了建立帝国的渴望。知识和权力之间凭借传播媒介达成某种特殊的配置，从而建立起某种政治统治形式为切入点，展开自己的“时空偏向”论。在这里“特殊的配置”便是伊氏所认为的理想的社会状态——媒介时空偏向平衡的文明。一切稳定的社会，均离不开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平衡的机制。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伊尼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发现，某种程度上也源于在时空上失衡的当代“文明的危机”：“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张，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失去对时间的把握之后，国家情愿诉诸战争，以实现自己眼前的目标。”实际上这是人类文明在传播扩散的过程中普遍遭遇的结构性问题。而从人全面发展的角度上看，忽视口头传统的媒介不利于人的创造力的发展。这种批评体现在他对现代西方大学人文传统衰弱上：“各种学科对机械传输的相对适应力，可能会摧毁大学的统一。大学变成贪婪的系科，醉心于搞经费，借以证明其肤浅。”
四、伊尼斯传播思想评析
一、从伊尼斯自身的学术轨迹上看，他从政治经济学领域转向传播学领域看似唐突，其实不然。拥有政治经济学背景的伊氏正是考察了作为英美帝国权力扩张基础的各种因素，正是媒介的分散化和集中化倾向，使他逐渐相信交通和传播是帝国扩张的决定性因素。伊尼斯提出的一系列理论研究命题，构成了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主题，对后来的研究深有启发。麦克卢汉、梅罗维茨等对媒介的研究都有伊尼斯的“影子”。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媒介时空二维划分与其早期的铁路史研究密不可分。铁路上飞驰的火车不仅意味着人类突破空间的局限，在短时间内跨越广阔的天地，而且传递了“标准时”这种崭新的时间观念。时间—空间二维度成为传播向度“一体”的“两面”。
二、伊尼斯被称为“媒介决定论”的开山鼻祖。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变化导致社会中的社会变化。将大众媒介的历史看做是整个文明史的中心，不仅将媒介当做社会的技术附属物，而且看做是社会结构的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并不是将社会发展的动力唯一化，而是在承认文明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这个前提之下对媒介的影响力予以凸显。并且，伊尼斯所谓的媒介，并不只是技术意义上的媒介，还包括一整套传递和贮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
此外，伊氏在关注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同时其背后隐含着人文关怀。他高度认同古希腊时的“凡事勿过”的处世态度，这似乎是一种退化论的影子纠缠，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辩证的，伊氏是从文明在控制传播时空上是否达到平衡这个角度来批判他所在的失衡的“当代”。
三、在方法论上，伊尼斯开创了全新的研究方向，确立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伊尼斯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性地运用了宏观历史的研究方法，也即所谓的“总体场论 ”。他创造性地将文明的生长、发展和衰落与某种传播形式及其所依赖媒介的发轫、流布和变异联系了起来。这种研究视角突破了芝加哥学派的局限，进入到历史文明兴衰的宏观领域，成为后来媒介环境学派惯用的方法和理论特色。无论是从理论思想还是方法论上，传播学界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派”，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拉开了距离。
参考文献：
[1]、 [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 张广生：媒介与文明：伊尼斯传播学理论的政治视野[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3）。
[3]、 毛峰：文明传播的偏向与当代文明的危机——伊尼斯传播哲学中的历史智慧[J]。史学理论研究，2005（2）
[4]、 曹智频：媒介偏向与文化变迁——从伊尼斯到麦克卢汉[J]。 学术研究，2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