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在收废品的过程中，她接触到众多的农村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的境况触痛了她的心。于是她卖掉家里的肥猪，筹钱拍摄了电视剧《千里寻母记》，播出后深深打动了许多在外打工的父母。此后，她又办起了“留守儿童自强班”，创建“农民返乡创业科技示范园”，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她曾获得“感动中国十人大物候选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如今，她又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在赴京参加十八大前夕，记者采访了这位伟大的女性……
被留守儿童境况触痛，卖掉肥猪筹拍电视剧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第一次被留守儿童的境况触痛是什么情形？
田金珍（以下简称田）：那是2001年春天，我走村串巷收废品，在吉卫镇各屯村，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吃力地挑水，走路踉踉跄跄，水溅到了裤腿上。我赶忙上前帮她把水倒进了水缸。小女孩谢过我，然后就端水去浇门前的桃树。浇完水，小女孩给我讲这棵桃树的故事，她说这棵树是她妈妈去南方打工前栽下的，妈妈让她以后多给桃树浇水，等桃树长大了，妈妈就回来了。可现在桃树长大了，妈妈还没有回来。说着，小女孩抽抽搭搭地哭了。我把小女孩揽在怀里，也流泪了。我也是个母亲，也有个女儿，这小女孩想念妈妈的心情我比谁都理解。
记：你走村串巷收废品，接触的留守儿童很多，这样的情形常见吗？
田：很常见，有个叫麻兴文的孩子我至今难忘。2002年冬天，我到一个村子收破烂，看到一个农家没有院落，一个男孩蜷缩在床上写作业。我走过去问他：“你爸爸妈妈呢？”没想到，这一问把孩子给问哭了，他红着眼圈说：“我爸爸妈妈打工去了，三年都没有回来一次。”孩子的哭诉让我心里酸酸的，我给他塞了两块钱就离开了。三天后，下了场大雪，我惦记着那个孩子，就去他家看了看，没想到他家的木屋已经被雪压塌了。我急忙跑到学校去打听这个孩子的下落，老师告诉我，说这孩子离校出走了。老师的话让我的心顿时悬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打听到那个孩子的消息。
记：你们村里的留守儿童也很多吧？
田：我们村有1800多人，90%以上的青壮年都在外打工，留守的孩子很多。有一年夏天，我在外村看到一群人在围观，就挤进人群想看个究竟。没想到，被围观的竟是我们村的龙荷兰、龙荷花姐妹俩，我忙问她们为什么在那里。龙荷兰一看是我，眼泪立刻流了出来，她说：“我和妹妹瞒着奶奶到离家50多公里的矿上找爸爸，结果爸爸已经离开了那家煤矿，我俩只好又往回走，钱花光了，又没东西吃，走到这里我妹妹就支撑不住了。”听到这里，我赶忙到附近一户人家讨了点开水，喂龙荷花喝下。待她醒过来后，我又买来饭和水果，让她俩饱餐一顿，然后带她们回了家。
记：怎么想到拍电视剧了呢？拍电视剧要花很多钱，你家人同意吗？
田：留守儿童的遭遇让我很痛心，我总想为他们做些事情。赶集时，我看到很多人围着看电视，那些人被剧情感动得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想，如果把那些留守儿童的经历拍成电视剧，兴许能唤醒孩子的父母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孩子的成长上。从那时起，我就决定筹钱拍电视剧。因为我文化不高，拍电视剧肯定会被人嘲笑，就决定做了再说。于是，我就卖了家里最值钱的两头肥猪。我老公得知我卖猪的目的后，气得和我大吵一架，还动了手。我说：“你就是和我离婚，我也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他知道我的脾气，只得默许了。
记：拍电视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你来说难度更大吧？
田：是啊。我想拍一部一对姐弟到矿山寻亲的电视剧，摄像师让我先写出剧本来。我原本想自己写剧本，可我文化不高，心里想的和写出来的是两码事，憋了一个月，也没能写出像样的东西。我想，反正要拍的故事已经在我肚子里烂熟了，不要剧本也能给演员说戏。而在寻找演员上，我又犯难了。按我的思路，剧中的姐姐要在15岁左右，乖巧、懂事，弟弟五六岁，一双大眼睛会说话，让人一看就又爱又怜。可这样的演员去哪里找呢？正当我发愁的时候，我女儿冬梅自告奋勇说：“妈，你让我试试吧！”我一想，女儿各方面都符合要求，就让她来演吧。接下来，我集中精力寻找“男一号”。经过筛选，本村6岁小男孩龙乾勇成了我的理想人选。这孩子眼睛又大又亮，看人的目光怯怯的，一看就让人心疼。不过，我还不知道他父母的意见如何。按当地的风俗，不满8岁的孩子如果照镜子、上镜头，魂儿会被“勾”走的，当然这是迷信说法。为了说服龙乾勇的爸爸妈妈，我一趟一趟上门做工作。最终，龙乾勇的父母被我的诚心打动了，同意他们的儿子出演“男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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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电视剧开拍后，还算顺利吧？
田：拍电视剧我是门外汉，还要编剧、导演、化妆、剧务一肩挑，真难坏我了。买不起化妆品，我便就地取材。有场戏要突出弟弟的脏，我就弄了把锅灰涂在龙乾勇的身上、脸上，没想到拍摄效果还不错。因为不懂拍摄，我还闹了不少笑话。有一次，正拍摄的时候，看到女儿台词说错了，我赶忙上前纠正，没想到我的声音、身影也被录了进去，急得摄像师训斥我赶紧走开。在拍摄姐姐对着矿山喊“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这一场景时，女儿总是哭不出来，我没有责怪她，而是启发她：“别的女孩有漂亮衣服穿，有钱花，你没有；别的孩子有父亲接送、照顾，你没人关心。如果这样去想，你就入戏了。”经过我的指点，女儿终于找到了感觉，喊出了很多留守儿童的心声：“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你们快回来呀！”喊过之后，女儿蹲在地上捂着脸哭了。这一幕，感动得围观的村民都流泪了。
记：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你老公帮过你吗？
田：我最得力的助手就是我老公，他不辞辛苦地做着后勤保障工作。剧组到哪里，他就挑着铁锅、大米、蔬菜跟到哪里，做饭送饭的事情他包了，搬运道具、联系场地等杂事也都由他来做。有一次，他到镇上买菜，被大雨阻隔在了外面。我们拍完戏到了驻地，雨一直没有停，大家都饥肠辘辘。这时，他从外面回来了。看着我们期待的眼神，他掀开雨衣，变戏法似的掏出5个盒饭，笑着说：“雨太大了，来不及做饭，就买了这些盒饭，快吃吧！”我们吃完饭，他又赶回镇上买菜。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暖暖的。电视剧拍完，他瘦了5公斤。没有他的支持，电视剧不可能拍得这样顺利。那两个摄像师也被我们夫妻俩的执著和韧劲儿打动了，原先说好每天400元的报酬，最后不仅分文不取，连我给他们的路费，他们也没要。 记：电视剧公映后，达到你期待的效果了吗？
田： 2006年10月8日，电视剧《千里寻母记》在村里首映，附近的乡亲来了不少，把我家的院子挤得满满的。放映前，我忐忑不安，不知道乡亲们有何反应。随着剧情的深入，很多人都流泪了，我这才稍稍放了心。看完以后，大家都夸我拍得好，说很真实，很感人。以前想看我笑话的村里人，也都理解了我的举动。很多人看了电视剧后表示，以后就是再苦再累也不能丢下孩子不管。为了让电视剧起到应有的效果，我掏钱刻录了300多张光碟，不但到集市上散发，还寄给村里在外打工的家长。这些家长看了电视剧后，有几十对父母陆续回家看望自己的孩子，还专门到我家向我致谢。能有这样的效果，我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记：电视剧播出后，村里留守孩子的状况有改观吗？
田：虽然电视剧播出后起到了一些效果，留守孩子的状况却没有多少改变。全村80%以上的年轻夫妻都在外边打工，有的四五年不回家，孩子只能和年迈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在一起，每到寒暑假，几乎没人管。更让我担心的是，许多孩子由于长期独处，缺乏亲情，性格偏执、自卑。村里的8岁女孩麻丽，从父母外出打工第一年春节开始，想妈妈时，就把一条红丝带系到家门口的树上。以前每到过年时，妈妈都会给她买一个漂亮的头花，可是近三年来，麻丽再也没见过妈妈。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心，她整天闷闷不乐。一天，我看到麻丽放学时边走边哭，便问她怎么了。麻丽扑到我怀里哭着说：“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回来看我？我都恨他们了！”麻丽的追问让我很难受，可又想不出合适的话安慰她。
记：听说你把很多孩子接到自己家里照顾，是吗？
田：为了照顾一些年龄较小的孩子，我放弃了收废品的行当。双休日、节假日，我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陪他们做功课，给他们洗衣服、洗澡和理发。时间一长，孩子们都很信赖我，有什么心里话都对我说。我还在院里安装了一个秋千架，准备了跳绳、毽子等玩具。孩子们做完功课，我就带他们做游戏，给他们讲故事。虽然我文化不高，但表达能力还算出色，孩子们都挺喜欢我，把我家当成了乐园，我也被乡亲们称为“保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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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以你一人之力，能解决那么多留守孩子的问题吗？
田：肯定不能，还得把热心人发动起来才行。2007年寒假期间，我看到在外打工的家长回来的仅占三成，大多数孩子仍见不到爸爸妈妈，我就有了办“留守儿童自强班”的想法。我把村里的妇女召集起来，动员大家为留守的孩子做些事情，大家都愿意听我的安排。于是，我把村里留守的孩子集中起来，按年龄分班，按照以大带小的方式，让孩子们一起学习、玩耍，互相照顾。我把村里的妇女分派到各班，担任“爱心妈妈”，让她们负责照顾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我还招募了几位“爱心爸爸”，让这些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学唱苗歌、打苗鼓、练习苗拳，既丰富了孩子们的生活，又使苗族民间文化得到继承和传播。春节是孩子们最想念父母的时候，我还让孩子们把想父母的话写下来，然后寄给他们的父母，让在外打工的父母知道孩子的心理需求。
记：据说你的“留守儿童自强班”后来扩大到2000多人，能照顾得过来吗？
田：起初，我给本村70多个留守儿童办自强班，有了名气之后，邻村的干部邀请我到他们村里开班。这样一来，我每年办班的规模都在扩大，第5年扩大到16个村2200多人。每年寒暑假，我都招聘上百名大学生志愿者，让他们当自强班的辅导老师。我还聘请了心理辅导员，对孩子们进行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有个8岁留守女孩龙舒媛，父母外出打工3年未归，有传言说她爸爸喜欢上了别的女人，正在和她妈妈闹离婚。这样的传言让龙舒媛郁郁寡欢，原本学习成绩不错的她再也无心读书，还有了自残倾向。心理辅导员判断她有轻度抑郁症，就给她做了心理辅导，并让她与爸爸妈妈通话。因为辅导员事先和龙舒媛的父母做过沟通，告诉他们女儿的现状。龙舒媛的父母确实正闹感情问题，听说女儿受到连累，感到十分愧疚。为了女儿的成长，他们在电话里对女儿进行了心理安抚，并答应暑假接她过去玩。龙舒媛亲耳听到父母的承诺，这才放心，人也渐渐活泼起来。在自强班里，很多孩子的性格和心理都得到了矫正，从自卑走向了自强。
记：你现在致力于发展“农民返乡创业科技园”，这个思路是怎么出来的？
田：通过这么多年与留守儿童的接触，我很清楚，要想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最好的办法还是靠父母在孩子身边的照顾和教育。我经常琢磨，如果能走出一条创业的路子，让那些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家门口就可以致富，这样就能有效地改变父母和子女长期分离的局面。为了找到好的致富项目，我带着干粮四处考察。附近有个乡镇种桑树搞特种养殖，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我就到县里请教农业专家，并邀请他们到附近的腊乙村实地考察。考察后，专家认为腊乙村的土质适合种植桑树，我决定带领村民发展特种养殖，利用桑叶养蚕、养竹鼠、养黑豚、养竹鸡并加工苗绣等进行创业。思路有了，但缺少资金，我一次次到镇里、县里寻求支持。在上级领导的帮助下，我筹集了4万多元资金，租了50亩地，种了15000多株桑树，并命名为“返乡农民创业科技示范园”。
记：你的创业计划进展顺利吗？有没有外出打工的父母加入？
田：还算顺利。经过市场调查，我把加工苗绣作为重点产品推出，为了推销苗族的祖传服饰，我一个人到北京参加服饰展示。此外，我还和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达成创建“返乡农民创业科技示范园”的扶助意向。从北京回来后，我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在我们村举办了两期创业培训班。由于宣传得力，在外打工的100多名学生家长报名参加了创业培训，像麻丽、龙舒媛等孩子的父母也都回来了。这些家长意识到，挣再多的钱也比不上孩子的健康成长重要，他们决定长期留在孩子身边，边创业边照顾孩子。
记：你获得了很多荣誉，又当选为十八大代表，在十八大上，你有什么提议？
田：虽然我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我觉得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对获得这些荣誉受之有愧。我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这更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全国留守儿童目前已达2290.45万人，占全国青少年总数的8%，而湖南省留守儿童也超过百万人，占全省青少年总数的12%。我在十八大会议上，对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让国家和社会各界对这一特殊群体有足够的关注，也为逐步发展农村经济，让父母们都能在当地就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