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安忆在其短篇小说《闺中》里，通过主人公独特性情的塑造、个体与集体巨大的距离落差、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巧妙转换等构思，塑造出丰富立体的主人公形象。在细腻柔缓的书写之中，作者对女性意识的高度自觉自然彰显灌注于笔下人物，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体现出隐含作者对女性主体性的珍视与呵护。
关键词：王安忆 《闺中》 女性主体性
王安忆创作颇丰，小说风格独树一帜，且佳篇迭出。掩映在大量优秀作品的华彩之中，短篇小说《闺中》似乎并不起眼。然而，在这短短的故事之中，隐含作者对女性主体性保有与呵护的情怀，铺陈得绵密饱满，蓄势而发，值得一提。在作品中，作者通过主人公独特性情的塑造、个体与集体空间上的距离落差、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转换，使主人公的女性主体性得以充分的保存，并缓缓舒展开来。
一、上海——闺中生活
小说开篇即写年龄，实际上描绘的是时间对人的作用。《闺中》收在王安忆的小说集《现代生活》中，作者在自序《时空流转现代》中详细论述了时间与空间的相互作用。“时间的淤积占用空间的容积量，越来越拥挤，时间就更变得湍急，带着粗暴的力横行冲撞。原先和缓，协调的形貌分崩离析。”“人的面容，身形，姿态，在时空急骤推动里，改变成另一种样子。反过来，又改变了空间。”①在作者看来，时间无时无刻不在作用于空间，随着作用力长度和强度的增加，空间在时间的挤压下发生外形上的变化——时间最终改变了空间的形貌。“她”身上的年龄与容貌的微妙关系也是时空的较量：“她”有着“纤细的身体，光洁白皙的脸”，清晰的五官轮廓，甚至有着一种“少女的微嗔微喜的神情”，“她在外形上没有一点老”。然而，“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一点一点地渗出着岁月。而且，—旦渗出，就是—片。”②青春不再的年龄却能拥有年轻鲜嫩的外表，可见时间在“她”身上的作用力确实轻若无物，正如小说中所写，“时间似乎是从她身上滑过去的，没有留下痕迹”。
而“她”何以能逃脱岁月无情的刻痕，在时间的隧道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呢？这主要缘于“她”淡泊柔顺的性情，“她”是顺势而行，不硬争的，“她就这样和顺，一点不抵抗，所以没有一点时间的擦痕”。这种柔婉和顺的性情，贯穿“她”的一生，处处都有体现。芸舅舅介绍婚事未成，如今的“她”已成了老姑娘，将来也婚事无望，但“她”并没有芸舅舅所期待的惋惜之意，只是笑笑，并不在意，这也是其“不硬挣”性格的体现。“她”与“仪表工”默默漫步在周末的公园里，此时的“她”有待嫁女子的娇羞神态，然而“她虽然心下是有些想成家，却并不迫切，甚至不是那么有意识”，这仍然与其淡泊的性情贴合，不积极，不用力，顺其自然。
除此之外，“她”追求安全稳妥，不激进，不冒险。母女俩喜欢跳舞，但去的多是街道或者破产工厂办的中老年人舞厅，还有单位里举办的联谊性质的舞会。因为这些地方“票价便宜”，“风气正派规矩”，即使跳得尽兴，几圈过后，也不顶晚，要按时回家。“她”在读书时有二三好友，女生与女生在一起的私聊，多是谈他人情事，带着犯忌的害怕与兴奋，而在“她”看来，那些谣传带着传奇的色彩，又如同可怕不洁的瘟疫，“她”与这些故事相距甚远，如隔岸观火，“她”的生活必须是平顺而保险的，无风无浪，异常安全。不论是对舞厅的选择还是“她”对生活的态度，都透着实惠与稳妥、不奢求、不越界、安分守己的意思。
作者还通过闺阁居家、日常生活细处的铺陈渲染，描摹出闺阁女儿的缱绻情怀。在作者笔下，“她”是多面的，“她”的性情丰富而完整，又有着突出的特点，看来王安忆深谙黑格尔“理想性格”说。作者尊重并描摹出主人公多面的性情，也体现隐含作者对其主体性的尊重。
小说中的母女关系也很有趣，值得玩味。首先，母亲是女儿的造就者。小说所描绘的闺阁中男性缺席，“她”与“母亲”相偎相依，相伴相随，“母亲”造就了“她”，使“她”之为“她”，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标志，便是两人同样淡泊的性情。其次，母亲是女儿的引导者。母亲造就女儿，这其中本身就包含着强大的引导作用，同时，母女二人的生活水乳交融，不容分割，在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中，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都在引导着女儿，使得女儿与母亲如此相似。小说中，“她”是以“母亲”的生活为参照的，如临到退休，“母亲”已为“她”的退休生活树了样板。其实，“母亲”对“她”的影响，不论是引导还是造就，均指向二人的重合性。实际上，闺阁中男性缺席，“母亲”是单身，甚至有“退休教师”向“母亲”表达爱意一节，因而“闺中”不仅是女儿的闺中，同样是母亲的闺中。此外，是“母亲”与“她”共同营造了闺中的绢阁气，她们在家居细节处如此用心，体现出闺中女子独有的缱绻情怀，而这缱绻不同于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缱绻，母女二人的情怀中，还遵循着生活琐碎的特质，透着一份过日子的实惠，是成熟的、少了轻飘飘易碎的幻梦。如果没有“母亲”，仅“她”一人，闺中会显单调凄凉，有落寞幽怨之嫌；母女二人共同的闺阁，才会呈现出如此“堆纱叠绉”的繁丽和乐在其中的趣味。因此说，母女形象具有极大的重合性，母亲是闺中的代表，是女儿的一部分。
作者在小说里设置“母亲”这一人物，实际是在充盈和支撑着“她”的主体存在，而母女形象的重合性是我们解构“她”的主体性内涵的路径之一。王安忆除了设置“母亲”来完善“她”的主体性，还用了集体与个体的对照、集体与个体之间的空间距离来丰富和保存“她”的存在。
“她”的青春期，正赶上了“文革”，那时城市的年轻人，或血气方刚投身“文革”，或昂扬高蹈上山下乡，“她”则有心无心地避过去了。“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上海进入了高速飞腾的发展期，城市面貌瞬息万变，几天就像换了世界。在这样剧烈的城市变革之下，“她”的生活仍是和顺平缓的，与这城市的巨大变迁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弄堂起为高楼，邻里人口变动，公交路线更改，宽阔明亮的地铁站台，小杂货铺变为大型商场，等等，等等。“她”能感受到时代翻天覆地的巨变，心里会生出“激昂的情感”，“她”终究习惯了一切，“她”不是着眼过去不放，而是顺势，跟着时代的变化向前走。作者写道：“她虽然不是进取的那类性格，但倒也不是纠缠着过去不放。她是生活在现在的人，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有现在是真实的。这是她的顺从，里面却也藏着些积极的意思。”流露出作者对其性格的认可。 尽管如此，“她”仍是这时代的落伍者。母女二人并没有卷入时代的洪流，她们“简直就像上世代的遗民”，她们所在的亭子间也如汪洋中的小岛，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她们则岿然不动。“尤其是她，本来是她的时代，她不跟上，反是退回去。”在婚姻上，同龄人搭着婚姻的列车向前奔驶的时候，“她”落在了原地，“她”没有随人潮结婚，像落后于世代的“遗老”一样，“她”同样落后着婚姻。这都是“她”的特异之处，“她”平顺的生活不仅与时代的巨大变迁形成强烈对照，而且与集体活动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过的是一种私人生活。
作者刻意将“她”与时代、与集体拉开巨大距离，甚至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孤立感与空间上的距离感，以此来保全“她”的主体性。古斯塔夫·勒庞曾在其大众心理学的经典之作《乌合之众》中，详细论述了群体的特点。古斯塔夫认为，群体中个人的自我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起决定性作用{3}；群体中不存在理性的个体，群体能够消灭个人的独立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4}。古斯塔夫论述下的群体具有严格的定义，群体中的人必须具有两个共同特点，即每个人的个性的消失，他们的感情和思想都在关注同一件事{5}。虽然古斯塔夫的论述有时难免绝对，但他对“集体心理”的剖析精警而深刻。反观中国的现代史，“文革”正是古斯塔夫定义下的典型集体运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活动也是如此。小说中的主人公“她”的成长恰恰合了这样的时代拍子，然而“她”与时代、与集体之间巨大的空间落差使得“她”似乎“不是本时代的人”。因而，相比投身时代洪流的弄潮儿们来说，“她”没有让度自己的主体性去融入群体，而是更好地保有了自我珍贵的主体性，而这种与时代、集体的疏离又统摄在“她”淡泊的性格之下。情节如此设置，不论王安忆是否明确意识到，都可看出隐含作者对“她”的特异性的保有和存在性的呵护。
二、张家界——主体性的舒展
作者无意让“她”的闺中生活继续平顺和缓地持续下去，单位组织到张家界旅游的消息，如一阵新风吹进了密闭的闺阁。母女俩一番细致周全的准备之后，“她”上了火车，驶离上海，是平生第一次出远门。而在这旅途的描写中，不难发现，作者的聚焦点始终在女性身上。作者在旅伴中对男性的描写一笔带过，“第二顿饭则分成小拨，几个男士结伴去餐厅，几个留下等卖盒饭的过来”，仅此一句，更没有在男性中点一个小洪或者秀萍出来；到达目的地后一行人游山玩水，仅写到女性在猛峒河上的竹排上，抱成一团，发自内心的新鲜的欢乐及释放。这里一如既往保持对女性的聚焦，在山水中表现女性自然的美。
而“她”，离开了上海弄堂的闺阁，进入这旖旎朴拙的湘地山水中，内在的主体性层层舒展，丰富饱满，放射出别样的光芒。原来，“她比她以为的，更能够适应环境”，穿粘潮的衣服，湘地的菜辣得带劲，还“开戒”吃了乌龟肉，从未在上海闺阁中体验过的种种，在真正遭遇之后，“她”却是应对自如的。“她”没有生病，没有水土不服，却担负起照顾小洪的责任。在行路方面，“她”更是独具优势，身子轻，人也灵巧，穿着半高跟的皮鞋，登山行路毫不费力。猛峒河上一游，能开怀大笑，景点小小的纪念品也激起了“她”极大的兴趣。甚为精彩的一节，是“她”与摊主逗趣。作者在这里写出了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最先是“如实回答”；渐渐地便“改了口”，甚至不答，“笑笑，转身离开”；到后来，“她”“变得泼辣了一些，会得与她们瞎话，调侃”；再到“有些喜欢，有时还会故意提起话头”；高潮在段尾，“她”尴尬地落荒而逃。作者多个侧面的书写，尽情展露出“她”性情的丰富，“她”的适应能力，“她”的乐于助人，“她”孩子般的好奇心，“她”的活泼逗乐，“她”的圆熟变通，都使“她”的主体性更增一层丰盈。
故事继而转移到王村，此地风尚旖旎妩媚，有蛊惑之气。民俗表演中的抢亲一环，竟从众多的女游客中独独挑了“她”一个，蒙头盖脸，塞进花轿。读者与同行的伙伴一样诧异：“她不是最年轻，亦不是最俊俏，可这些人怎么就一眼看出她是未出阁的女儿家？”当“她”从花轿中放出来，“她”的脸是红彤彤的，“笑得身子都软了”，然而，这笑积蓄到顶点，便瞬间垮塌，有泪涌出。作者的叙事如此克制，即使这泪，也仅仅是眼睛潮了。蓄势而发是王安忆小说的一大特点，前面的铺排隐忍，积蓄到此处，是为了缓缓挑出“她”心里的那点核。由此，“她”的主体性才得以完善，“她”不仅是淡泊的，也不仅是远离集体、属于闺阁的，在“她”心中深处，也是蕴含着遗憾和悲凉的。
作者此节的构思中巧妙地运用了环境的转换，由上海的闺阁转到自然中的王村。相比之下，闺中是拒绝男性，有浓重脂粉气、绢阁风的女性世界，它是封闭的，是有弄堂文化打底的文明，闺中还有“母亲”；而王村代表自然，这里有原始淳朴的男女关系，充斥着自然气息，它是敞开的，是与现代文明相对的，而且王村没有“母亲”的存在。离开上海，离开这一位造就者与引导者、姐妹般的“母亲”，实际上是脱离了闺阁和“母亲”的影响，“她”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她”的主体性借此才得以自由地释放。隐含作者通过环境的转换，实际上提供给“她”展示自己主体性的更大空间。
王安忆一路写来，铺排细密，叙事克制，却匠心独运，以三条路径保有并呵护了主人公的女性主体性：其一，细腻展现主人公丰富多层的独特性情；其二，营造个体与集体巨大的距离落差；其三，离开闺阁转向自然以使主体性的舒展更加饱满。王德威曾点出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一大特征，即“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6}，在《闺中》短短的篇幅里，作者同样巧妙腾挪，蕴意深沉，再次展现出其对女性情怀、女性存在的珍视与呵护。
① 王安忆：《现代生活·自序：时空流转现代》，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② 王安忆：《闺中》，收于王安忆《现代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本文《闺中》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3}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戴光年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群体中的个人行为表现具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是自我人格消失；第二是无疑是人格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第三是情感与思想在暗示与传染的作用下转向一个方向；第四是暗示的概念具有即刻转化为行动的冲动。”
{4}{5}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戴光年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第3页。
{6}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读书》1996年第6期。
作 者：王燕，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