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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顿情书一:没有城管,但有牧师】德国牧师波士顿纪念碑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8-12-31 11:32:55 点击:

      x,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吗?我非常喜欢台湾作家三毛。遇上她的时候,正是我少年流浪之梦勃发时期。在偶然读到她的《拾荒梦》后,我便将其视为我的同好知己。你知道的,因为我也有―个梦,不过我的梦不是拾荒,而是三毛在重写的作文中提到的“街头小贩”梦,“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同时又可以大街小巷地游走玩耍,一面工作一面游戏,自南快乐得如同天上的飞鸟。”那时的我,便常常梦想自己推着一辆手推车,车上挂满了各种便宜且精致的小物件,每天穿街走巷,向每一个路人推销自己的小物件。
      x,你相信吗?到波士顿没几日,少年时代的地摊梦想竟然一下在心底复活。走在波土顿的大街小巷、广场地铁,常常可以看见各式摆摊人,或是推着铁板车卖热狗和冷饮,或是拉着大木板车卖箱子帽子或是墨镜,或是摆上一块塑料布卖各种精致首饰,个个快乐得像天上的飞鸟。于是,我的地摊梦想突然变得无比清晰:每天推着一个手推车,沿街叫卖着各种中国小物件,一边在精致典雅的波士顿玩耍,呼吸自由新鲜的空气,一边挣些银子做盘缠,岂不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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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摆地摊似乎是一件既简单也不简单的事情。虽然在美国人人都有摆地摊的自由,但实际上,美国街头摊贩数量和地点都是经过科学规划的,有着严格的数量控制和规定。比如,1979年纽约市长设定一般摊贩的营业执照数量上限是853个,这个上限一直保持到现在。这导致申请者需要漫长的等待才有可能拿到执照,其中退伍军人和残疾人又会被优先考虑,因此,一般申请者几乎要等上25年之久才有可能被考虑发放执照。
      与纽约这座有着千万人口的城市相比,波士顿无疑显得很袖珍,整个麻省总人口不到六十万,要弄清楚如何才能摆地摊似乎比纽约还难。在硬着头皮读了几天Massachusetts和Boston政府官方网站的有关规定后,我依然茫然不知所措,依然弄不清楚我该如何申请执照,怎样才能在哈佛广场设摊。
      在哈佛广场,有好几个地摊。地铁出口处,是一位墨西哥画家和他的画摊。这位墨西哥画家的特别之处是不用画笔画画,而是用装满各种颜料的类似灭害灵罐罐的罐罐,对着一尺来方的纸头喷画,然后再将画装上框,卖八到十美金一幅。这位快乐的喜欢喷各种日出的墨西哥画家,据说在北京语言大学读过书,因为喜欢喷画,所以毕业后选择了四处流浪喷画为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说据说,是因为这些是他用英文告诉我的,而我可怜的英文听力让我对所有的事情都不敢肯定,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说据说来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将这位墨西哥画家认定为我地摊生涯的领路人。
      “哈罗,我想在这里卖一点中国小物件,我该怎么做?”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在吃完早饭后,我背着双肩包,摇晃到哈佛广场,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向刚摆开画摊的墨西哥画家问道。
      “哦,你想卖什么?”墨西哥画家好奇地问道。
      于是,我拉开我的双肩包,将我想卖的东西鼓捣出来:四分之一块大红毛巾上别着的二十几个毛主席像章。“嗯,就是这个,毛主席像章,嗯……”我正想着该怎么用英语解释这些像章,却见墨西哥画家大笑:“我知道,我知道。”我这才想起,这位老外是北京语言大学毕业的,完全应该知道这个东西。
      “我能在这里卖这个吗?”我问。
      “当然可以。”接着,墨西哥画家叽咕了一大阵。见我依然有些茫然,于是拉着我,带我到地铁出口背面,在人行路边站住,指着地面说:“你可以在这里,知道吗?”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执照,如果我就这么摆,警察会不会没收我的东西或是罚我的款?”迟疑了―会,我终于问出了我想问的问题。
      “没关系,”墨西哥画家哈哈大笑,“没关系,如果警察过来对你说,不要在这里摆,那么你走就可以了。”
      “谢谢!谢谢!”在再三道谢之后,我将双肩包放在地上,把那四分之一块毛巾放在包包上,然后将一张纸头夹在毛巾边上,上面写着:¥5forl。这些是我昨天晚上准备好的。这四分之一块毛巾毛主席像章,是我在复旦大学步行街附近的地摊上,从一位老头那里2元一个收购而来的。收拾行李来波士顿时,偶然发现了自己收购的这些像章,突发奇想,若是带去波士顿,说不定能在哈佛燕京学社门口遇上一个趣味古怪的老头,卖上一个好价钱,那滋味想来不是一般的好。于是,我得意扬扬地将这四分之一块毛巾收进了行李箱。不过,令我郁闷的是,去了哈佛大学好几次了,竟然都没找到哈佛燕京学社。
      不过,那会儿,我可庆幸自己没找到哈佛燕京学社,这让我终于实现了我的地摊梦想,虽然只是四分之一块毛巾大的地摊,虽然在十分钟内路过的二十五个行人中只有三位行人注意到这个小地摊,但对于我来说,依然有着非凡的意义。我坐在双肩包后面,仿若我是世界的焦点,兴奋得像在打摆子:若是没有人注意我的小摊,我会用热切的眼光迎接每一位路人;若是有视线落在我的地摊上,我立马变得害羞起来,挂上“摊主不是我”的表情。
      就这样,我在哈佛广场打了近两个小时的摆子,有几次,警察离我最近的距离不到十米,但显然,他们对我的兴趣没有我对他们的兴趣大。然而,一种无依无靠的遗弃感却渐渐涌上心头,因为两个小时内,几乎没有人为我的地摊停下来。只有一个人把脚步放慢,对着同伴说了句:“这里还有这个东西卖。”显然,这是一位来自大陆的同胞。仅仅五秒之后,我只能坐在地上,以干一行爱一行的钉子精神,激励自己鼓足干劲坚持将练摊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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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你知道吗?许多年前,我那年轻而帅气的外公,与许多逃荒到上海的苏北人一样,在虹口区一带做过好几年的游动小贩,卖货郎、膨爆米花、人力车夫、船工等,大抵那会儿苏北人在上海做过的事情,我的外公都做过。勤劳的外公正是靠这个,养起了苏北老家的三个弟弟,甚至有一段时间得意地脱下马褂穿起长袍,回老家用大花桥娶了我外婆。许多年后,我竟然在家里的柴火间发现了外公那时留下的用来膨爆米花的、像一颗大子弹似的黑黢黢的锅。我惊讶极了,这个几乎是我家四个丫头年龄之和的子弹锅是怎么从上海到苏北然后又辗转出现在江西深山里的呢?这个子弹锅又是怎么伴随我的外公从旧中国走过新中国,经历大灾荒、大灾难而完好无损保存到改革开放的呢?外公只是笑,他从不说自己的故事。
      x,或许你的外公和我的外公一样,和那个年代的老头们一样,为生存奔波迁徙了一辈子。面对他们,我常生发出“我有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的愧疚,尤其是每次回家,我的外公和我的家人总是把我当做大功臣似的迎接,洒水扫门、杀鸡宰鸭,难道仅仅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位所谓的“读书人”吗?可惜,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今只能忍痛割书做贩妇了。据说,爱因斯坦在75岁回顾其一生的时候说:“如果我能回到从前,而且必须决定怎样谋生,那我不会想成为一个科学家、学者或老师,我宁愿做个水电工或摆地摊的。”我不知道爱因斯坦是出于什么心境说出这种话,但想到他老人家都 有摊贩情结,我便不得不正视并重视起眼下我这份自由且务实,并带着草根快乐的职业来了。
      首先,我发现再也没有比波士顿更适合做游动小贩的城市了。若是按简・雅各布斯的标准,波士顿便可谓她的理想之城。前几年,她的一本旧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国内出版,可惜,只在小小的文化界几张报纸上热闹了一下便一闪而过了,我们的城市根本没答理她的警告,依然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拆拆拆,依然照旧往死里奔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
      对于简・雅各布斯所提出的有关城市规划的建议我依然心向往之。记得一位社会学家说过,城市最根本的内涵就是要符合人性化的生存与发展。或许因为是女性吧,这位我第三喜欢的美国女人简・雅各布斯似乎更注意日常生活中城市普通老百姓的生存与需要,而不是脱离人的日常生活的形象工程。或许在许多“大男人”看来,她的一些建议简直就是妇人之见,比如她非常强调人行道、传统小尺度街区对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她认为一个城市的大多数街段“必须要短,在街道上要很容易拐弯”,因为这样的人行道除了承担马路之间的交通功能外,还能满足人们“安全”“交往”的需要,成为孩子们戏耍的天然乐园。再比如,与她的人行道理论相关的,她认为一个城市的公园和广场,壮观的景色或是旖旎的景色只是一个附带作用,并不能起到必需物品的作用,只有能起到某种不可替代作用的公园和广场才是成功的。又比如,对于蚕食了美国各大城市的汽车,她认为提供给汽车的空间越大,汽车反而会更多,因此,她主张反其道而行,通过缩小马路空间、建设短小的街区、强化公交运输等,通过城市本身的作用来限制汽车的扩张。
      x,只要你在波士顿呆上一天,你就会发现简・雅各布斯所倡导的城市规划原则竟然在波士顿得到几近完美的实践。短而弯曲的街道、频繁而简朴的小店、与城市融为一体的公园与广场、四通八达的地铁与公交、宁静而优雅的查尔斯河、随时会给你一个灿烂笑容的路人、诉说着美国两三百年历史的建筑,穿梭在美国这个最古老的城市中,让我觉得拥有一辆汽车简直是对这个城市历史与风景的侮辱与浪费,在我看来,在这个城市中呼吸与行走,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做一名沿街叫卖的小贩。
      按简・雅各布斯的说法,我在哈佛广场近两个小时的“打摆子”,不仅充当了这个城市的眼睛,守护着这个广场的安全,还可以说是一种即兴的芭蕾艺术了,想到此,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我地摊也未免太寒碜了些。若是早知道我要在这里摆摊,我一定会去义乌小商品市场走一趟,弄一些全棉的袜子、小巧的丝巾、精致的小钥匙扣手镯手链或是典雅的小扇子过来卖,在这个让人赏心悦目的城市中,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广场上,努力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地摊,即兴表演我一个人的人行道芭蕾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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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sisi,你在这里干什么?”突然,一句亲热的招呼将我的地摊畅想曲终止,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西班牙牧师。他是我到哈佛广场第一天溜达的时候认识的家伙。那天,我围着广场打转,走了一圈又一圈。我每走一圈,站在路旁的他就会给我一个灿烂的招呼。走了几圈之后,我便和他成了老朋友。但实际上,我既不能确定他是否是西班牙人,也不能确定他是否是牧师。只不过因为他总是站在美国银行门口,散发着有关《圣经》的小册子,小册子都是英文西文双语的,我没有问过他的名字,只是在私下里称他为西班牙牧师。
      奇怪的是,陌生的西班牙牧师的亲热招呼,一时之间竟让我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不禁悲喜交集。我一把抓起我的地摊,比画了好半天,才让他明白,我正在练摊呢。
      谁知这位和善的西班牙牧师却收起了笑容,对我说:“不行,你不能这么做,你要有执照。”
      执照,执照,我当然知道我需要执照。可是我去哪里申请呢?我瞪着两只无辜的眼睛看着牧师。牧师笑了笑,从包里拿出一支笔,一个本子,一边画地图一边说:“我本来可以带你去办执照的,但我今天有事,你可以自己去市政大厅申请。”
      x,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有些撒谎了。其实,在我练摊的前一天,我就去市政大厅申请执照了。不过,我去的不是牧师在笔记本上给我画的、哈佛广场所属的剑桥镇的市政大厅,而是去了波士顿的市政大厅,并领了一张“business certificate”申请表格。在波士顿,申请一个这样的执照简单得让我几乎不敢相信。在市政大厅的city clerk’s offiee里,我对接待我的工作人员说,我想摆一个地摊。我还没来得及拿出我的护照证明我的身份,热情的工作人员便给了我一张表格,一张A4纸大的表格。我只需要填上我想卖啥和在哪里卖,以及我的联系方式,最后签名便OK了。当然,还需要缴费,四年50美金。
      我拿出我的护照给工作人员看:“我的这个签证可以申请吗?”
      “可以!”工作人员把表格翻过来,反面写着如果是非波土顿居民,再加25美金,也就是说我交上75美金就办好了四年的执照,一切就OK了。x,你知道吗,当时我竟然有些失落,因为我做好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心理准备竟然一下无用武之地了。在这里,我仅有的一个身份证明――护照似乎都用不上,事情简单得让我疑窦丛生,拿着表格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不对头的地方。这是一张固定摊点的营业执照申请表格,而我需要申请的是游动摊贩的营业执照。在我用蹩脚的英语重复几遍之后,工作人员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哦,那你应该到州市政大厅去申请执照。”接着,工作人员为我画了一张如何到达州政府的路线图。原来按照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Laws,固定摊贩是地方县市事务,你需要先申请到固定摊位,确定自己在哪里设点摆摊,卖什么东西,才好来申请执照。而沿街叫卖一天之内有可能走过七八个县市的流动摊贩则归州政府管理。
      不到半个小时,我便在州政府大厅的消费事务部办公室领到了另一张执照申请表。表格依然只是A4纸大下,正反两面,我需要填写简单的个人信息和我的货物种类即可。但不同的是,在这张表格下方有一栏需要我所住的地方警察局的chiefofpollce的签名,以证明我“is of good repute for moralsand integrity”。耐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警察局拿到签名再回来,交上62美金,当场我便可以拿到这张有效期一年的执照。“然后,你就可以在麻省任何地方卖你的东西了。”工作人员笑眯眯地告诉我。
      但那会,面对正直的西班牙牧师,我心中确实感到羞愧。随后我发现,即便有执照,我也不能在哈佛广场出摊。在我再三承诺立即去剑桥镇的市政大厅办理营业执照后,西班牙牧师脸上立即轻松起来,笑眯眯问我:“你准备卖什么东西?”
      于是,我把手上的四分之一块毛巾展示给牧师看。谁知,牧师一看,脸上的表情立即严肃起来:“你不能在这里卖这个,在哈佛广场摆摊的都是艺术家,你卖的东西必须是你自己做的,明白吗?”接 着牧师指给我看,在墨西哥画家斜对面街口的那位妇女卖的是自己的刺绣,旁边不远处是弹吉他卖唱的,再旁边又是一位画家。“他们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明白吗?”
      x,或许你会奇怪,墨西哥画家为啥会让我无照支摊呢?这不是违法的吗?其实,我当时也奇怪,到后来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美国,摊贩按照其贩卖的货物分为一般摊贩、食品摊贩和第一修正案摊贩。前两种摊贩必须申请相应的营业执照,而后一种摊贩则不需要营业执照,因为他们受到宪法言论自由的保护。凡是贩卖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商品的摊贩不需要营业执照。因此,墨西哥画家是无需执照的,他正在行使他的自由表达权。只要不妨碍公共交通,任何人都不能“管”他。我想,他肯定也是把我归为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摊贩了吧。
      但严肃的西班牙牧师可不这么认为,他还执意带我到对面马路那位卖刺绣的大婶帮我问个清楚。然后,牧师认真地看着我:“哈佛广场只允许艺术家卖他们自己动手做的东西!”
      我很认真地对着牧师点头:“谢谢,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市政大厅。”
      旋即,我便骑上十美金买来的二手自行车,去剑桥市政大厅了。x,其实这时我已经放弃摆地摊了,但我依然兴致勃勃地跑去了市政大厅。因为我发现,美国政府公务员是绝佳的锻炼英语口语与听力的对象,他们的耐心和容忍让我喜欢上享受做主人的权利。在剑桥市政大厅询问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市政大厅只负责营业执照的问题,若是问他们具体能在哪里设摊,他们也只能有礼貌地说不知道,然后再祝我goodluck。于是,至今我依然没有弄明白,如果我想成为一名街边固定摊贩,如何才能申请到一个固定摊位。一次,走在Wash-ington大道上,Maggie告诉我,波士顿市中心黄金地段的街头固定摊位,一般也只考虑退伍军人和残疾人士。新的申请者需要排上十几年的队。这似乎意味着我即便申请到营业执照,也不太可能有一个街头摊位,只能去申请大型室内市场中的小摊位。如Faneuil hall marketplace,随时都可以在南楼四楼的市场管理办公室递交摊位申请表格,每年他们会根据申请者的资金、卖的货物以及发展前景加以考虑批准。不过,在那里,哪怕是最简单的一辆大板车的摊位租赁价格都不菲,而好的门面每月租金高达数千甚至上万美金。
      好在我心仪的是流动摊贩,可是,流动摊贩是否可以任意穿梭在整个麻省的大街小巷,“自由快乐像天上的飞鸟”呢?这个问题,我至今还弄不明白,甚至不知道该问谁。这让我的地摊梦想变得有些缥缈了。两个多小时的地摊生涯,我似乎只弄清楚了一件事情――在波士顿,没有城管,但有牧师。
      x,我很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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