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苏手简》收录欧阳修、苏轼尺牍各二卷，将其所收苏轼尺牍与现存《东坡续集》比对，可推断此书为选本性质。在此基础上，假设此书所收欧阳修尺牍亦从欧集选出，则通过比对分析，可知选编者所据之欧集，乃早于周必大编定本，很可能就是所谓绵、吉本。果然如此，则从《手简》选录范围来看，绵、吉本对欧公尺牍的结集，已具相当规模，接近于周必大初编本。所以，《欧苏手简》可帮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欧集形成史的某些局部。
关键词：欧苏手简；吉本；欧阳修
《欧苏手简》四卷，包括了欧阳修和苏轼的尺牍各二卷，书首有金元之交的文人杜仁杰所作的序。此书国内不传，而在韩国、日本则有刊本多种。据我所知，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首先介绍了此书的存在，嗣后祝尚书先生撰《（欧苏手简>考》，对版本、编者和编刻时期加以考证。祝先生把序言作者杜仁杰认作此书的编者，通过对杜氏生平事迹的梳理，来推测此书编刻于元灭南宋之后。对于这四卷尺牍的内容，祝先生评价不高，认为其“所收为欧阳修、苏轼书信，单从内容论，无甚特别处，盖从欧、苏二集选录”。不过，他没有详说这“欧、苏二集”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集子。
祝先生所见的《欧苏手简》，乃日本天明元年（1781）刊本，而此书实有更早的正保二年（1645）刊本，藏在东京的内阁文库，日本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文集》，于第20辑影印了这个正保本。如果祝先生有条件拿正保本与天明本对比一下，就肯定不会作出以上的判断。天明本是按正保本重刊的，但在重刊时，将书中所收的欧、苏尺牍与通行的欧、苏别集认真比对了一番，并依据别集，将正保本的“错误”统统“校正”了。这样一来，天明本虽然留下了校记，但其正文内容却与欧、苏别集一致，确实“无甚特别处”了。可是，回过头来看正保本，却实有其特别之处，至少它保存着那些被天明本“校正”的“错误”，也就是它跟欧、苏别集的不同之处。下文我将考明，这些“错误”晗恰就是它的文献价值所在。
关于苏轼的传世尺牍，我曾发表过《东坡尺牍的版本问题》一文，其中对《欧苏手简》所收的两卷苏轼尺牍也有所考辨，兹将结论简叙于下，以为下文考辨欧阳修尺牍提供基础。
明刊东坡七集之《东坡续集》12卷，其卷四至卷七为“书简”，约800首。与现存其它有关资料比对，可知这是两份资料拼接而成的，以卷四第165首《谢吕龙图》为界，前一份资料与《永乐大典》卷11368“简”字下所抄《苏东坡集·书简》近同，以受书人为序编集，这里简称为A；后一份资料则与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63至81“小简”基本相同，按尺牍写作时地为序排列。当然，《续集》在拼接时要删除两份资料中重复的作品，其操作方法是：优先录A，而从后一份资料中删去重复。这样，A的面貌显得相对完整。仔细考察A的受书人排列顺序，可以发现它与《欧苏手简》的两卷苏轼尺牍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关系，如：
A的开头部分为：李方叔——陈公密——徐仲车——吴秀才——彦正判官——毛泽民推官——陈辅之——司马温公——鲁直——陈传道。
《手简》卷三的开头部分为：司马温公——李方叔——程公密——徐仲车——毛泽民推官——陈辅之——黄鲁直——陈传道。
A的中间有这样一部分：朱康叔——胡深夫——朱行中——李之仪——冯祖仁——黄师是——广西宪曹司勋——晦夫——范梦得。
《手简》卷四有这样一部分：朱康叔——胡深夫——李之仪——曹司勋——晦夫——范梦得。
A的结束部分为：陈怀立——孙叔静——刘贡父——曾子宣——李公择——姜唐佐秀才——傅维岩秘校——林天和长官——张朝请——汉卿。
《手简》卷四的开头部分为：程怀立——刘贡父——曾子宣——姜唐佐秀才——罗岩秘校——林天和——张朝请。
从这三个部分来看，除了将“司马温公”提到首位外，《手简》的名单似乎是从A中选录出来的。若再仔细核对相同人物名下所收的尺牍，则可发现，A所录数量往往远多于《手简》，且《手简》所录者基本上以同样的先后顺序被包含在A中。所以，就以上重合部分来说，可以肯定《手简》是从A中选出的。但是，除了这三个重合的部分外，两者毕竟还有不相同的部分，而且A总共才收录41个受书人，而《手简》多至83人，其范围远广于A。那么，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呢？我以为，这应当是残本与选本的关系。也就是说，两者有一共同之祖本，A是其残本，而《手简》是其选本。A虽是残本，但所存部分犹为全貌，故能包含《手简》的相关内容；《手简》有取有舍，却是从全本中选出，故大量内容逸出A之外。《手简》有杜仁杰序言，表明其文本于金元之际已存在，由此推论，祖本很可能是宋本。
换句话说，曾经存在一个宋本的苏轼尺牍集，其全貌并未流传下来，只有一个残本，就是A；而《欧苏手简》的编者，却有机会获得这个完整的宋本，从中选出了两卷苏轼的尺牍。那么，如果我们由此确定《手简》的性质乃是选本，则另两卷欧阳修的尺牍，也不妨假设为编者从某个欧集选出。然而很明显的是，这个欧集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南宋周必大编《欧阳文忠公集》。
周必大编欧集，最后的部分为《书简》十卷，以通行的《四部丛刊》本与《欧苏手简》比对，可以发现《手简》所录欧公尺牍全部见于欧集《书简》，但排列顺序大不相同，详见表1。
除了顺序不同，和少量文字上的错讹（如《书简》“吴正献公”在《手简》中误为“吕正宪公”）外，两者之间比较明显的差异是标题（即对受书人的称谓）多不一致。不过这一点很容易解释，《书简》卷十的末尾有一段编者的附言：“右《书简》十卷，命题以各人所至之官，故于称谓不必相应。”也就是说，周必大的编校班子，按照受书人的最高官职重新拟定了尺牍的标题，故与尺牍中原有的称谓多不一致。那么，《手简》中与《书简》不一致的标题，莫非是这些作品未经周氏等处理之前的更原始的标题？除非我们断定这些不一致的标题是《手简》编者捉空而造，否则只能如此理解。
更值得注意的当然是尺牍内容上的差异，主要有三处：
第一，《书简》卷四《与吴给事（名中复）》共3首，在《手简》中被分在三人名下。第一首即《手简》卷二《与仲大傅》，“大傅”应是“太博”之讹（《手简》的目录就作“仲太博”），但“仲太博”也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书简》本文的末尾有“某再拜仲庶太博执事”一句，这“仲庶”是吴中复的字，所谓“仲太博”也许是误读此句而来。第二首即《手简》卷一《与吴谏院》，“谏院”与“给事”的称谓差异，应是周必大等人处理的结果，鉴于文末有“某顿首谏院舍人执事”一句，可以相信“谏院”的称谓是更原始的，现存《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也收录了此文，标题亦作《与吴谏院帖》。第三首即《手简》卷一《与吴龙图》，看起来这也是称谓问题，《手简》的编者尚未判定“吴龙图”即吴中复。这个情形让我们仿佛窥见周必大等人的编校工作之一斑，反过来也说明，《手简》反映出了未经周氏班子处理之前的欧公尺牍之面貌。 第二，《手简》卷二有《与苏监丞》1首、《与苏主簿》3首相连，而《书简》卷七也有《与苏编礼（洵，字明允）》5首、《与费县苏殿丞》2首相连，两者的关系很明显：“监丞”可能是“殿丞”之讹，“主簿”与“编礼”是对苏洵的不同称谓而已。但是，《手简》中《与苏主簿》3首的第二首，在《书简》中被编为《与费县苏殿丞》的第二首，受书人不同了。这一首尺牍究竟是写给谁的，现在还难以判明。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手简》知道，《书简》列在某人名下的尺牍，有些是编者判断的结果，不是本来如此。
第三，《手简》卷二有《与苏子容》4首，其第一、二首在《书简》卷二《与苏丞相》中，这只是对苏颂的不同称谓问题；但其第三、四首，则在《书简》卷五《与刘侍读》中，而且题下皆有小字注：“此帖，绵、吉本误作《与苏子容》。”这两条校记令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在周必大之前流行的所谓绵、吉本欧集，也已经包含尺牍，而且与《手简》一样，把这两篇写给刘敞的尺牍“误作《与苏子容》”。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猜想：《手简》的“误”乃是承绵、吉本而来。进一步还可以猜想：《手简》反映出来的所有比《书简》显得更原始的面貌，其来源就在于绵、吉本，或者类似的早于周必大编校本的欧集。
换一个角度来表述以上考订结果，就是《手简》的编者从某个早于周必大编校本的宋本欧集（很可能就是所谓绵、吉本）选出了两卷欧公尺牍，与他从宋本东坡尺牍集选出苏轼尺牍的情形正好相同。由于上述《手简》与周必大本《书简》的差异或“错误”，在《手简》的天明重刊本中被“校正”，致使祝尚书先生未能看到《手简》内容的“特别处”，但正保本却保存了这些“特别处”，而且这些“特别处”恰恰可与周必大等人留下的校记互相印证。
其实，从周必大编定本《书简》的其它校记中，我们也能得到类似的信息，如卷四末有“《与余襄公》又别本”，校云：“此帖与本卷者大同而小异，载闽本及《京师名贤简启》中，疑有改定处。”卷十末的编者附言也说：“吉、绵本《书简》有论文史、问古事之类，已移入《外集》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卷中。”这说明吉、绵本已有《书简》汇集，闽本看来也有，周必大等人在此基础上，再参考《京师名贤简启》以及其它校记中提及的《英辞类稿》、《圣宋简启》等书，来编定《书简》十卷。问题是，虽然我们可以推想这样的编订过程，但由于我们无从获悉吉、绵、闽本的面貌，故也无法了解它们为周必大本《书简》十卷提供的基础已达到怎样的规模。如果本文对《欧苏手简》选文来源的推考大抵正确，则从《手简》所选的两卷欧公尺牍所涉范围来看，它所根据的吉、绵本《书简》应已达到相当规模，甚至已与周必大初编本的《书简》在容量上相去不远。当然，从上面的对照表也可以看出，两者排列尺牍的顺序只有某些局部相同，总体上差别很大。显然，周必大等按照受书人的官位或知名度重新编排了尺牍的顺序，以韩琦为首，而《手简》所据的本子，似以梅尧臣为首，作为文学研究者，我对这样的本子更有好感。
最后说明两点。第一，祝尚书先生把《欧苏手简》序言的作者杜仁杰认作此书的编者，我以为不够妥当。杜氏只写了序言，序中并未交待他自己是编者，那真正的编者，应该生活在周必大编定本欧集流行之前，或者难以获得周氏编定本的地区（如宋金对峙时期的北方），因为周必大的本子行世后，几乎将从前的欧集诸本都淘汰了，很难想象周必大以后的南宋人或南北统一后的元朝人会从吉、绵本去选录欧公的尺牍。第二，最近日本学者东英寿先生从欧集的天理图书馆藏本辑出《四部丛刊》本所无的欧公尺牍96首，自是对中国学界的一大馈赠，他考定《四部丛刊》本是周必大编定欧集的增订本之复刻，而天理本是再次增订本，这完全正确，但他认为《书简》十卷在周氏前并未成形，是周氏等初次结集，我以为尚可商榷，因为如上所考，吉、绵本已有《书简》，且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北京大学王岚女士曾对欧集的编刻、流传历史详加考论，但对《书简》部分以及吉、绵本的情形，语之而不能详。我以为《欧苏手简》可帮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欧集形成史的这些局部。今后，若能对欧集形成史作出详密的研究，将是我们对东英寿先生馈赠的最好报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