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前夕，1917年9、10月间，正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准备夺取政权的严重关头，列宁住在彼得格勒一个名叫福法诺娃的家里。一天他在住房里偶然读到一本美国人哈伍德写的书，讲美国的农业科学。列宁看后大感兴趣，对福法诺娃说：“我们一取得政权，一定要重印这本书。我看每一个干农业的人都要看看这本书，那些农业方面的领导干部，农业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者，尤其应当研究书中的观点和结论。”
这本书是1906年在纽约出版的，书名：《大地：美国现代农业的成就》。列宁看的是1909年由著名出版家绥青在俄国出版的节译本，改名为《大地新貌》。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列宁果真命令重印本书，还在自己办公桌上放了许多本，“谁去找他，特别是那些领导农业的干部，他就劝人家读这本书。”
1922年，列宁在病中捎信给正在国外的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要他收集有关《大地新貌》的所有资料。这位主任大概忙于日常事务，不暇读书，竟不知道这是本什么书，不得不空手而返。列宁以后批评这是一种因循守旧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它会使人不求上进，看不清前进方向。
之后，列宁病情加重，但他还焦急地对人说：“怎么还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大地新貌》？！”
一个真知灼见的革命家，怎样努力关心未来，怎样热切了解世界上一切好东西，怎样力求在自己国土上创造“新貌”――这一切，从这里都能看得很清楚。
岁逢甲子，时值新春，万千读者正在放眼世界，注视未来，热心了解各种信息，积极从事四化建设，谨此摭拾旧闻，以供参考。
作家手稿
广告是传播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人们在今天没有理由不重视它。不过，要是在《读书》杂志的某处，赫然出现一位美目盼兮的时装仕女，或者一部岸伟壮观的新款机器，也许会使人觉得突兀。《读书》印数有限，读者群中怕是书迷居多。登出这类广告，在此时此地，恐不免成为“冗余信息”，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为有关企业考虑，我们还是暂不登载工商业某些产品的广告，而把篇幅留给大家喜爱的图书。这是我们多年来的想法。
从今年开始，我们又把原来可以用来刊载广告的篇幅匀出一点来，登载作家的手稿和书信，大多在每期的前后里封。近年以来，名人手迹很受重视，各种题词墨宝时见发表，尤其在各种大大小小的节庆之际。相比之下，似乎对于同一类的手迹――作家的手稿、书札，注意还不够。学者、文人当然也是凡人，他们一有了“知名度”，不见得连手迹也成了圣物，我们不必对此作过分的渲染。不过文学史和科学史也表明，研究手稿和书信，是研究一个作家或学者的重要方法。从手稿的修改，可以揣知他们思路的踪迹，学习写作的方法，更不要说可以从中发现一个人的品德、兴趣、特色。三联书店前不久搜集了翻译家傅雷的手泽若干件，在香港展出，博得不少中外知识分子的赞赏。不少人认为，这是一次无言的教学。看着傅先生那些工整的笔迹，谁都不期然地联想到，它的作者是一位守正不阿的学者，一位严肃认真的文士。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鲁迅的手迹曾被包过大饼油条。十年浩劫之中，许多作家手泽如有留存，仅仅是因为它们可以作为“罪证”。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重视作家手稿、书信，应当是重视知识的一种体现。现在已经开始设立机构保存这些珍贵的材料，但对我们这类传播工具来说，则应着力于它们的发表。现在我们利用极为有限的篇幅，做了一点点的工作。大规模的整理发表，则有望于较为富裕的来日，寄愿在更加坚实的中国编辑家和出版家们！
一字之错
杨绛先生的名著《干校六记》，前不久由书店重印一版。这自然是件好事。但是，不知怎的，校对工作疏忽了，重印本里钱锺书先生的序，原来明明说“《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错成了“……一部我很喜欢的书”。幸好杨先生发现这个错误时大部分书还没到发行部门，赶紧组织修补。错是补过来了，但是书就有点毛病了。出版社原来想把这一版印得精雅些，不料弄巧成拙，使得负责此事的编辑坐寝不安，不知如何向作者、读者告罪为好。
说这一段故事，当然对“钱学”的研究有用。这一版《干校六记》未经改正的本子已有若干流传在外，可能为某一研究者见到，那就值得写一大篇考证文字，说不定会引起一场关于钱先生究竟是否喜欢《浮生六记》的争论。不过我们在这里报道此事，目的倒不在此，只是由此想到，出版单位的责任重大，常常可以使学问家蒙无妄之灾。一个错字如此，则通篇随意的修改又该如何了。《管锥编》当年问世之时，据说作者曾专门要求周振甫先生担任编辑。此中缘由，或为人所不解，现在从上述一字之错可以见出，编辑、校对工作竟是何等重要。
《读书》存在八年，过几个月就要出满一百期。一百期里自然也曾稍尽绵薄，为读书界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使作者受到的此类无妄之灾，实在也不在少数。编书难免错误，校对尤其是一难事，我们尽可以引用古人的教训来为自己辩解。但是，无论如何，如同一位老学者向我们指出的，这些年来，编辑、校对的水平确在下降。错字不可求其全无，但是决不能日增。
《读书》快要满百期，编辑部同仁在不断回顾往事，以定去取。上述云云，是为一件――当然终究还是一件不大的事。
相入非非
一位科学家说，现在的科学发展可以用“想入非非”四个字来表征。因为科学发展到了现在，人们要研究的往往是要用“非……”来命名的了，如“非线性……”，“非决定论……”等等。
科学家的话，壮了我们的胆，不妨也来谈谈编刊物的“想入非非”。
《读书》早就是个“想入非非”的怪物。创办之初，虽有出版界的领袖人物为之撑持，然而得到的指示却是：不能办成机关刊物。“非机关刊物”这个“非”字，为它立下了基调。
未经几何，当时的执事人发了一系列文章，标题均为“不是什么的什么”。后辈们反复思忖，觉得这是“想入非非”的进一步体现。“不是”即“非”；然而“非”之标的在何，还是“是”（后面那个“什么”）。也就是说，《读书》之求是，其途径往往为先“求非”。此一论说，指导了我们近十年工作。在“路线第一”的朋友看来，达到“是”之途径，其实只有一条。循“非”求是，岂非怪论。此所以持不三不四论说者，往往命运多乖。但究竟凡事均按路线斗争的办法已经不太灵了，所以刊物也就生存下来，以至今日。
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如设中国之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是”，则通罗马之大路，原非一条。此“摸着石头过河说”之颠扑不破也。
“非”“匪”音、义均近。持“想入非非”之论，虽则目标也在见出一个“是”字，却终究不如直截了当的“求是”来得名正言顺，而往往近于“匪”道。《读书》出到这一期，已满二百之数。整整二百个月份，月月在“是”、“非”中翻筋斗，讨生活。寻是生非，习非为是，以是为非，非中见是，今是昨非，彼是此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编辑部文化阁楼上的三几个小脚色，人谓发疯，然耶？非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