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阎欣宁长篇纪实小说《遵义！遵义！》于2010年列入中宣部“建党90周年重点扶持作品”，以及中国作协2010年度“扶持重点”作品，现已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日前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党员干部推荐该书为第四批学习书目。）为纪念建党90周年，本刊特选载其第八章，以飨读者。
一
按照通知，会议是十五号晚饭后七点正式开始。
林彪和聂荣臻早早吃过饭，就动身前往会议所在地柏公馆了。林彪提议早点去，一是他想趁天黑前看看柏辉章的公馆到底什么样，二是他想找总参谋长刘伯承谈点事。中革军委决定，利用在遵义休整期间，部队再次精减机构，军委纵队的挑�和新征招的当地新兵将补进战斗连队，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一些用得着的器械和设备，将分配给各军团。林彪想私下找刘总长“摸摸底”。再说，聂政委要坐担架去柏公馆，早点动身的好。
天还没黑，视野尚可，林彪伴在聂荣臻的担架边上，顺着山坡走来，到了柏公馆前。远远的，林彪停下脚步，警卫员和担架员见了，也跟着停下来，猜不出军团长要做什么。林彪先眯起眼睛，回身眺望着坡下即将堕入夜幕中的遵义城街，与其说像个勘察地形地貌的军事指挥员，不如说像个风水先生。然后，他才回转身来，看着柏公馆的二层小红楼。天还没黑，楼上有的窗口已经透出淡淡的灯光，那是林彪再熟悉不过的马灯。院门口，放上的不是双哨，而是四哨，他相信附近一定还有别的小哨和游动哨。
进了院门，红楼右侧的那株大槐树，引起了林彪的注意。
“好个漂亮的房子！难怪叫公馆呢。”担架上的聂荣臻欠起身子，脱口赞道。
“这幢红楼离了那株大槐树，逊色很多；那株大槐树，要不是靠着这幢楼，简直什么都不是……”
林彪连手都不抬，看上去他连嘴唇都没动，嘀咕道。说完，没等不解其意的聂政委醒过神来，他已朝公馆走去。
柏公馆二层楼的外廊道上，靠着大槐树这头，有个女同志正伸手够着槐叶，林彪认出那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听说她患了肺结核，身体一直不大好，林彪挺为她担心的，女同志行军走路，不容易啊。军委纵队的首长们西征上路以来，几乎陷入焦头烂额的局面，常常自顾不暇，对夫人们的照顾可想而知了。脸色苍白、精神尚好的邓颖超从楼上看到林、聂二人，笑着冲他们挥手打招呼。前些日子，她和聂荣臻都坐担架在军委纵队休养连行军，彼此很熟。
聂荣臻仰脸笑着问道：“小超同志，摘槐叶干什么，是不是想家了？”
军委纵队中的女同志多是南方女子，而邓颖超这个北方人，大概想起了北国老槐，触景生情，想起了北方故乡。
楼上的邓颖超笑道：“林彪同志，荣臻同志，瞧，在楼下我只能摸到树干，在楼上我就可以够着槐叶了，人啊，站在不同的高处，就有……”她话没说完，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并伸手捂住了嘴，用另只手抱歉地朝楼下挥了挥，踅身进屋去了。
林彪、聂荣臻尴尬地相视一眼，一时不知是不是该先上楼去正式地探视一下邓颖超。恰在此时，朱德的夫人、方面军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风急火快地走过来，见了一军团两位首长，康克清驻足敬礼问好。她穿着红军军服、腰间束着皮带，佩着手枪，留一头齐耳短发，显出蓬勃的青春朝气。
“康指导员，老总在吗？”这回，林彪不好意思不开口了。
康克清摇头。“我也不晓得，我们直属队在外面宣传群众，我也是刚回来。首长们来开会吧，要找老总？上去坐坐吧。”
“改天吧，会议就要开始了。”林彪客气地冲康克清点点头。
康克清敬了礼，先上楼去了。林彪却还愣在原地。
聂荣臻小声说：“哎哎，你不是想找刘总长吗？”
林彪小声说：“我现在谁也不想找了。”
二
不知哪个房间里的大座钟“当当”地响起了自鸣声，已经落座的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高级干部们本来交头接耳，说说笑笑的，此时听到久违的钟声，似乎都感觉到某种新奇，不约而同噤声，有人还生疏地抬起手腕看了看自己的表，对一下时间。没错，七点，到了通知开会的时间。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十九时。
长方形的大房间里，早已裹满了长方形的烟雾。到会的二十来人，绝大多数都在吞云吐雾。从一见面握手、拥抱过后，就掏出各自兜里的香烟，比宝似的，看谁的烟好，就先打谁的土豪，一分而光。一月的黔北，入夜还是很冷的，窗户关得紧，烟雾散不出去，就在屋里魂一般游走，令房间内有了种辛辣的、神秘的气氛。这间大房子原来不晓得柏辉章用来做什么的，总不至于留着开会用的吧？房间里空空荡荡的，大小形状不一的椅子显然是工作人员从各房间里临时凑过来的，椅子围着铁皮炉摆出一个半圆形，一是为了大伙儿烤火方便，二是更有个开会的样子。椅子们向心的方向，放着一张破旧的长方形桌子，一定也是在哪个房间里找来的。椅子边上随处放着搪瓷的烟灰缸，到会的都是高级干部，有的还在国外留过学，当然不会像那些连营指挥员那样随处乱扔烟头，那么漂亮的红木地板，烧出洞来岂不可惜？还有些搪瓷的痰盂，几乎是烟灰缸的配套设备，抽烟的人嘛，痰自然多。那么豪华气派的痰盂，若是在宿营地见了，警卫员们是要拿来当夜壶使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挺大的煤油灯，添足了油的灯光映照在红木的地板和门窗上，显出了一种喜庆。如果再加上铁皮炉内的炽热炭火，让人在舒服的环境中竟然生出一种昏昏睡意。当然，那种奢侈的睡眠留作期待吧，至少今夜恐怕没得几个小时好睡了。
房间中间的旧桌子旁，坐着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没有谁为他们排定座位，也没有谁向谁发出在哪儿就座的邀请或指令，他们三位领导人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坐在了那儿。其他到会的人则随便地拎过一张椅子就坐下来，有的只是为了与熟人相邻，或者谁的身上带了包牌子更昂贵的香烟……空档处，留出了两个宽敞的地方，那是为坐担架而来的王稼祥和聂荣臻两位伤员准备的，旁边还摆了个舒服的藤木躺椅，如果他们感觉到老是躺在担架上不舒服的话。奇怪的倒是军事顾问李德，这位一言九鼎的红军太上皇，他没有掺合在那些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中间一起坐，而是拎把椅子独自坐在门口，看上去很别扭，连他自己都觉得，他就像足球场上的守门员，别的队员都在狼奔虎走，抢逐厮杀，自己却影子似的晃在禁区的门口。奉命为李德担任翻译的是伍修权，李德坐在门口，伍修权也只能把椅子摆在他身边坐了。李德同谁也不说话，坐下来后，也像其他人一样埋头抽烟，只是他比谁都抽得更凶，似乎想把自己更深地埋藏进烟雾之中。
听到自鸣钟响，坐在桌旁的周恩来再次清点了人数，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已经到会的有十多个人，还空出几把椅子，虚席以待。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说明：会议扩大到各军团，一、三军团的首长都到了；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因在党内无职务，且掌握部队难以分身，已经确定由政委李卓然到会，但会迟些到会；而九军团目前正在湄潭、兴隆一带率队警戒，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蔡树藩都将无法到会。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和翻译伍修权同志，作为特邀代表参会。周恩来简单说完，朝主持会议的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点点头，博古就宣布正式开会了。
自鸣钟响之前，周恩来已经用目光在会场上睃巡了几个来回，谁来谁没来他一清二楚。好在各军团首长是会议“扩大”的对象，政治局的成员到会的情况还是很令他满意的。中央的四位书记，哦，也可以算得是常委吧，除了项英留在江西根据地外，博古、洛甫和他自己都到了，这是个绝大多数；五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十二位委员，顾作霖病故，其他十一人来了六人，除博古、洛甫和自己外，还有陈云、毛泽东和朱德，超过了半数，其他五个人，王明和康生远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想到莫斯科，周恩来的心悸动了一下，有种略略不安的忐忑，毕竟，那里有个指挥调动一切的共产国际。自从上海的党中央组织遭到破坏，撤到瑞金后，与莫斯科共产国际的联系全靠着上海地下台的秘密大功率电台。中央和中央红军退出苏区根据地前，最后一次收到的共产国际的电报，还是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此后便与上海电台失去了联系。在上海从事过多年地下活动的周恩来情知不妙，后来得知，果真是负责人李竹声被捕后叛变，不仅供出了同伴盛忠亮，还供出了电台的位置。从此，中央苏区失去了大功率电台，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毛泽东可以轻淡地将此称为“或是幸事”，他周恩来却不能不考虑得更多一些。政治局的六位候补委员，除关向应在湘鄂川黔，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和凯丰全到了，这又是一个绝大多数。这样的会议，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日后向全党甚或党的历史，都可以有所交待。这样想着，周恩来的不安稍稍得以平抑。
[ 2 ] [ 3 ] [ 4 ] [ 5 ] 周恩来透过层层烟雾，特别看了看邓小平。矮小精明的邓小平和别人一样，也在吞云吐雾，只是紧锁的眉头不知在想些什么。邓小平的烟瘾不小，他的牢骚可能不比他的烟瘾小。他曾在苏区和毛泽覃等人一同受到“罗明路线”的牵连，被免去了党内所有的职务，发配去主管了一份总政治部的《红星报》。西征路上，部队打仗都来不及呢，哪还顾得上办报？那只是一份闲职罢了。行军途中，周恩来曾在军委纵队见过邓小平，他连马匹都没有配备，就和普通士兵一样背着背包徒步行军，那个小个子的四川人，倔强的脾气深深隐藏在内心里，脸上透出来的只是不肯服输的劲头，他一路上不吭不气，却始终高昂着不屈的头颅，其坚忍的表情令周恩来难以忘怀。到达遵义后，准备要开政治局扩大会了，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机关秘书长，这不仅起用了一个重要的人才，也传递出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周恩来相信党内高层的领导同志能从这一人事变化中悟出这一点。
邓小平揿灭烟蒂，在膝盖上摊开来一本全新的笔记本，准备现场记录。没有谁让他这样做，迄今为止，党内的一些重要的会议上都没有布置记录的习惯。只是他这新上任的秘书长习惯使然，觉得他应当记录。
三
就在周恩来一分神的工夫，已有人发言了。
发言的是总参谋长刘伯承。
和邓小平一样，刘伯承也是王明、李德等人不待见而在中央苏区下台的，只是在黎平会议上官复原职，回中革军委重新担任了总参谋长。这位前川军名将发言伊始，先提出一个建议：改变原先在黎平、猴场会议上在黔北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定，改向四川方向发展，打过长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到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周恩来的注意力立即被刘伯承的发言所吸引，边听边思索。接着，另一位四川老乡聂荣臻发言，对刘伯承的意见表示支持，他们共同的理由：川西有红四方面军接应，条件要比黔北成熟得多。
包括周恩来在内，与会者没有谁对这一话题感到意外。和任何老账新账相比，中央和三万中央红军眼下何去何从，将在何处落脚才是最为迫切的问题。
一切为了生存，没有生存，遑论其他？
周恩来心中有底，是因为前天晚上，他曾专门去找过毛泽东。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周恩来信步走到毛泽东住处，还好，毛泽东不但没有出门，甚至没有看书看文件，他正坐在床板上，让陈昌奉帮他试着一双新鞋。那是一双新胶鞋，样式有点古怪，厚厚的橡胶底却很牢实，很像在闽西苏区时红军官兵喜爱的“陈嘉庚鞋”――由橡胶大王陈嘉庚在南洋生产运回国内销售的胶底鞋。毛泽东见周恩来来访，十分高兴，身子却坐在床板上纹丝不动，招呼道：“恩来呀，你吃过了？……你坐下，也来试试小鬼们搞到的鞋子，说是上海出的兄弟牌胶鞋，不比陈嘉庚的南洋胶鞋更差呢。”
周恩来笑着摆摆手：“主席，这鞋子又不是一杯清茶，哪有让人的道理？再说你的脚大，小鬼们给你搞来的鞋，我怎么穿得了？”
“鞋子大了怕么子？怕就怕穿小鞋，鞋子大了，脚丫子更自在。”
周恩来在毛泽东身边坐下来，并不急着说话，笑眯眯地看毛泽东试鞋。陈昌奉为毛泽东套好一只鞋，他就急着站起来。
“哎哎，等一等嘛，主席，两只鞋都穿好了再走走看。”陈昌奉叫道。
“你这个小鬼，真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试鞋试一只，哪还用得上两只都试？除非一双鞋左右脚不是一个号。”毛泽东说是这么说，还是又在床上坐下来。
“兄弟牌的胶鞋，左脚是兄啊，还是右脚是兄？”毛泽东看上去心情不坏，同陈昌奉开着玩笑。“无论哪个是兄，哪个是弟，左右脚的负担是一样的，承担着全身重量，承担着千山万水，是不是啊，恩来？”
周恩来笑道：“主席今天穿新鞋，高兴了。”
“穿新鞋怕得是走老路，那是被人讥笑为愚蠢的举动。恩来呀，有几年了吧？总是我去找你，你来找我，是不是头一回呀？”
周恩来想了想，可不嘛，自己这几年还真是头一回专找毛泽东谈事呢。他有些赧颜地笑笑，说：“主席啊，一双鞋子也有左右脚穿错的时候嘛。”
这时，小鬼陈昌奉为毛泽东套好了新鞋，毛泽东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还用力地跺了几下脚，仿佛为了试试新鞋的弹力。然后深有感触地叹道：“鞋子这个东西，大小肥瘦，只有脚才知道，看来真理产生于实践之后，你说对吧，恩来？”
周恩来若有所思，点点头。
毛泽东重新坐回到床板上，自己动手脱掉新鞋。
“主席，穿着刚好，还脱掉干什么？”陈昌奉道。
“你给我先收着，等上新路时，我再穿新鞋子。”
“还要上路呀？”陈昌奉惊讶了。“不是说，到了遵义就不走了，要建苏区根据地吗？”
“西征要像换双鞋子这么简单，那就好了。”毛泽东自己穿上了旧鞋子，找回了老感觉。“鞋这东西，只有破了、不合脚了，才能丢掉，而且非丢不可。若是穿着合脚，就是好鞋，丢不得的。”
陈昌奉早就看出周副主席来有事，嘴里嘟囔着，提着新鞋躲出去了。
“恩来，军委都部署好了？”毛泽东点上一支烟。
“进城这几天，除了筹备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忙着军事部署了，四个军团排兵布阵，除了拱卫遵义城，顺利开完这次会议，还要考虑到未来以遵义为中心，设置的巩固的军事阵地。”
毛泽东眯起眼睛，像是自问自答：“我们花这么大气力，真的能在黔北建立一个新的苏区么？”
周恩来苦笑了一下。这个问题，现在几乎无解。包括他毛泽东在内？谁敢轻易断言行还是不行呢？
“现在看来，通道会议决定转兵西进是正确的，黎平会议决定在黔北遵义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也并非错误，”周恩来道，“但过于乐观的情绪，恐怕和严峻的事实毕竟还有很大差距。”
毛泽东微微点点头。“总参二局的情报，一周前，就在我们进入遵义的当天，中央军周浑元和吴奇伟所部也跟进了贵州，并迅速接管了王家烈的老巢贵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
“与川桂粤等地方军阀相比，黔军固然势弱好打，可对于蒋系中央军，王家烈的发言权也最微弱无奈。正因为如此，他对老蒋围剿红军的指令只能惟命是从。王家烈已经调动他的第三师共七个团的兵力，逼近红三军团的五师、六师，一场战斗将在所难免。不仅如此，坐镇重庆的蒋介石亲自指挥，另调动了湘军四个师、川军两个旅和滇军三个旅，共一百五十个团大约四十万的重兵，正在向黔北逼近。”
“恩来呀，我看我们在黎平时的设想，还已经作为‘政治局决定’颁发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一设想当前难以实现了。”
周恩来点头赞同道：“除了敌情之外，还有其他诸多不利因素。遵义地区经济落后，农民种鸦片的积极性很高，粮食产量却很低，自古无粮不养兵，养活现在区区三万红军残部尚可，但想以此为根基，扩大充实中央红军则万分困难。再从地图上看，遵义地区的地理位置上也很不理想，此地三面环水，北面滚滚长江，加上乌江和赤水河，使得大军难以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机动。”
“看来，必须另作打算了。”毛泽东果断地挥挥手。
现在，刘伯承和聂荣臻两个四川老乡都提出入川问题，看来不谋而合。
聂荣臻的理由与刘伯承相差无几，都赞成北上入川，这大概代表了红一军团的意见。
周恩来注意看了一下军团长林彪，他倒远没有自己的政委那般兴奋，一脸平静，看不出他们这对搭档事先是否为此交换过意见。
随后的几个人发言，也都对刘伯承的提议表示赞同。
坐在门口的李德不知什么时候挪动了位置，他屁股下的那把椅子一半留在了门内，另一半跨过了门线，到了门外，他那宽厚肥大的日耳曼种的骨架身躯，不摇不晃，沉稳地坐在那个门里门外的交界处，这恰如他此时的心情。中共政治局的这个会，“扩大”到他的头上，真有些令他哭笑不得。从黎平出发，他自觉差不多算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了，被人“扩大”到这儿来，还不如在宿营地睡大觉养足精神呢。
[ 1 ] [ 3 ] [ 4 ] [ 5 ] 李德神情冷漠，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坐在他身边的翻译伍修权，尽可能快速地将每位的发言译给他听，特别是刘伯承关于北上入川的意见，他尽可能译得详细些。李德听到刘伯承发言，眼皮子早就耷拉下来了，他很不喜欢刘伯承这个人，当初在江西苏区，就是他力主撤掉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将他贬到五军团去当参谋长。
记得博古听他不住地抱怨刘瞎子时，哈哈大笑，开玩笑道：“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王智涛为了翻译这句话，可费了老劲，李德还是没弄明白。他又去请伍修权翻译，无奈李德永远弄不明白中国民国之前的事，就连民国那些新旧军阀的名字，他都记不下来，更不用说清朝以前的帝王了。
刘伯承能在黎平会议上回到红军总参谋长的位置上，不用说是毛泽东那些人冲着他这个军事顾问来的。当初，他们纠合在一起嚷着要进贵州，不肯去湘西；现在，他们又提出来要去四川了！李德就搞不懂了，堂堂的野战红军，又不是一支游击队，怎么能想起去哪就去哪呢？还有个一定之规吗？就在半个多月前元旦的猴场会议上，李德还再次提出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意见，遭到周恩来、毛泽东他们的一致反对，现在，他连任何话都懒得说了，爱去哪去哪吧。共产国际赋予他这个军事顾问的历史使命，看来在遵义――不，早在猴场或者说黎平――就已经结束了！他剩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保护好自己，既不要被国民党敌人伤害，也不要被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朋友们伤害，用中国人的话怎么说来？对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到了新的根据地――假如在毛泽东的折腾下，真的会有一块这样的根据地的话――他就有机会度过在中国剩下来的日子，日后重返共产国际，他将会有机会陈述这一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钻了一个天大的空子，利用和共产国际失去电台联络以及交通员联系的机会，不经请示报告，任意妄为，看样子，他们召开这个会议的根本目的，是要把博古同志拉下马来，他们要换上谁呢？周恩来？还是毛泽东？李德心想拭目以待吧，哼，毛泽东这些人心目中，哪还有共产国际的权威……
就在李德昏昏欲睡时，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对周恩来建议：北上入川的问题回头在会议中再议，还是尽快进入会议正式议题。
周恩来点头同意，他立即宣布：请主持会议的博古作报告，随后由自己做“副报告”。
四
二十六岁的博古身材瘦削，小脸上却架了一副很大的黑框眼镜，他是高度近视，摘掉了那副眼镜等同于睁眼瞎子。再说，那副大眼镜似乎还能帮助他提高威严度，增加老成感。自从有个叫阿奇博尔德的英国人将他称为“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之后，党内同志们也开始在背后叫起他“黑面木偶”的绰号。博古倒更喜欢前面那两个字，而厌恶“木偶”的叫法。他同样知道在党内，有人将他比做共产国际和王明的国内代言人，那正好与“木偶”的叫法有了某种暗喻，他理所当然要厌恶了。
西征出来这三个月，博古饱受煎熬，承担了旁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人也瘦得快要脱形了。受到烟雾腾腾的房间内压抑气氛的影响，他神情有些不大自然，与他往常在会议上夸夸其谈、张口马恩、闭口列宁、斯大林不同，倒显出一种拘谨的稚嫩，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秦邦宪，而不是什么博古啊！他毕竟才刚二十六岁，在座的所有人当中，他年龄最小，有些乳臭未干的味道，尽管他分外受到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的器重，还受到中央负责人王明的赏识，在党内的地位说一不二……
第五次反“围剿”年把光景，不消说他和中央以及红军的运气坏透了！仗，彻头彻尾打败了；苏区根据地，毫无疑义地丢掉了！特别是大转移的途中，一条小小的湘江就令突围而出的中央红军折损过半，简直像坍塌了一副漫长的多米诺骨牌，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越来越引起红军官兵对他的强烈不满，特别是方面军和各军团高级首长们，他们通过眼前的失败，愈发怀恋起从前毛泽东掌兵的时代。毕竟，毛泽东的运气要好得多，有过成功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不败纪录，中央苏区正是在他手打下了基础并扩大了地盘的。
仗打不好，丢掉了老巢，再奢谈什么马列主义，还能服人吗？
垂头丧气的博古有些心虚地打量一下在座的会议代表。毛泽东坐在他旁边，用不着看，他也知道那个天生的叛逆者该是副什么样的志得意满。开会前听到有人问候他，博古才知道这两天毛泽东感冒了，可打量一下他炯炯的目光和精力充沛的精神头，哪像什么带病之人啊！还有周恩来，仍然是那副不动声色的干练沉稳，心机颇重。陈云是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政治局委员，刘少奇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青年团中央书记凯丰也是候补委员，哦，还有那个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再加上保卫局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除了这几位，其他不都是虎视眈眈的军方人员？就连候补委员邓小平也和红军有着很深的渊源，更不用说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德、总参谋部刘伯承，总政治部王稼祥、李富春，还有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那些军团首长了。这些人中，谁能为他博古说话？
唯一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共党内没有任何职务，充其量只能算是列席会议。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有几分胜算可言？
忐忑不安的博古，开始了他做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主报告。
这份报告的讲稿，是他精心准备了的。自从猴场会议之后，毛泽东他们几个锋芒毕露，步步紧逼，大有清算旧账之势，还提出到达遵义后要相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着对党中央负责任的态度，他从乌江南岸开始，就开始为这份“主报告”打腹稿了。进了遵义城，博古更是顾不上出去逛逛，欣赏一下黔北重镇，而是关在门里起草这份报告。只是在前天，他觉得实在太累了，又听到对面教堂里有红军队伍喊口令的声音，才信步走进住处对面那座宽大的教堂看了看。那是一座罗马天主教堂，与俄罗斯那些东正教堂不同，充满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无论外部建筑还是内部装饰，绚丽夺目，简洁明快，可惜的是教堂里驻扎了红军各单位，尤甚是红军野战医院将那里做成了一个手术室和大病房，乙醚的气味与圣父、圣子、圣灵的精神光环一同无所不在，缺的是祈祷的呢喃，多的是伤员们痛苦的呻吟……红军还把大教堂做为集会或开会的公共场所。那天的红军聚会，是因为朱德总司令在教堂发表演说，纪念被害的德国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博古驻足听了几分钟，已显出几分老迈的老军人朱德，显然在念着一份别人替他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而非即兴演说，这让博古很快失去了兴趣。他扭头走开的时候还在想，这个演讲的题目，若是请李德同志来讲一讲，倒是再恰当不过了。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话题难以启口，但失败的理由却并不难找。博古几天闭门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可以从国际到国内的局势说起，毕竟中央苏区面对的是国民党中央政权巨大的军事压力，敌军百万之众，如泰山压顶，红军虽败，败也得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博古说着说着，竟然先把自己就感动了。他觉得，一件事情也许不看你怎么做，而是看你怎么说。巧令簧舌，伶牙俐齿，并非无用之物，一舌可敌百万兵，哪有“浑身是嘴都说不清”的道理？
说不清，只能说那浑身上下的不是嘴，只是一些淌血的伤口。
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特别是理论修养极强的共产党人，必须为捍卫真理和组织原则而时刻准备战斗，否则，你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战斗者何其快乐啊，这是他在四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培养出来的奋斗精神，也正是王明同志格外器重他的理由之一。
现在，他为其战斗的，并非仅仅是自己。
博古甚至觉得，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是中央红军，而并非他这个党内的总负责。
五
[ 1 ] [ 2 ] [ 4 ] [ 5 ] 当天会议结束，已是次日凌晨了。与会者临出门前，系好衣扣，戴好帽子，以抵御黔北冬夜的严寒，他们带着不同的兴奋或者不安，返回各自的住处，都说天亮前还能睡个五更觉。小鬼们进来灭掉炭火，又弄熄了头顶那盏吊灯。一切都复于平静，只有凌乱的椅子在等待着明天的重新开始。
毛泽东站在楼梯口，并没有急于离去，他请同住在一起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先回去，说自己留下来再找恩来说点事。他看上去神情并未像其他人那般疲惫，也没有那般亢奋，平静中反倒渗出几分忧虑，既不是来自于刚刚结束的会场上的争论，也不是那些愈发严重的敌情通报。什么原因呢？他一时也说不上来，需要好好梳理一下思路。
周恩来站在楼梯口，送走了除住在柏公馆外其他住处的最后一位客人，才回到毛泽东身边。他默默地伫立在一旁，等待着毛泽东开口。晚间会上，博古做完主报告后，他紧接着做了一个“副报告”，除深入剖析了“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指挥中犯过的错误，还深刻作出了检讨，请求中央处分。周恩来发言时，同志们停止了交头接耳，分明听得很认真，这令他感到心中愈发沉痛。
一阵清冷的寒风刮过，飒飒声在提醒着夜已深沉。
“恩来呀，这里你是主人，总不好让我这客人陪你在这站到天亮吧？”毛泽东说。
周恩来于黑暗中轻轻笑了笑，毛泽东恢复了的惯常玩笑口吻，分明令他顿觉几分轻松。他引路，两人来到了军委一局的值班室。隔壁一个房间不大，临时堆放着一些文件箱，有的甚至没有拆开，随时准备上了马背就出发。警卫员从值班室提来一盏备用马灯，又点起了盆炭火，小小的房间内，很快融起阵阵暖意。
会议快要结束时，周恩来约毛泽东留步，说要跟他谈谈。然而此时坐定，只剩下二人面对面时，周恩来却不知如何开口。
此时，夜静如水。面对毛泽东，周恩来多少有点紧张。不错，是紧张。
除了那些军事将领外，在党内诸多领导人中，周恩来始终认为毛泽东是个相当独特的人。他来自农村，这本无稀奇，党内其他来自农村殷实人家的还大有人在。读书发奋，发奋读书，然后走出农村广袤田野，进入大都市学文学武，最后留学欧洲，或者进入红色圣城莫斯科深造，这几乎成了多数来自富有人家的党内高级干部走过的必由之路。可是毛泽东不然，这个来自湖南韶山冲的小康人家的“怪人”，接触马克思主义不能算早，亦不一定算是精熟，至少他不肯像其他人那样出国学习深造，而是固守在中国乡村，就像一棵热恋熟土的扎根树一样固执，不信“树挪死”，不信“人挪活”。他那近似于偏执的乡村情结，令他在诸多的党内会议上往往与旁人的见解格格不入。他对中国的事情，特别是中国广大乡村的那些事情烂熟于心，可以说对于中国农村的熟知程度，党内无人可比。这导致了他遇事不落俗套的性格。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向共产党人挥舞起屠刀，中央政治局在汉口紧急召开了“八七会议”，正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党确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毛泽东还主动要求回到农村，开展农运，并最终领导了秋收暴动。秋收暴动的部队和南昌暴动的部队，成为中央红军的骨干队伍。
还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周恩来就对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给予了高度关注。实践证明，正是那块宝贵的苏区根据地，后来成为党中央在上海站不住后的落脚点。只可惜短短几年时间还是被李德、博古等人给葬送了。彭德怀怎么痛骂李德的？“崽卖爷田”，不屑子孙啊，骂得很有道理嘛。
说到李德、博古，会上同志们狠批的“三人团”错误军事指挥，自己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尽管自己在副报告中做了沉痛的检讨，同志们似乎也原谅了自己，但周恩来却无法原谅自己。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自己不仅参与了五次反“围剿”中那些重大的、错误的战役决策，还亲手制定了中央和中央红军西征转移的详尽计划。李德在会上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不无道理，他毕竟只是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将其奉为“太上皇”，令其养尊处优，对其惟命是从，从而酿成了大错！现在，一古脑地把责任全推到李德身上是不公平的。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自己的检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才尽可能实事求是做出的。
周恩来要找毛泽东个别谈谈，当然不是为了再一次检讨自己。
对于毛泽东，周恩来一直怀有某种深深的的愧疚。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泽东受到王明等人迫害，被解除了党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仅仅一个月后，由上海来到瑞金接替了这一职务的正是周恩来；第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同样又是周恩来取而代之。或许党内惟有周恩来，远比别人更了解毛泽东有多么看重“总政委”那个职务！至此，毛泽东重要的党、军职务被一一剥夺，只剩下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个空职，改去做些他最不擅长、也最不愿意做的琐碎具体的事情。周恩来愧疚的，并非是自己参与过博古、李德或者别的什么人“整”过毛泽东，不，他从不曾整过什么人，更不用说在中央苏区德高望重的毛泽东了。但他必须承认，他没有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影响阻止过那些人迫害毛泽东――至少没有成功地阻止过，这才是他最为懊悔的。
从通道、黎平和猴场的三个会议上，全党全军的同志都迎来了一个重新认识毛泽东的过程。而这对他周恩来来说，尤为重要。今天，到了遵义，周恩来不得不尴尬地回忆起，实际上从宁都会议过后，自己从未主动地找毛泽东谈过话，征求过他的意见。包括五次反“围剿”、毛泽东一次次向“三人团”提出建议，都被弃之脑后，包括西征转移这样大的事，也把他蒙在鼓里……看起来自己的组织原则似乎中规中矩，殊不知如此对党和同志不负责的态度，正是党性的大问题啊！
哦，宁都会议！哦，总政委！这险些成了自己和毛泽东的分水岭！记得在宁都，心灰意冷的毛泽东离开时，自己曾骑马送了他很大一段路，尽管两人并未再往深处交谈，是不是心照不宣亦很难说，但两颗心跳动的节律是完全一样的。双人双马，默默无语，惟有得得的马蹄踏碎了路边的寒露。后来还是毛泽东勒马跳下来，缓缓说道：“恩来，请打马回转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后会有期吧。”跟着跳下马背的周恩来当时心里也很难受，却又决然不肯超越组织原则说任何违背组织纪律的话，只能深情地说：“毛泽东同志，你安心养病，等恢复了健康，再回到红军来工作。”
这话淡得，就连今天想起来都足以令人脸红。
那往后一段时间，自觉愧疚的周恩来在公开场合时常自称为红一方面军的“代理政委”，他并非自谦，也并非为了安慰毛泽东的旧将们，而是他真心希望身体痊愈的毛泽东能回到红军来，恢复总政委这一他十分喜爱的职务。有些日子，周恩来甚至仍然把红军的重要文件送给毛泽东看，考虑到毛泽东的心情，还细心地在上面签上“如有便请阅”的字样。那些日子，他能做到的，似乎也只有这些了。在“三人团”中，周恩来始终感觉不到权力带来的畅快，他的很多意见和建议，都因为一对两票的绝对少数，而被博古和李德否决了。相反，带给他的只有无尽的苦恼。在黎平那天晚上，周恩来终于同李德彻底吵翻了，他极为罕见地大动肝火，拍了桌子。与其说那是一次积蓄已久的发作，不如说是一次彻底的幡然醒悟：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干！休得指望洋人充当摩西的角色，能带领我们走出苦海。时至今日再想想看，如果当初第五次反“围剿”按照毛泽东的那套战法，红军不至于输得满盘皆光，至少今天的会议上许多同志的发言说明了这一点……
“恩来，你找我来，打算叫我陪你坐到天亮？”
毛泽东并无怨意的话，打断了周恩来的沉思。
[ 1 ] [ 2 ] [ 3 ] [ 5 ] “哦，泽东同志，有很多话，我一下想不起来从何说起。”
周恩来歉意地笑笑。
“能给我一支烟么？”
“哈哈，恩来抽烟，事必关天。”毛泽东的郁闷反而一扫而光，他爽快地送上一支烟，并为周恩来点上火，似乎很为他们又找到一个共同点而欣悦。
“恩来呀，你该不会为会上同志们关于责任的结论而自扰吧？”
“那还不至于，我既然做了检讨，又怎么能拒绝同志们的批评？”周恩来坦坦荡荡。
会上，同志们一致认定，“三人团”军事领导错误的是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而李德、博古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恩来呀，你莫发愁。你还记得我在黎平政治局开会前对你说过那句话吧？”
“你说，‘你恩来可要预备一个贵州的人背篓，一个人把意见背回去，莫指望旁人帮你分担什么’。”
“好记性，说明你听进去了，这些天来也认真想过了。你周恩来有错误，同志们对你有怨气，这怪不得旁人，谁让你在‘三人团’中呢？三分之一啊，说你没错误，神鬼也不信啊！但你的错误和那二位截然不同，有着本质区别，这一点，同志们分得很清楚。”
周恩来明亮的眸子中，有星光闪耀。
“我谢谢同志们……”
“你今天的副报告，讲得很好，这有助于帮助同志们弄清是非，也表明你很坚定地和那两个人划清了界线，要和真理站在一起，和全党绝大多数同志们站在一起。别人不论，我毛泽东对你的态度十分敬佩。”
毛泽东像个老学究一样，双手抱拳，竟然朝周恩来作了个揖。
周恩来顿时感觉到心头的重压减轻了不少。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毛泽东忽然又神情一黯。“我们党和红军走到了今天这个危险四伏的地步，怪不得蒋介石兵多将广，有着全国政权，只能说我们自己没把事情办好。试问，恩来呀，如果政治局不在遵义召开这次扩大会，还怎么得了？”
“也不敢指望一次会议就把所有问题全解决了，”周恩来点点头。“但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除了澄清思想认识外，这次还要着重解决中央和红军的组织领导问题。”
“对，这个问题不解决，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会议等于白开。”
“泽东同志，关于组织领导，你有什么想法？”
“我本人没有任何想法。”毛泽东一口回答了周恩来的探问。“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跟着真理走，这是使命！时间和实践会证明所有的真理。我就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只会在面包袖子里发酵，就不会在糙米饭里生根发芽？……唔，恩来，再来一支。”
“不抽了，偶尔为之，浅尝辄止。”周恩来摆手，拒绝了毛泽东递来的香烟。
“你要不抽，我也不抽了，所谓舍命陪君子嘛。”毛泽东收起了烟。
“回去睡一会吧，泽东同志，我听你嗓子有点哑，告诉小鬼们，炭火烧得旺一点嘛。”
“你也要保重呀，恩来。对了，邓颖超同志的身体康复得怎么样？在遵义条件好了，抓药也方便，可以找大夫看一看嘛。”
“谢谢主席关心，我会转告小超的。也请贺子珍同志多保重，她身孕在身，理应受到更好的照顾……”
毛泽东挥挥手道：“恩来呀，你我之间就不要这么客套了，否则就生分了。”
“对，还是睡上几个小时吧，但愿能做个好梦。”
周恩来心中一阵轻松，率先起身，轻轻为毛泽东推开了那扇紧闭的门。
【责任编辑 王永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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